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背景下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形态

宗教信仰自由是人类杰出的制度创新,它结束了人类历史上的宗教迫害。在法治社会中,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形态呈现为：既受法律的保护,又受相应的限制。在反恐的过程中,基于自由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带宗教色彩的恐怖主义的特点,应当在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础上,对宗教活动自由做进一步的合法限制,从而打击带宗教色彩的恐怖主义活动,保障国家、社会以及普通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论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观念变革与制度完善

宗教信仰自由的变革表现为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宗教问题引发的冲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中国传统宗教观的正向价值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制度等。制定专门的《宗教法》或者《宗教信仰自由法》,提高宗教法律位阶,应确立政教分离原则,修改现有法律中有关宗教信仰自由不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条款,完善配套法规,建构和完善侵犯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法律责任体系。     

政绩存在的“权力—权利”分析

政绩是官员的本职贡献。政绩的存在证实施政人员权力行为的效果,即官员执掌国家权力、正确施政所取得的良好工作结果;证实受政人员权利行为的实现,即民众享有法定权利、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合法诉求正当利益并将其充实进官员的正确施政所带来的正面行为效应;证实行使权力施政与行使权利受政的良性互动,即官民协力获取正当利益、共同满足合法的整体需要与个体需要。在官那里,权力的价值得到政绩体现;在民那里,权利的价值经过政绩得到利益实现。促进政绩成立、维持政绩长效的关键是形成正当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权力—权利"一体化。     

权利实现之一种——试析“耶和华见证人”信仰权的实现

对权利的界定众说纷纭，而关键在于权利的实现。权利实现有两个层面：由应然权利到法定权利和由法定权利到实然权利。在权利实现过程中，不能只注重权利的法定化，还要重视法定权利的落实。考察“耶和华见证人”教派宗教信仰权的实现给我们很多启示。在第一个层面上，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权利实现的标准；在第二个层面上，可以考虑以法院的司法认定作为权利实现的标准。而实现权利的一个重要路径是促进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摆脱无谓的口舌之争，以促进科技发展来真正实现我们的权利。     

新社会阶层人士视野中的社团法理思考

在"市民社会、团体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三元社会结构中,使社团组织可以成为市民社会的代言人,成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缓冲带,既有利于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实施,也有利于社会民众权利诉求的释放,以私权利制约公权力,维护民众的合法利益,从而有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数字弱势群体”的成因及其权利保障

"数字弱势群体"是指在数字社会中,由于在经济能力、社会地位、自身能力等方面的差别,被边缘化和易受到伤害的群体。该群体的形成是技术发展、网络空间和社会结构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对其权利加以保障,也是构建未来智慧社会的必要环节。应当树立"数字人权"的价值理念,坚持"实质平等"的原则,从法治保障、社会责任等多方面保护"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     

当代中国的“私人信仰”陷阱

中国宗教传统中公私界限的模糊混淆,导致了国家权力秩序与宗教信仰的复杂关系。中国人的"私人"信仰是一种既基于宗教却又不完全基于宗教的信仰方式,十分独特而又难以把握。中国社会中公共信仰与私人信仰的彼此分别,促使其神圣资源分配原则在公共权力、社会与私人之间形成一种三角变量关系,而公共信仰及其对权力秩序的制度依赖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其中的主要变量。因而,当人们只信任自己、不相信私人之外的存在的时候,就会最终导致信仰如何被信任的危机。要走出陷阱,就要促使私人信仰方式逐渐获得现代社会认可、理解的交往结构及其行动逻辑,为此,必须兼顾宗教信徒和国家公民的双重身份。这对于保障私人信仰及其权利、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坚持宗教发展中国化方向均有重要作用。     

论华夏传统民俗文化中“龙情结”崇奉的生命情韵

华夏民族文化演绎的“龙情结”是远古先民在同自然环境作斗争过程中寄托民众意愿的图腾崇拜，是先祖在生命精神需求和原始宗教信仰上的一种信念寄托。故而华夏龙文化广泛渗透在国人生活民俗的诸多领域且观照着中国历代社会的政治、文化苑囿而富含意味隽永的审美情韵。     

权利意识与文化基因：一个变迁历程的考察

文化基因是影响国民权利意识强弱的深层因素。中华文化基因以儒家文明为内核,具有鲜明的重义轻利的价值导向,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传统社会国民的权利意识淡薄。进入近现代后,传统文化基因相继遭受了四波重大冲击,这使得民众得以摆脱传统文化束缚,权利意识因此得到明显增强,但部分民众也出现了权利意识的异化问题。在新时代,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基因,积极构建符合国情的"义利兼具"的新型权利观。     

论认真对待公民表达权问题——以“彭水诗案”和“厦门PX事件”为例

表达权是依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其实质是社会大众之表达问题.维护和保障公民表达权,对于提高民众的权利意识、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意义.民众和政府应积极联动,认真对待公民表达权.新形势下,积极引导公众参与政府决策是认真对待公民表达权的有益探索和理性选择.     

和谐社会视阈下农村宗教信仰与党的执政基础关系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民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然而物质的富足并未带来精神的充实,我国宗教信仰人数快速增长,尤其在农村地区,信教民众增速惊人。宗教信仰人士快速增长,折射出许多社会问题,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有社会转型使人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迷失了方向;基层组织控制力的下降;社会保障体系制度的不完善以及人们精神生活上的匮乏,这都造成了人们投向宗教寻求解脱。而宗教信仰的大范围扩张,对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不仅削弱了农村基层组织的社会权威、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而且由于宗教矛盾引发社会群体性事件,因此,正确引导农村群众的宗教信仰,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道德权利诉求中的司法克制主义——以浙江温岭“虐童事件”为分析背景

在浙江温岭的"虐童事件"中,针对肇事者颜某侵犯幼童道德权利的虐童行为,一种主张"重判"颜某的司法舆论成了该事件中的倾向性舆论。在权利社会中,道德权利是一种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权利形态。在道德权利的"法律化"过程中,我们要警惕道德权利"泛法律化"现象的出现。在司法实践层面,针对道德权利诉求,司法应该保持一种"克制"姿态。在社会纠纷解决的机制层面,对道德权利的实现和保障迫切地需要建构相关的道德权利纠纷解决机制。而在司法与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层面,面对社会舆论当中的道德权利诉求,中国司法要防止陷入到"从‘司法舆论’到‘舆论司法’"的逻辑怪圈当中。     

论“花钱买刑”和解困境的消解

"花钱买刑"的质疑始终是困扰和制约我国刑事和解制度良性发展一大难题。事实上,受害人理当具有因接受加害人经济赔偿而与之达成和解的诉讼权利,与其说民众对"花钱买刑"产生质疑,毋宁说是对因"花钱"而使和解程序异化与和滥用的质疑。为防范"花钱买刑"式和解滥用或异化,必须对和解争议案件设置有效的监督程序,完善量刑规范化建设,同时兼采用多元化的和解形式,共同消解公众对"花钱买刑"的质疑与担忧。     

将“左、右”的概念正式引入政治学的尝试

"左"、"右"这一概念是经常被使用但迄今在学理上并未被加以严格界定的概念。为了使这一概念在今后的研究中具有更好的应用前景,有必要对其加以深入理析。精英主义理论的核心是社会中永远存在多数"普通民众"与少数"社会精英"之间的对立。以此为基础,"左"的核心特征是代表社会中的多数普通民众、"右"的核心特征是代表少数社会精英。在实践中,只要分清某种主张或组织代表上述二者中的哪一方,就能分清该主张或组织在实质上属于"左"还是"右"。     

“强国”与“新民”:中国情境中的国家-社会议题

本文主张将国家与社会的议题置于中国百年来的近代史发展视野当中,研究国家力量增强和社会活力激发这两个进程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内在张力,而不是仅仅将国家与社会视为业已形成的两个实体。建设现代国家与激发民众活力的过程,包括了在实践中密不可分、彼此支撑的三个方面:塑造民众的身份认同,以这种身份认同来勾连国家与民众;调整社会的组织体系,以此促进国家动员能力,建立社会激励体系;确立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主导策略和手段,以此解决社会治理问题。本研究从以上三个方面认真梳理了中国近代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在建设现代国家与激发民众活力的曲折进程中展现出来的逻辑脉络。     

霍布豪斯的“社会和谐”思想述评

霍布豪斯的"社会和谐"思想是特定时代的历史产物,并对当时的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其"社会和谐"思想强调善与和谐密不可分,社会和谐基于人们共同的理想,承认差异、鼓励个性发展,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是和谐生活的条件。霍布豪斯的"社会和谐"思想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西方福利国家的政治实践,并被历史证明具有一定理论与现实意义,霍布豪斯"社会和谐"思想的许多要素对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     

微分方程视域下的民族主义“共振”效应

民族主义可以转移民众视线,刺激过于消沉的社会情绪以减轻执政者面临的社会压力。过于亢奋的民族主义情绪则会导致执政者无法满足民众的相关要求以至于影响执政合法性。利用民族主义以缓解社会矛盾的执政者必然试图将社会情绪控制在合理范围。按照数学建模和解微分方程的方法可以看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民族主义情绪会围绕正常值上下波动,但在一个与外界互动的状态中,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可能发生"共振",导致社会情绪明显趋于极端化。     

从闽南语歌曲看台湾人的“悲情意识”

台湾社会的特殊历史发展轨迹造就了台湾人独特的心理性格之一——"悲情意识"。由于历史与政治的原因台湾至今仍与祖国大陆分离,造成两岸之间隔海相望,民众缺乏交流,产生一定的隔阂,而音乐是时代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真实写照,往往具有时代的烙印,闽南语歌曲作为台湾社会广为接受并传唱的流行音乐,透过不同时代的闽南语歌曲,从其悲凉伤感的曲调和字里行间透着哀怨凄美的歌词中深刻地感受台湾人心中所流露出的悲情意识,有助于祖国大陆民众增强对台湾同胞的了解与理解。     

“9·11”后欧盟成员国遭遇恐怖主义的演进及现状

“9·11”事件后，欧盟由于地缘特点，受移民政策、难民危机、科技发展、地区社会文化和民众权利意识等影响，恐怖主义威胁事件频发。恐怖袭击呈现出显著的跨国性、恐怖分子本土化和青年化、恐袭目标日益平民化和多样化、“外籍战士”回流现象凸显等新特点。     

“感性世界”的挑战

近代欧洲哲学继续"文艺复兴"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想的突破,确立"感觉经验"的"权利"。而为使这个"权利"不流于一时之"思潮"又"重新"被"神学""窒息",哲学家为"建构"一个"感觉经验世界"的"科学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培根开始,建立了一整套"新"的"知识论"体系,使"理性-知性"为"自然""立法"有一个"哲学理论"的支持;霍布斯-洛克将这个经验主义哲学精神贯彻到"社会-国家"问题中去,在社会层面,推广了"理性"为"社会-自然""立法"的工作;而在法国,卢梭则在"社会"问题上,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思路,开启了"理性"为"自由""立法"的"程序","等待"以后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