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途径的社会治理

如何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不仅仅在于治理与管理的语义差别。理解国家治理是理解社会治理及其发展走向的前提,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取向为社会治理的推进路径奠定了基础。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取向是民主化制度安排和法律法规安排,需要解决制度、法律、法规之间的合理关系。构建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合理路径,需要解决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行为关系。     

“治理国家”:现阶段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关键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35年之后的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执政党的转型和国家未来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转折性的意义,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这样的重大转折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社会全面和深入转型的需要,一方面,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提出有着历史、经济、社会和执政党哲学认识方面的深刻背景;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后现代化国家中的国家治理问题与西方先现代化国家的治理有着明显的重要的区别:在现阶段的中国,所谓国家治理问题与西方国家是完全不同的——特殊的发展方式积累起来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以及独特的政治制度促成了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必须注意到,目前中国的国家治理问题的关键应该是"治理国家",也就是进行深入的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基本制度的建设。     

治理结构中的全球公民社会与国家

治理与全球治理是全球公民社会发展壮大的产物,更是国家变革,主动调整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结果。在当前,全球治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更受欢迎的理论分析框架。全球治理不仅指称国家公共管理在全球领域的延伸,而且包容了从地方、国家到区域和全球的多层次多中心的复合治理网络,其内涵在于主张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合作、谈判与协调,共同处理公共事务,增进公共利益,是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在全球化形势下的重构。虽然全球治理必然意味着全球公民社会在公共事务的处理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这并不等于将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置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可以说,国家既然是全球治理的推进者,它同样能够在全球治理的发展进程中保留应有的权力,尤其是发挥"元治理"的作用,从而使全球治理的"政府治理"与"没有政府的治理"的双重特性得以真正体现。     

从“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全而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次全会的最大亮点，是第一次用“治理”取代“管理”，成为党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执政理念。     

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由此社会治理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国家与社会作为两个重要的历史范畴,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探讨治理现代化问题,对于全面推进我国社会各领域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以及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从国家治理走向社会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治国理政的科学论断,作为一个全新的政治概念,它不是西方治理思想的产物,而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来源于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将经历从统一到异化和对立再到统一的否定之否定运动过程,与此相对应,国家职能将从以政治职能为主转变为以社会职能为主。要实现从国家治理走向社会治理,既要站在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理想高度,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原则。现阶段要重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制度现代化和国家法治化,破除"官本位"意识,提高治理者水平。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胜利,正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当前,需要从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完善国家行政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健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和路径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观察和研究社会治理的重要视角。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单一主体管治、以政代社管理和政社互动治理三个阶段,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面对当前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局面,只有正确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逻辑规律,才能准确定位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和责权,从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良性互动,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思路与启示。     

国家抵御风险机制建设的复合治理研究

国家自身的治理和国家对社会的治理,从理论上分析,属于国家抵御风险机制建设的内部环境(加强国家自身的组织管理)和外部环境(加强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和领导)的改善问题。加强对国家和社会的复合治理,创造优良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是增强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活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运行,减少和有效化解风险事故损失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社会政策

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高度重视社会政策的作用.社会政策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是现代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社会政策代表国家对公民公共福利和集体需要的态度,国家通过树立社会政策的理念、制定和实施具体的社会政策来满足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也只有能够有效满足人类需要的国家治理才是有效的国家治理.     

中共国家治理现代化之于社会运行的当代意蕴与理性超越

国家治理和社会运行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社会运行的自发性需要国家治理的介入,国家治理能够调适社会运行的状态,二者相互作用并统一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从社会运行的视阈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它是对中国社会迟发展效应、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结构变动的应对,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整体"论、中共治国理政理念、中国现代化理论和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理性超越。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重解读

国家治理是当代中国的重要战略,其核心是治理.治理的基础品性是主体多元且平等;国家可以是“大国家”即拥有语言、文化、种族、历史、领土并代表全体人民进行制度性权力运作的共同体,也可以是“小国家”即作为民众所在场景中与市场和社会并列的系统;现代化就是向“现代”的发展演化.国家治理,顾名思义,就是将治理融入国家系统,从而有“大国家”的国家治理和“小国家”的国家治理并涉及相应层面.在国家层面,治理与现代化有相通之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简单的西方化而应该注重本土导向,即将国家发展的国际经验进行中国化,同时,对国家建设的中国实践进行规范化.在此过程中,社会组织角色特殊,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民众均需内化治理理念.各方只有更好地自助和自我增能,才可以互动共进,共致目标.     

“国家治理”式公共服务生产与提供图景——兼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理路

大量社会组织的涌现,对单一的政府治理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兴霖教授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一书,以社会组织为抓手,揭示了公民、社会组织、市场、政府分别在公共服务生产、提供中的角色与功能,系统性地提出了一种整合四者于一体的、从国家到社会中的每个公民之间都可参与的、多主体协同的公共物品与服务生产与提供体系,这本质上是一种从理论上构建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它提出了公民、社会组织、市场、政府四者中,既可单独生产或者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也可以两两之间、多者之间合作生产、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为了实现这种"国家治理"式提供,可以采用绩效导向式协同中心来作为工具。     

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的复合结构与功能定位

国家治理是国家、社会以及公民个人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国家和社会通过制度化的、持续的互动合作过程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从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进路来看,存在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两种范式之争。通过比较政府与社会在国家治理不同层面公共事务的作用机制与功能发挥,治理有效性是衡量国家治理系统的运行是否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是否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科学标准。基于治理有效性的现实考量,国家治理结构应该从单一型模式走向复合型模式,在此意义上,精英治理与参与式治理的有机统一、善政与善治的有机统一成为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合理选择。沿着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基本理路,国家治理的功能定位主要展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顶层制度设计上,发挥政府"元治理"的角色与功能;另一方面,在基层社会自治上发挥社会自主性的角色与功能。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国家治理方式优化初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做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要判断。这一重要判断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正确处理好国家治理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涉及到两个"十五年"目标的实现,必须优化国家治理方式,促进社会主要矛盾持续发展变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现代国家治理中三个重要部分的价值与目标论要

实现现代国家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政党的治理现代化,而执政党治理现代化、政府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其中的三个重要部分。科学分析执政党治理现代化、政府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与目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执政党治理现代化主要解决党和国家、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目的是建设现代治理型政党;政府治理现代化主要解决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问题,目的是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主要解决社会组织和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关系问题,目的是构建现代治理型社会。     

非对称互动：乡村治理模式的实践阐释——基于“政党—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

由政党、国家、社会三大主体权力非均衡性推演出的“非对称互动”治理样态，是“政党—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深层意涵，能较好阐释中国乡村治理实践模式。由于“非对称互动”构成了乡村社会复杂多样的治理形态，再加之皖南S乡三个村庄的区域位置、资源禀赋等客观条件不同，故延伸出党支部引领型、行政兜底型、自组织参与型的治理模式。具有中国乡村治理本土特色的非对称互动，在党的全面领导下的国家治理格局中，不仅理论释义和实践解读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而且兼具政党中心逻辑和情理兼容逻辑。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及其对我国乡村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革命的推动,国家与社会开始分离,即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来自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包括国家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日益异化为控制社会的力量;从最终意义上说,国家终将回归社会,实现与社会的统一.“国家-社会”分析范式为研究我国新时期乡村治理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在分析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的建议.     

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

目前，需要以改革发展为契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深入开展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让我国社会更加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对国家审计和国家治理的功能、流程进行梳理，借助决策、执行、监督等系统的支持，对输入、输出和反馈等环节予以关注，才能确保国家治理和国家审计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在国家审计和国家治理要求持续提升的当下，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二者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哲学思辨，让国家审计和国家治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持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法治国家的内涵与社会治理创新

法治国家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行为模式。国家通过法律治理社会，应达到一种理想化的状态，理想化的社会治理状态所匹配的国家状态是法治国家。国家为了达到一定的理想治理状态，需要理想化的治理路径，这种治理路径是国家公权力部门的行为模式符合法律的要求的路径，也是法治国家建设之路径。在我国，法治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所基于的客观原因是一致的，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实质是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社会治理的内涵实质是法治国家建设的更高层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