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困境及体系化应对——基于C市J区检察办案实践分析

电信网络诈骗是传统诈骗行为与现代网络技术结合异化形成的新型犯罪,呈现相关衍生犯罪持续攀升、作案方式精准化、智能化等诸多独特属性,反映传统社会风险通过网络迁移传播并强化,与此相对应的传统“组织化调控”与“偏重司法威慑”的治理模式效能有限,治理方式亟待转型重构。基于数据化的实证研究方法,以检察办案实践切入,对当前电信诈骗犯罪的侦查取证难度升级、衍生“黑灰产”链条交错、多元协同尚不充分、追赃挽损实效甚微、犯罪预防穿透性不强等方面的现实困境进行解构,提出应充分考虑电诈犯罪的发展态势与特性,通过全方位精准打击、立体化治理衍生网络“黑灰产”、多元协同治理、系统化推进追赃挽损和精准化开展宣传预防等路径,以期构建生态共治模式,遏制电诈犯罪高发态势,推动基层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     

策略和逻辑:被害人行为的刑事政策场域分析

场域范式下的刑事政策是犯罪人、被害人和刑事司法机关围绕刑事权力运行竞争互动的关系网络和空间。遭遇犯罪后的被害人在刑事政策场域中为实现自身利益,往往基于合法化逻辑采取问题化行为策略,基于合理化逻辑运用道德等资本策略。它不仅决定着被害人个体的法律命运,还决定着整个刑事权力场域中行动者社会地位的变化动向,为刑事政策内容和方向变革提供了新的判断依据。正视被害人事后行为策略和逻辑的刑事政策场域意蕴,需要判断被害人策略的"视角"完整性、内容实践性和权力主导性。     

场域-惯习理论:青少年犯罪成因的新视角

布迪厄场域-惯习理论围绕场域、惯习、资本三者的互构关系形成理论建构,青少年犯罪也是青少年所处场域、惯习型塑、资本积累三者共变中行动者偏差策略选择的结果,因此布迪厄场域-惯习理论与青少年犯罪存有深刻的逻辑契合。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视角,着眼于青少年所处的多重关系构型,通过对"云南大学马加爵案""湖南邵东少年杀师事件""黑龙江肇东少女弑母案件""药家鑫案"的逻辑分析,深刻阐释青少年所处的学校场域、家庭场域、社区场域及这些场域联动下的青少年犯罪成因机制,最终发现场域与资本的互动构成了场域的竞争机制和场域参与者的权力大小、位置高低等差别。这种场域中层级化的区分必定会给场域之中的青少年以竞争压力,位置低的青少年受到倾轧,位置高的则会面对自己权威被侵犯的境况,两者造成的压力在长期的积累和得不到疏解的情况下,场域与惯习的互构会引导着青少年主动选择极端手段进行发泄,青少年犯罪便由此产生。     

法社会学视角下的乞讨权

乞讨行为可分为主动行乞行为和被动行乞行为。被动行乞者以乞讨为生 ,占乞讨群体中的少数 ,多是老弱病残者 ,社会应当依法对其实行救助 ;主动行乞者大多以乞讨为营利性职业 ,占乞讨群体中大多数 ,多是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人 ,对这类人的行乞行为应予以强制性限制。我国一些城市设立禁讨区是一种合理的城市管理方式 ,并不存在着乞讨权这一所谓的宪法上的权利。     

县域绿色治理的概念内涵、运行模型与路径创新

县域绿色治理是国家绿色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性工程。县域绿色治理可从“场域—结构—过程—政策”四个维度“激发—整合—凝聚—转换”绿色治理能量，并通过“四维”同频共振，趋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治理目标。县域绿色治理应以绿色能量场重塑绿色治理场域，基于合作关系重构绿色治理共同体，优化绿色话语实践流程以重塑绿色治理过程，完善绿色政策以重构绿色治理工具等四维路径，实现县域绿色治理运行场域、运行主体、运行过程和运行工具的创新，旨在优化县域绿色治理体系，提升县域绿色治理能力，助力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以“家”为媒:基层的生活化治理实践——以结对治理模式为例

“家”作为国家正式制度与农民日常生活持续互动的治理场所与生活空间,构成主体间进行资源互嵌的“行动场域”。结合结对治理模式的实践经验材料,以“制度-生活”分析视角通过制度的运行化、制度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制度化三个阶段的研究,可以看出正式制度与家庭日常生活间的互动机制与实践逻辑。正是在“家”中,国家的正式制度才有被生活化的可能,“家”构成了乡村治理的场域性媒介与治理实践的意义源泉。以“家”为媒,不仅需要将其看作普通人与国家相遇并互动的舞台,还需要通过“家”看到具体而鲜活的“人”,看到富有“至尊现实”意义的家庭生活世界。     

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推进：时序、场域、制度与要素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同时，党和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也在深度推进。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任务交叠，中国化的“协同治理”理论在“三农”问题治理中具有了新的运用场域，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形成了协同推进的逻辑关系和治理目标。在此，尝试将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置于“协同”的语境，从时序相交、场域叠加、制度同构、要素同质等四个视角，分析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逻辑理路，既直面乡村贫困治理转型中更精细化和个性化的问题，又解决乡村振兴中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的多元性问题。     

比较视野下新时代边疆治理职能定位研究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边疆从国家的边缘状态被推移到了全面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巨大场域前端,边疆治理被置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场域。整体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契合了边疆时空场域变迁的趋势,立足解决边疆地区多样性跨域性问题,实现对族际主义、地方主义治理取向的共生与超越。整体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需要正确认识和区分边疆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差异,熟捻边疆治理的特征和在新时代所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促进边疆治理的转型发展。     

智慧警务视角下城市犯罪防控对策研究

<正>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各类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犯罪防控工作面临巨大压力。2020年3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1)近年来，     

合意型“套路贷”行为的类型区分与司法评价

对于被害人明知套路而选择配合的合意型“套路贷”行为,司法实践常认定为诈骗罪。但通过对此行为的深入分析,发现该行为其实包括合意“确权”和非法“索债”两个阶段,不能因为“确权”行为带有欺骗性而径直得出合意型“套路贷”行为均成立犯罪的结论。合意型“套路贷”行为是否成立犯罪判断的关键,不在于“确权”行为,而在于“索债”行为或者“确权”+“索债”复合行为。因此,在评判合意型“套路贷”行为性质时,应先依据“一般索债”、“诉讼索债”、“暴力索债”等类型特征进行考查,再结合“确权”行为的欺骗性与明知性进行“过程+结果”判断。事实上,实践中合意型“套路贷”行为在行为性质和类型上,可能存在民事欺诈,也可能构成诈骗罪,需要从类型化分析的视角予以审判。     

恶势力组织的规范意涵——基于《反有组织犯罪法》的重构

恶势力组织在《反有组织犯罪法》中上升为法律概念,有必要对其展开解释论研究。“恶势力”概念命名承载了我国有组织犯罪特有的社会本质。常态化治理转向下,应严格限定恶势力组织的存在形态,将犯罪组织限缩为犯罪集团。认定恶势力组织时不再强调罪行特征,转而侧重组织体范式,须激活“黑社会性质组织雏形”的价值判断机能。新增设的“积极参加恶势力组织”之行政罚则,应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积极参加行为作差异化理解。新法对恶势力组织的裁判规范供给存在不足,可以通过类型思维来辅助建构体系化程度更高的裁判规范。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立法解读与司法纠偏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立法的新罪名，其在实践中的适用存在争议，值得探讨。我国《刑法》中不存在直接规定帮助行为的条款，第25条第1款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涵盖了对帮助行为的处罚。《刑法》分则将帮助行为实行化符合国际立法潮流与国内犯罪治理需要，阐明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帮助型犯罪”的行为本质。为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提供帮助之行为的存在是认定此罪的逻辑起点，但不是此罪成立的全部条件，司法实践中仍需认定帮助者的认识内容以及帮助者与被帮助者之间有无通谋，确定其帮助故意。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者不应被定位于相应犯罪的从犯，而应赋予其独立的量刑空间，因其可能在多人犯罪中发挥主要作用。     

调整责任模式 统筹类案打防——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路径的思考

电信网络诈骗具有通过信息网络非接触犯罪、运用现代科技高智能犯罪、借助黑灰产业有组织犯罪、跨越境内境外无国界犯罪等特点,现行的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打击治理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难以有效应对,在专案侦查、专门防范、专项治理、专业力量等方面存在诸多不适应。为此,以实战化职能体系为基础,以“四专两合力”为重点,调整责任模式,统筹类案打防,通过建强国家反诈中心、调整侦查工作职责分工、改革警情案件情况通报方式、完善绩效认定标准、改变涉案“两卡”治理方式、优化预警劝阻、止付冻结、资金返还、技术反制模式和创新社会面宣传防范方式等改革举措,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多发态势,是目前公安机关有效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的路径。     

社会资本视角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秩序困境与能力创新

新世纪以来,由城镇化引发的乡村治理结构变迁,对于农村社区治理秩序构成了严重冲击。传统农村基层治理在向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秩序转型过程中陷入失序危机,呈现出社区治理机制封闭化、治理角色重叠化以及治理身份复杂化等多重治理挑战。从社会资本视角审视,差序格局瓦解引发社会关系网络错乱,人口异质化引致社会信任普遍衰退,个体行为规范变更导致社会规范体系断裂,这些都是造成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失序的重要因素。融合型秩序是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内容,国家需要以重构社会信任关系、复建社会共识性规范以及修缮社会关系网络为主线,达成新型农村社区融合型治理。     

闹访困局的成因与破解路径——基于95个闹访案例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95个闹访案例的内容分析发现闹访活动呈现出过程的反复性和持久性、形式的多样性和激烈性、抱团化和职业化等特点。闹访这种看似混乱、非理性的行为,实际上是闹访者的一种理性策略选择。对此,破解闹访困局的关键在于改革信访治理机制,改善闹访者的生活境遇,对闹访进行分类治理。     

江苏省“两抢一盗”犯罪形势分析和对策探讨

江苏“两抢一盗”主要特点有:犯罪总量具有高发性,影响犯罪的因素复杂化;犯罪活动具有流动性,周边区域的治安一体化;犯罪过程具有突发性,发生案件的时空动态化;作案手段具有多样性,实施犯罪的行为恶性化;犯罪主体具有多元性,相当比例的案件外来化。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两抢一盗”犯罪将处于不断增多、持续高发的态势。公安部门对“两抢一盗”犯罪要坚持以正确的严打观为指导,始终保持对“两抢一盗”犯罪的高压态势;坚持以破案攻坚为核心,严厉惩处“两抢一盗”犯罪分子;坚持以治安防控体系为基础,有效提升防范和控制“两抢一盗”犯罪的整体水平;坚持以情报信息为主导,不断提高措施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文化冲突与犯罪的法理探寻

“文化冲突类犯罪”是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相互矛盾与冲突的产物。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文化冲突作为文化的一个子现象,与犯罪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影响与决定犯罪的表现形式。“文化冲突类犯罪”有着犯罪群体普遍文化素质低下、犯罪现象背后的价值观念冲突严重以及犯罪诱因隐蔽性高的理论症结。面对“文化冲突类犯罪”,必须摒除机械使用法条主义,回归理性刑法观,用理性刑法思维去分析具体犯罪问题;在判断“危害行为”的过程中,融入“实质危害性”的判断要素;对“行为主体”的解读要融入“人格”的判断要素,才能真正有效地维护“文化冲突类犯罪”治理过程中“法”与“情”的动态平衡,树立刑法威严公正的形象。     

浅析腐败犯罪“零容忍”

<正>党的十八大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等治理腐败的口号,表明了反腐败的决心。本文对"零容忍"在腐败犯罪治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将其与刑法衔接。"零容忍"理论及其实践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等提出了破窗理论,认为如果被故意打破的建筑物的窗户不能及时得到修补的话,将会给人一种示范性的暗示——社会纵容这种行为。随着更多破烂窗户的出现,它将给人们一种失序的感知,由此将会造成公     

犯罪结构变化呼唤刑法精准治理

刑法立法、刑事司法应当顺应犯罪结构变化进行必要调整。当前我国犯罪结构呈现出明显的轻罪化和新罪化趋势,要求实行精准刑事政策,对轻罪、新罪分别适用"宽之又宽"和"宽严审时"的策略。轻罪化的犯罪结构要求刑法对犯罪进行分层治理,并针对轻罪设置特别从宽制度;新罪化的犯罪结构要求刑法创新治理,提高司法技术水平,加强甄别新型犯罪行为及其危害性,同时顺应新型犯罪态势的变化,适时调整犯罪的入罪门槛和处罚力度,提升刑法治理的精准性和社会效果。     

现代刑事政策的内涵、基本因素和特征——一个基于场域范式的界分和考察

场域范式下的刑事政策是国家组织的犯罪反应中建构,以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为内容,以刑事权力竞争和争夺为灵魂的客观关系网络和空间。其基本因素包括:掌握刑事权力的行动者或机构与其他行动者之间发生的支配型关系;由事实和法律层面对立形成的对立型关系;由司法机关内部之间、司法机关和社会力量之间为抗制犯罪被害人保护开展的协作型关系。基于场域范式要求,刑事政策应坚持广义立场性,突破刑罚制度及其抗制犯罪效果的狭隘范畴;正视刑事权力自上而下象征性运行抽象化真实利益和自下而上象征性运行影响定罪量刑的不足之处;理性认识刑事政策场域有限自主性,重视权力、社会舆论等其余场域对刑事政策的客观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