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女性婚姻策略的困境——基于经济理性的视角

经济理性是分析婚姻家庭策略的重要视角之一,"理性人"从婚姻的选择、家庭的分工与决策、婚姻危机的处理乃至婚姻的破裂都在权衡成本与效益,力求婚姻双方以及家庭效益的最大化。作为婚姻主体之一的女性在一系列选择与权衡中会自觉不自觉的遵循"最大化效益"原则,其权衡涉及两个层面:由婚姻组成的家庭整体效益和作为婚姻一方的个体利益。由于女性作为妻子与作为个体"我"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所做出的选择并非始终一致,甚至可能相互矛盾。加之现代社会中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参与度的不断提高,女性自主意识不断增强,而现代婚姻又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这一切使得女性在婚姻决策中常常陷入种种困境。     

从王海鸰“婚姻三部曲”看中国当代女性社会处境之变迁

被誉为"中国婚姻第一写手"的王海鸰,一直把婚姻家庭作为她反映现实社会的主要题材,从不同角度关注婚姻家庭中女性的生存状况。其代表性的"婚姻三部曲"充满了对女性社会处境的思考,从《牵手》,到《中国式离婚》,再到《新结婚时代》,每部作品都强烈地传达出了这种观念:女性应该拥有自己完全的独立人格;无论爱情婚姻多么美好,都不能丢弃作为"人"的最重要的内涵。纵观三部作品可以看到,女性在婚姻这杆天平上的分量逐渐加重,也对传统的男权观念作出了执著抗争。这些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当代社会的巨大变革,"婚姻三部曲"其实也是中国当代社会变革的一个记录。     

姻缘与利益：中越边境的跨国婚姻实践——以广西宁明县N屯为例

经济社会发展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改变了边境农村社会的婚姻市场结构,婚姻挤压由内地向边疆再向国外转移,未婚男性借由跨国婚姻完成婚姻缔结和家庭组建。国家“在场”重新定义了跨国婚姻,自然延续的“族内婚”变成婚姻梯度中的“向下婚”。在婚姻市场要价的重压下,经济理性成为边民跨国婚姻实践的核心要义,婚姻的现实性和工具性日益增强。跨境而来的越南女性兼具家庭成员与移民双重身份：家庭为越南女性提供安居之所,但由于缺乏经济独立性和姻亲帮扶,越南女性只能高度依赖于家庭,面临主体性丧失的困境;村庄默许了越南女性的非法性存在和有限的社会融入,但“他者”身份建构了制度和生活层面的双重区隔。     

从婚姻支付实践变迁看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转型

文章在田野工作所获得的材料和体验基础上,认为南村婚姻支付实践正经历从婚姻偿付到婚姻资助的变迁过程,婚姻支付流向由婚姻偿付时期的从婆家流向娘家,变更为婚姻资助时期从婆家娘家共同流向新婚夫妇家庭,呈现出子辈权利意识兴起与父权衰落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农村社会经历着从家庭本位到个体本位的结构转型.     

“剩男”与“剩女”: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婚姻挤压

从社会性别看,男性婚姻挤压现象一直存在并不断恶化。近年来,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也遭遇婚姻挤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剩男"和"剩女"现象,与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社会性别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说,"男孩偏好"导致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打破社会性别角色分工的期待,以及择偶的梯度模式,是社会性别视角下婚姻挤压的三大成因。婚姻挤压的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从个体角度来看,婚姻挤压直接对青年人的婚姻产生影响。其次从社会角度来看,婚姻挤压会引起社会安全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再次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婚姻挤压会给人口再生产带来障碍,造成人口萎缩,影响人口素质的提高。最后,高层次女性的婚姻挤压,直接影响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解决婚姻挤压问题,必须以对社会性别的平等建构作为突破口。     

试析民初婚姻家庭观念及特点

民初婚姻家庭观念变化较大,表现为反对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由;反对繁琐婚俗,提倡新式婚礼;反对休妻纳妾,提倡一夫一妻;反对封建贞操,提倡女性自由;甚至提倡废婚毁家。婚姻等级制度开始打破,婚姻礼仪呈现多样性和并存性;礼仪趋于简化,花费趋于俭朴;扬弃传统,趋向西化。家庭规模也由大变小,传统家庭关系开始松动,传统家庭功能削弱。这一时期的婚姻家庭变革具有严重的不平衡性,理论的先行性与实际的滞后性,并表现为新旧杂陈。     

“过家人难”:农村青年的婚姻风险化与个体策略困境——基于豫西南D县的调查研究

"过家人"是豫西南D县农村青年以建立、维系和发展父系家庭为核心的生活理想,包括"成个家""过日子""成为一家人"三个基本维度。通过择偶成家、婚姻维持、理解认同三个层面的考察发现,"过家人难"背后的婚姻风险化产生于乡村社会的转型。既有的传统婚姻策略失效,个人被释放的利益和情感追求因缺乏社会支持条件而变成新的风险源。婚姻不稳定的风险情境推动了婚姻策略的个体化倾向,但强调个体化的利益保护策略并不能成功实现"过家人"。从择偶、持家到维系,"过家人难"不仅体现在确定可靠人生道路的消解,也体现在对个体资源、智识和能力的高度依赖,还体现了女性身陷多元角色矛盾的困境。     

婚姻质量与婚外性态度关系中的性别差异

基于男性和女性在对待两性关系上存在着的差异,文章使用"弥补论"和"激发论"两个解释来分别说明婚姻质量与婚外性态度关系中的性别差异。通过分析1999-2000年"中国人民健康状况和家庭生活调查"数据发现,女性的婚外性态度受婚内感情生活质量的负向影响,与婚内性生活质量无关;而男性的婚外性态度受婚内性生活质量的正向影响,与婚内感情生活质量和个人特点无关。     

农村光棍的形成机制与婚姻抉择——基于时空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农村光棍现象成为时下社会热点。调查发现，时间“可能性”和空间“关系性”成为农村光棍成因及其婚姻抉择的内在变量。在传统农村“通婚圈”逐渐融入全国性“婚姻市场”的时空背景下，性别失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引致的婚姻挤压效应，成为农村光棍形成的宏观原因；差异化的家庭条件和个体择偶能力、观念，成为农村光棍形成的微观原因。从追求年龄更小的婚配对象到被迫接纳离异女性甚至入赘，从传统“通婚圈”到地域边缘“婚姻市场”寻求婚配机会，农村光棍也在能动地调适自身的婚配策略，充分利用了时间的“可能性”和空间的“关系性”，以增加婚配的机会。但是经时空规训的婚配机制在结构层面已经决定农村光棍能够得到的婚配机会极其有限，且随着时间流逝，结构层面婚姻挤压程度的上升，个体层面择偶能力的下降，农村光棍也将从积极寻求姻缘转变为消极面对婚姻，直至沦为终身光棍。     

“私房钱”还是“家庭钱”?--晋江高嫁妆与家庭社会关系建构

高嫁妆是特定地域的婚姻文化现象,承载着家庭权利义务划分及建构家庭社区关系的功能。基于闽南经济发达地区晋江市C镇两村调查发现,经济发展过程中嫁妆形式由直接到间接、嫁妆性质由生活性到财产性、家庭结构少子化及女性不安全感上升导致嫁妆不断升高。由于嫁妆属于外嫁女的“私房钱”,嫁妆越高女性越难融入夫家生活空间,使高嫁妆变成一种家庭离心力,影响家庭和谐关系的建构。     

李阳家暴事件的法律思考

家庭暴力这一带有普遍性的丑恶现象,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家庭暴力侵害着妇女的身心健康、破坏家庭和睦、危害社会稳定,为社会所不容。本文将从李阳家庭暴力事件入手,分析我国家暴立法和执法中的不足,简要分析我国与其他国家在处理家暴问题上存在的差距,就如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作简单的探讨,呼吁全社会对家庭暴力问题的共同关注和协助,共同来预防和消除家庭暴力。     

论家庭暴力问题的成因及预防对策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谐的家庭关系是每个家庭成员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也是创建平安社区、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家庭暴力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公害，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家庭暴力不仅直接对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构成严重伤害和威胁，还会破坏家庭的稳定和安宁，这是与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背道而驰的。文章探析了家庭暴力的特征、成因及防治对策，目的在于遏制家庭暴力。     

丹麦警察对家庭暴力的干预

随着丹麦社会对妇女权益的关注 ,丹麦警察开始改变把家庭暴力作为家庭私事的做法 ,把防治家庭暴力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他们除了遵循国际法的基本精神外 ,还制定了国内法及相关操作规章 ,表明不容忍家庭暴力和帮助受害人的明确立场。同时丹麦警察转变了执法指导思想 ,在多机构合作治理家庭暴力的工作中 ,注意关心、尊重并切实帮助受害妇女 ,开展了有效的法律实践。丹麦警察对家庭暴力的干预给我们的启示是 ,防治家庭暴力是一项社会工程 ;警察部门必须转变观念 ,研究工作方法 ,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北方部分城市人工流产妇女家庭暴力相关因素初探

作者采用结构式调查问卷方法,于2001年11月至2002年1月在天津、辽宁、河南及陕西地区对1215名自愿要求人工流产的城市妇女进行调查,分析了中国北方部分城市人工流产妇女中家庭暴力发生的相关因素。结果发现,274名调查对象在本次妊娠前或后曾遭受过亲密伴侣的家庭暴力(包括性暴力、躯体暴力和心理暴力),家庭暴力发生率为22.6%。家庭暴力的发生与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经济收入均无关联。家庭暴力并非只发生于特定的人群,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人流妇女有与暴力有关的生活经历以及与男方关系不良,易增加暴力发生的风险。     

亲密与伤害:美国家庭暴力中受害妇女的法律保护

家庭暴力是与婚姻关系中的文化观念和权利分配不公平息息相关的。幸运的是,在妇女运动的推动下,世界开始变化。在美国,反对家庭暴力的呼声和行动日益增强,为家庭暴力的受害妇女提供救济的途径越来越多。社会各界开始关注家庭暴力问题,并给妇女权益保护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政府也开始意识到家庭暴力问题的严重,通过立法的方式对施暴者严厉制裁,从而维护受害妇女的合法权益。     

家庭暴力刑法解读

从刑法角度审视家庭暴力 ,对预防和遏制家庭暴力意义重大。根据刑法规定 ,家庭暴力犯罪主要集中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 ,侵犯的客体是家庭关系和人身权利 ,行为对象是与施暴者有家庭关系的成员 ;犯罪主观方面是故意 ;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处理家庭暴力犯罪应注意区分非犯罪性家庭暴力与犯罪性家庭暴力、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的界限。鉴于夫妻关系的特殊性和刑法规定的抽象性 ,司法实践中处理婚内强奸案应慎重。     

家庭暴力中受虐妇女的社会心理分析——她为什么不离开?

面对长期或多次遭受家庭暴力的受虐妇女,询问其为什么不离开很不恰当,因为这一问题以一些不当的判断为基础.但受虐妇女容忍暴力、维持与施暴者的关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有其复杂的个体和社会方面的原因.     

从家务分工看私人空间的性别界限

本文使用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探讨在婚女性和男性家务分工的决定因素。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远远超过男性;家内劳动分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男性和女性各自的性别角色观念、时间可及性、结构性资源和家庭环境。因此,如果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男性和女性的绝对和相对资源进一步分化,那么,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家内劳动的性别差异会逐渐淡化。家务行为的分析结果表明,具有性别特征的宏观经济环境对私人空间行为具有潜在作用。     

反对家庭暴力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从完善妇女社会保障的角度审视

家庭暴力危害受害人的身心健康，危及社会的安定和谐。家庭暴力发生于有血缘、婚姻、收养关系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间，但妇女受丈夫的暴力侵害是最普遍的，她们受到的身心伤害也最大，家庭暴力尤其指丈夫对妻子施暴。鉴于我国家庭暴力的相关立法不完备和可操作性不强，应完善相关立法，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框架意识，执法部门分工合作，加大打击力度，建立长效维权机制，构建多层次社会防治体系。为预防和消除暴力侵害妇女现象，全社会应树立维护妇女权益的意识，国家应加强相关立法和执法力度。更为重要的是，防治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协调配合，综合治理。     

对家庭暴力问题的几点思考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和睦安康是社会稳定昌盛的前提条件。当今,人类已进入了现代文明时期。人们的思维理念、行为模式大多完成了对粗俗与野蛮的超脱。然而,“家庭暴力”这个与现代社会极不协调的现象还在困扰着时代文明,由家庭暴力引发的各类案件频频发生。对此,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给予了极大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对“家庭暴力”问题进行着种种思考。本文从对家庭暴力事件的认定入手,分析阐述了家庭暴力的各种成因及防治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