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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黄金、美元与权力: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1958~1971)[美]弗朗西斯·加文著严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月第2版本书是一部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货币关系演变的著作。作者利用美国和欧洲近年来解密的档案资料,重新诠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原因。本书指出,以往认为尼克松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葬送者的观点有失偏颇。实际上,从1958年末大多数西欧国     

货币的政治逻辑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

货币不仅仅只是市场交易的媒介,更是一种权力,它不仅对社会财富具有分配效应,同时也能够为货币发行者直接带来财富,货币从产生到被普遍接受与国家权力密不可分,这就是货币的政治逻辑。货币的权力特征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往往不能遵循以效率为原则的市场逻辑,而是充满着国家间的博弈和斗争。美元在崛起的过程中并不仅仅依赖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也是美国政府积极运作的结果。美元所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欧元和人民币的竞争,更在于美国的传统盟友欧盟国家和日本能否在今后一如既往地支持美元,以及美国能否获得以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货币问题上的合作。     

货币的性质与人民币的未来选择——兼论亚洲货币合作

不同于主流经济学从市场的角度看待货币,认为货币是交易媒介,其对真实经济的影响是中性的观点,本文从货币作为计价单位的属性出发,指出货币具有国家和权力的特征,它反映建立在国家权威基础上的社会信用关系.货币是真实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国际货币体系并非一个中性的体系.货币是国家财富的直接创遣者.拥有国际货币地位不仅能为货币发行国带来现实的铸币税和金融服务收入,更为重要的是,它使货币发行国享有影响别国的货币政策的主动权,并得以主导国际上货币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从而长期影响别国的经济发展.此外,拥有国际货币地位还为货币发行国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便利,从而有利于维护和巩固一个倾向于货币发行国利益的国际金融体系.大国谋求不断扩大本国的货币漉通域,并竭力排斥别的国家竞争和取代自己的位置.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关系史同时也是一部货币主权的斗争和变迁史.本文认为,中国迫切需要建立起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国际地位,以维护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就目前来看,中国尚不具备走人民币直接国际化的条件,而选择符合亚洲共同利益的区域货币合作路线更具有现实意义.     

欧洲货币体系: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可能的模式

欧洲货币体系是欧洲共同体在国际金融领域进行联合干预的有力工具。欧洲货币体系形似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实质不同;它形似1972年4月的“蛇”,而实质不同;它形似特别提款权,而实质不同。事实证明,欧洲货币体系运转情况良好,它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第一,新体系赢得了成员国通货汇率的相对稳定性;第二,欧洲货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成员国经济的内部稳定;第三,欧洲货币单位的私人运用育着飞速的发展。欧洲货币体系最大的缺陷乃是使那些没有参加欧洲货体系汇率机制的成员国货币补偿金额的计算变得更为困难。我们认为英国参加新体系汇率机制的时机已经成熟。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和运行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无疑是一个成功的经验。我们认为,《单一欧洲文件》的草拟、通过、和批准将大大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进展。而实现这一文件则要求加强欧洲货币体系。欧洲货币体系正处于自我完善的过程之中,而且很合适作为末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可能的模式。我仍然坚持我以前所作的结论;“尽管道路不管平坦,欧洲货币体系将是大育发展前途的。”     

后起国如何制衡金融霸权——基于国际金融权力指数构建的新探索

对于后起国如何制衡金融霸权,来自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启示是,外部合作制衡与内部增强自身国际金融权力是变革国际金融权力体系的两种路径。基于对国际金融权力论、国际货币权力论的回顾与思考,本文提出了修正后的国际货币权力论,并对国际金融权力体系进行了原创性量化分析。1995-2016年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金融权力指数表明,美国衰落与新兴经济体崛起这一认识并不准确,国际金融权力结构一直为单极,体系竞争性经历了近似于中-低-中水平的转变。在国际金融权力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后起国唯有采取合作策略才有望达到制衡美国金融霸权的实力门槛。实证分析发现,"工业型"国家在发展国际金融权力上更为成功,而"金融型"国家的效果并不显著,工业竞争力与国际金融权力呈现非线性(倒U型)关系;对金融权力失败国而言,"金融型"路径的效果似乎更优。总之,合作策略与适当的"工业型"路径才是后起国制衡美国金融霸权的最佳选择。     

欧洲经货联盟与欧元区货币权力结构的失衡

欧洲经货联盟(EMU)和欧元的引入对欧元区不同类型成员国货币权力具有不同的影响,EMU的宏观经济治理机制及其货币升值倾向为以德国为代表的"协调的市场经济国家"提供了更多的货币权力,同时却限制了PIGS等"混合市场经济国家"的政策空间,并在汇率决策和国际收支平衡管理两个层面强化了欧元区内部货币权力的不均衡。欧元区货币权力结构的失衡也与区内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有关。     

基于“贸易型经济”的日元汇率长期走势原因分析

日本是当代世界经济三大体系之一,日元也同美元、欧元共同构成了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三个主要货币,它的变动情况,不仅对日本,而且对其他国家经济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日元汇率发生了很大变动,打破了保持了20多年的“固定汇率制”。本文以20年来的日元汇率变动趋势为基础,从日本长期实行的“贸易立国”政策和发展“贸易型经济”的角度,剖析了日元长期升值的根本原因。一、1984年以来日元汇率的变动情况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日本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保持了20多年的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汇率水平开始…     

国际政治的关系网络理论:一项新的分析框架

社会学的关系主义范式主张以关系为核心,强调超越传统的以行为体属性为核心变量的分析范式,以及以观念数据为核心的理想类型分析;它在行动者-结构问题上主张用嵌入性视角对两者进行调和。这种新的思维和方法对重新思考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权力分散、流动及多变趋势具有重要启发。本文在梳理和评析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抽取关系、网络、结构三大要素,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此建构关系网络理论框架。该框架坚持折中的结构观,以关系为基本分析单元,对国际政治权力、关系、网络结构进行了量化分析。关系网络理论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日益网格化的世界,也突显了国际关系演进的重要趋势———世界政治体系的发展。     

前苏联国家货币的可兑换性及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原本单一的“卢布空间”被一个新的独联体国家货币体系所代替,大多数国家都引进了本国货币,并且在其可兑换性方面有一些独特之处。研究这些货币的可兑换性,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国家的货币关系,而且对于我国的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有一定参考价值。     

国际货币权力的历史经验与"第三世界货币区"的可能性

通过对已有货币国际化历史进程的回顾与分析,本文总结了国际货币权力更迭的一般规律,并得出人民币国际化有必要夯实区域基础等基本结论。研究发现,除亚洲之外,非洲、拉美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在贸易投资等方面有紧密的联系,甚至存在对中国的不对称依赖。这些区域均具备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器物基础和一定的制度基础,人民币区域化的视野应当超越亚洲一隅,兼具亚洲特色和世界器局。最后,本文提出并初步论述了指向第三世界货币区的人民币区域化路线图。     

亚洲金融危机与日元国际化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处在一种“无制度的制度”之中,特别是亚洲各国和地区的货币制度,在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中缺乏自律,导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众所周知,这场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场货币危机。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日本东京大学河合正玄教授指出的,亚洲各国采用的“事实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这场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加速日元国际化,促进亚洲货币合作被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更加严肃、紧迫地摆在亚洲人民面前。     

权力转移与战争:国际体系、国家模式与中国崛起

权力转移理论是解释大国冲突和战争的重要理论范式,但它没有说明国家希望从国际体系中获得什么(国家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导致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因此,该理论在逻辑推导和经验事实上存在矛盾。在现代国际体系的作用下,产生了三种不同模式的国家。国家模武的不同决定了国家目标和行为方式之间的差异与冲突,这是导致权力转移与战争存在紧密联系的根本原因。国家模式、国际结构和互动决定了战争爆发与否。文章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其国家模式的变化,且从目前的国际结构和中美互动来看,由中国的权力转移引发中美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中美需要注意国际体系发生病变、国际结构变迁、战略互疑、意识形态和第三方等诸多因素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机制性缺陷

国际货币体系的机制性缺陷也是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分析国际货币体系的机制性缺陷是解读金融危机的重要方面.本文在分析国际货币体系机制性缺陷的基础上,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出了一些尝试的建议.     

美国的世界秩序观与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1900-1945)(Ⅰ)

本文从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入手,通过考察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尝试为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建立一个多国的、宏观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美国从世纪之交就开始谋求在东亚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权力政治的新的国际秩序,这是美国从建国之初就萌生的改造国际秩序思想的延续;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是美国不断推行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美国新的国际秩序思想集中体现在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上;从30年代初直至二战结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可以被视为美国捍卫、中国认同、日本挑战华盛顿体系的过程;战后初期美国试图建立的东亚国际秩序不过是华盛顿体系的修正版;华盛顿体系并非仅仅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相反在很多方面有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美国的世界秩序观与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1900-1945)(Ⅱ)

本文从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入手,通过考察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尝试为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建立一个多国的、宏观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美国从世纪之交就开始谋求在东亚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权力政治的新的国际秩序,这是美国从建国之初就萌生的改造国际秩序思想的延续;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是美国不断推行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美国新的国际秩序思想集中体现在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上;从30年代初直至二战结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可以被视为美国捍卫、中国认同、日本挑战华盛顿体系的过程;战后初期美国试图建立的东亚国际秩序不过是华盛顿体系的修正版;华盛顿体系并非仅仅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相反在很多方面有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建设中国货币市场基金的构想

货币市场基金在我国的基金市场理论中还是一个鲜为提及的领域，但从中国的利率政策、资本结构现状以及国人的中庸投资理念来看，货币市场基金在我国却存在着巨大的投资需求潜力。本文在分析美国货币市场基金的生存、发展、演变特点的基础上提出货币基金在中国成长的可能性，同时提出在中国建设货币市场基金的初步构想。     

对冲地缘政治风险：跨国公司战略联盟与俄欧天然气政治

本文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商务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将战略联盟作为独立分析单位引入跨国公司与地缘政治的互动分析之中,考察商业利益影响地缘政治的机制与逻辑。跨国公司利用战略联盟这一有效制度安排,将国家行为引致的地缘政治风险锁定在可控范围之内。为实现上述目的,本文还进一步构建了"战略联盟—地缘政治"二元分析框架,从理论上概括了四种不同类型的互动模式,并以北溪管道财团、南溪管道财团和纳布科管道财团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与检验。研究发现,市场权力和联盟结构是决定战略联盟对冲地缘政治风险的核心因素。就二者互动关系而言,市场占有率和公司规模不仅影响跨国公司的市场权力,而且决定其主导联盟伙伴关系的能力;联盟结构的不同类型反过来也会影响战略联盟利用市场权力对冲风险的结果。本文构建的"战略联盟—地缘政治"二元分析框架为考察俄欧天然气政治演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为中国能源企业海外经营时如何规避地缘政治风险提供了有益启示。     

从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看中国安全观的变化

国家安全观是国家与国际体系互动的核心内容。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决定了国家安全观念的内容、性质和特点,同时国家安全观念也会对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产生重大影响。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从体系外国家到积极融入、负责任的体系内大国的曲折变化过程;而中国的安全观也由传统安全观发展到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     

中日东亚货币合作——国际关系视角的分析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与美元霸权是东亚货币合作的大背景,在这一背景下,东亚货币合作有着更深刻的国际利益分配的潜在内涵,而不只是单纯的区域货币合作问题.美、日、中三方的利益关切共同推动和影响着东亚货币合作的进程.日元和人民币都不具备独立作为东亚主导货币的条件,东亚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货币合作的政治基础比较薄弱等现实条件,促使合作成为中日双方的最佳选择,其中,中日双方政治互信的改善对东亚货币合作尤为重要.     

制度变革与政策选择——基于国际公共资源分配问题的理论分析

近年来,大量出现的国际组织及其相关协议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与国际制度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国际制度种类繁多,其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方式也多种多样。文章认为,国际制度关于分配结构的变革影响了国家的政策选择。分配结构可以分为追求效率的市场型分配结构和公平优先的权威型分配结构。市场型的分配结构决定了国家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和偏好最大程度地获取权力与资源的收益,权威型的分配结构则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等政治权威对权力与资源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和调节。在给定的国家偏好下,制度分配结构的变革改变了国家的收益,进而决定了国家行为体不同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