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的新动力——关于软法的研究综述

全球化带来了全球治理理论,在全球治理因为缺乏治理权威而陷入治理困境的情况下,软法适时而生。在全球治理的语境中,软法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民主协商且有一定强制力的规范,这为全球治理走得更远提供了依据。但是软法的缺陷也不容忽视,所以全球治理的未来很可能是软硬兼施,刚柔并进的时代。     

刍论我国统一战线软法治理现代化

在制度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统一战线对象的广泛性与软法强调多元治理高度耦合,统一战线软法治理现代化问题亟待破题。然而,统一战线软法治理现代化涉及法治的技术、制度和思维等多个层面,需要统筹好法与非法规范、软法与硬法、实体法与程序法、新法与旧法以及立法与司法、执法守法之间的关系才能全面深入地推进统一战线软法治理现代化。     

试论发挥新疆社区调解的法律治理功能

社区调解是社区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形式。目前,培养和增进社区居民自治的意识和能力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基础。为了进一步强化社区的治理观念和组织结构,发挥社区调解的法律治理功能,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需要做好增强依托社区调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识和能力,结合"硬法"和"软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规范作用以及为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提供法律人才支撑三个方面的工作。     

“软硬兼施”：新时代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及其构建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路径，其以具备“软治理”属性的德治为支撑、以“硬治理”属性的法治为保障、以“软硬兼施”属性的自治为根基。当前，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与新挑战，造成了乡村自治效果不佳、法治运行不畅和德治作用式微的困境，阻碍着“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基于此，应深化村民自治以夯实“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根基，强化乡村法治以增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保障，抓好乡村德治以筑牢“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支撑。不断推动自治、德治与法治密切配合、互为补充，最终实现“三治”有机融合。     

发达地区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逻辑和问题——基于上海松江区家庭农场的调研

在政府干预背景下，借用农业治理框架理解中国发达地区的农业变迁，建构政府干预和农业变迁关联的框架。以松江区家庭农场为例，在社会治理和政绩政治双重驱动下，发达地区有动力调整农业政策，把农业经营重新纳入统一的农业行政体系。从实践机制的角度，发达地区依赖强大的农业行政体系对经营者、经营过程及经营收益等全生产链进行严格规范，把面向市场生产的家庭农场转变为依附性的农业经营单位，农业高度行政化了。新体制虽然提高了政府治理农业的能力，但也同时造成了农业效率降低和农业经营体制僵化等问题。发达地区农村如何发挥土地及财政等优势条件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建立农业现代化的示范区仍然需要深思。     

发达地区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逻辑和问题——基于上海松江区家庭农场的调研

在政府干预背景下，借用农业治理框架理解中国发达地区的农业变迁，建构政府干预和农业变迁关联的框架。以松江区家庭农场为例，在社会治理和政绩政治双重驱动下，发达地区有动力调整农业政策，把农业经营重新纳入统一的农业行政体系。从实践机制的角度，发达地区依赖强大的农业行政体系对经营者、经营过程及经营收益等全生产链进行严格规范，把面向市场生产的家庭农场转变为依附性的农业经营单位，农业高度行政化了。新体制虽然提高了政府治理农业的能力，但也同时造成了农业效率降低和农业经营体制僵化等问题。发达地区农村如何发挥土地及财政等优势条件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建立农业现代化的示范区仍然需要深思。     

村庄“中位达标”治理的逻辑及影响

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制度化建设，对制度构建下的村治样态分析，可以在村庄事务的制度化治理视角下展开，考察制度规范对村级组织和村干部治理行动的影响。受制度建构负外部性成本与责任“硬约束”等因素的影响，村治实践多呈现“中位达标”治理样态，而非已有研究提出的“竞标”治理或“底线”治理。村庄“中位达标”治理追求的是不冒进、不落后、不过度负累的中间位置排名，具体表现为常规且无量化要求事务的规范对标、常规且有数量要求事务的量化平衡，以及中心工作与重点工作的差异化作为等，遵循的是一种分类达标策略。“中位达标”治理既可能带来村庄治理的“工具主义”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形塑着其向“实体化”治理转型。为保证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平稳有序以及弥补“工具主义”治理缺陷，需要推动制度的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与基层治理实践的有机融合。在理论层面，“中位达标”治理为当前村治实践提供了新的经验参照，也为学界思考技术治理、政社关系等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消防安全公共治理的软法机制创新与运用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转变，这一事实推动着政府治理模式的进化与创新。当今社会由人为和自然因素导致的火灾频发，消防形势严峻，消防安全治理面临新的复杂任务倍增。然而，传统的消防安全治理过于强调单一的政府主导型管制，深度依赖具有严格法律责任的“硬法”规范，又由于消防安全本身具有的隐蔽性、原因难以查明、消防机构能力不足等因素，出现消防不“硬”的艰难困境，折射出传统管制模式的“应然”出路在于寻求新的治理路径。     

农村环境软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

软治理是一种以软权力和软法为依托的全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手段柔性化、治理规则软法化、考核评价人本性等特征,有助于克服传统硬治理模式的不足。实践中,农村环境软治理面临着治理主体碎片化、软治理机制虚化、软法体系与效力不足、治理考核"硬取向"等问题和挑战。推进农村环境软治理,要着力建设生态型政府,强化政府农村环境治理职能;培育多元主体,提升农村环境自治能力;构建软治理机制,促进社会合作;完善农村环境软法体系,提升软法效力;健全农村环境考核体系,强化"软约束"。     

治理商业贿赂要做到“两不误、两促进”

治理商业贿赂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一项重要举措，因此，在开展治理商业贿赂工作中，我们必须按照上级有关部署和要求，强化领导，扎实推进．坚持一手抓治理商业贿赂．一手抓银行业务经营，正确处理好治理商业贿赂与银行业务经营的关系,切实做到“两不误、两促进”。     

让“宪法进农村”助力乡村振兴

宪法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民土地制度、农民财产和权利保障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为“三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9年末,农业农村部与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共同开展了“宪法进农村”主题日活动,对于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软法的规范体系——以公法为视角

软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大量存在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鉴于公私软法运作机理的差异，我们将整个软法规范体系分为两个视角进行阐释，即公法的视角与私法的视角。从公法视野下系统分析软法的规范体系，通过对软法创制主体的区分将软法分为国家机关软法、特殊社会组织软法和其他社会组织软法三个部分。     

设岗定责 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党员先进性

2004年初，我们武清区委在总结高村乡等地实践的基础上，决定在全区农村无职党员中开展“设岗定责”活动。两年来，全区上岗党员人数达9226名，占全区农村无职党员总数的39．1％。实践证明，“设岗定贵”活动为广大农村无职党员履行职责、发挥作用搭建起了新的平台，使广大农村无职党员所肩负的职责由“软”变“硬”，由“虚”变“实”，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分散经营条件下无职党员发挥作用难的问题，改变了过去农村党员不愿管事、不会理事、不便做事的状况，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村党员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热情，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双重危机下全球治理变革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意味着国际格局在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在变，科技革命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在变，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变。当前，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一方面因为主体参与不足、治理理念分歧、多元主体冲突等，面临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因为治理效用赤字、治理制度失灵与滞后等，出现了有效性危机。中国不仅是全球治理的全面参与者，也是全球治理变革的倡导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供全球治理变革的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的目标引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打造多边主义合作是全球治理的实践平台。     

城市边缘社区“在地治理”模式探讨：以法国经验为例

围绕着如何实现边缘社区的有效治理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在地治理”模式与“人本治理”模式的二元对立争论。从手段与绩效的对比出发，两者都认为对方策略容易导致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重要偏差从而导致政策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法国城市边缘社区治理经验表明，政策执行偏差固然是导致“在地治理”模式绩效不佳的重要原因，但社区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被严重忽略则可能是其主导原因。因此，要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绩效，关键在于如何充分挖掘激发社区、居民自身内部的潜能、活力和创造力，变以外力援助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为社区自我发展自我赋权为主导的内力驱动模式。     

加强经营销售 规范专卖管理

近年来，江北区烟草专卖局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的发展思路，牢固树立国家利益至上和消费者利益至上的观念以及“规范管理、诚信经营”的思维定势。今年上半年，通过全局上下的不懈努力，经营销售、专卖管理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修课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洽理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蕴含了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过程民主化法洽化、治理方式柔性化和精细化、治理手段多样化等诸多新的趋势和要求。古人云：“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稳，达民之情。”通过网络问政“求民稳、达民情”，让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转化为国家洽理的“最大增量”，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企改制:规范法人治理结构

实行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环节。目前我国企业存在法人治理结构形同虚设、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信任托管和委托代理关系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等缺陷。按照合理分工、相互制衡的原则设置企业组织机构,积极发展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制企业,妥善处理好“新三会”与“老三会”的关系,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建立起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机制等是规范国企法人治理结构的对策。     

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平台应用普及推广、社会治理预期关注、政务服务需求响应、基层治理多元参与、社会监督广泛互动的必然结果。基于宁夏银川“政务微博矩阵”、天津滨海新区“津治通”案例分析发现，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实践，主要以“治理平台+制度规范”的形式展现，体现了平台建构层面的“技术支撑+制度约束”、应用范围层面的“线上自动+线下人工”、实践执行层面的“网络监督+网格落实”、行政方式层面的“追求共性+体现个性”和主体结构层面的“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运作逻辑。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尽管作用明显，但依然面临治理理念不明确、治理机制不健全等困境，急需建立智慧、透明、互动、参与的治理理念，形成数智化、民主化、多样化的治理方式，从而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     

乡村治理中情、理、法逻辑结构与耦合关系

乡村治理的终极目标是消弭乡村矛盾，实现社会和谐有序健康发展；而情、理、法是进行乡村治理，调和各种矛盾的重要基础。故要对乡村治理与情、理、法的概念进行厘析，对情、理、法在乡村治理之中的内在逻辑进行阐述，重新审视乡村治理中情、理、法的辩证关系，精准把握对其的运用尺度。在坚持“情、理”服从于“法”的思维之基础上，培育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诠释现代之“法”的技能，以构建起“法”与“情、理”相协调的法治体系，实现情、理、法三者的耦合关系，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