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

议程设置是廉政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环节,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议程设置有着积极的影响,包括丰富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逻辑起点,实现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多元主体互动,促使廉政政策象征性议程向实质性议程转化,加快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进程等。但是网络舆论也可能打造"伪民意",形成"伪议程",给廉政政策议程带来设置难度加大、甚至设置错误议程等消极影响。     

《劳动合同法（修正案）》的政策议程分析——基于多源流模型的视角

多源流理论分析模型是用来解释公共政策是如何制定的一种理论,是对政策议程确立过程较为全面的描述。其包括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以这三种信息流为基础展现了政策过程的全景式图。现阶段由于劳务派遣不规范引起的各种现实问题,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因此,劳务派遣用工问题开启了“政策之窗”,使其提上政策议程。     

《校车安全条例(草案)》的政策议程分析——基于多源流模型的视角

校车安全问题何以进入决策者的视野是理解《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得以快速发布的关键。采用案例分析法,从多源流理论视角对校车安全的源流发展、焦点事件和政策行动者等方面进行整体分析,研究表明:校车安全政策议程是政策企业家在政策窗口开启之时推动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汇合的结果。相比垃圾桶模型、触发机制模型和议程设置理论,多源流模型在本案例中更具解释力。同时,多源流模型面临中国情境,源流之间存在相关性,而非完全独立。拥有双重身份的政策企业家具有从政府机构中打开"政治窗口"的可能性,这为多源流模型的本土化应用与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考察的角度。最后,指出阻碍校车安全政策议程设置的主要因素包括,制度性利益表达通道不通畅、政府部门对焦点事件处理能力和水平不高、管理权限划分模糊。为此,应创建有效的制度性利益表达通道、积极关注媒体舆情,扩大问题来源、科学合理划分管理权限。这些问题及对策对于其他政策领域也具备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也是本研究对政策制定者的启迪所在。     

政策溪流:议程设立的多源流分析——约翰·W.金登的政策理论述评

政策议程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发挥着“看守人”的作用。金登采取“垃圾桶模式”对政策议程进行了真实的描述。在政策议程设立过程中,当政策之窗开启时,彼此独立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以及政治源流汇合,在政策企业家的努力之下,一些政策问题被排上了政策议程。在此过程中,模糊性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对政策之窗的开启极具影响;而“软化”过程也是政策建议受到重视以前所必须的。     

互联网公共事件的议题建构与共意动员——以几起网络公共事件为例

互联网公共事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是什么因素通过何种作用机制推动那些与特定事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社会成员参与此类事件？本文借助“共意性社会运动”的概念,利用相似性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互联网公共事件中的社会动员机制。议题合法性、网络舆论一致性和议题传播的广泛性是互联网公共事件成功的保障。互联网发挥的议题建构、共意动员功能受制于议题的新闻和社会价值、网络关注度、媒体互动深度、网络报道空间等因素。成功的互联网公共事件必须能够在“媒体空间”内建构合法化的议题,克服互联网沟通结构的内在缺陷,才能实现共意动员,维持在线集体行动的成功。但是,研究者不应该夸大互联网公共事件的社会意义,其对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受到网络舆论内在分裂倾向的制约,往往是特定的、暂时性的。互联网公共事件能否推动社会制度变迁取决于政府制度化该类事件的能力和意愿、互联网舆论的结构以及网络参与者的理性沟通等因素。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缘何完善——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议程设置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工作事关人民安全与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本文采用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等三个方面对2022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的完善议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犯罪治理遗留的“历史存量”和犯罪治理场域中的外溢风险构成了问题源流;专家学者对“拐卖妇女儿童”议题的探讨、两会代表建言献策以及舆论媒体的报道使得政策共同体之间形成了“政策原汤”,三者构成了政策源流;“团圆文化”影响下的民众情感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安全”理念与宗旨构成了政治源流。在2022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政策议程设置的“政策之窗”随之开启。在此期间,政策活动家促成了三流汇聚,使得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的完善议程得以最终设置。     

网络民意输入机制——政策议程设置的一种外输入机制解读

我国学者对于公共政策系统的普遍认知都是按照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将其分为政策输入、政策转换和政策输出三个环节。就目前的研究成果分析来看学界对于政策转换和输出也就是过程和结果更为重视,进而忽略了对于政策输入的探究。目的在于从网络民意输入机制解读我国政策议程的一种外输入机制,同时分析了网络民意输入机制的运行过程及其特征。     

公众参与背景下多源流理论如何更好解释中国的政策议程设置？——基于多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政策议程设置是一个充满模糊性的场域,这种模糊性被称为“刻意的模糊性”,隐含着政策操作的内在逻辑,整个政策过程也被比喻为德尔菲神谕的传递过程。公众参与作为打开“政策黑箱”和破解模糊性的一把钥匙,契合了政策世界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文章基于多源流理论模型,对既有文献进行挖掘,架构出影响公众参与的五个关键要素,即参与意识、参与能力、价值取向、参与渠道和政府形象,并采用多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和个案检验方法,分别考察公众参与要素内输入源流的配适性和不同要素的实质效力。研究发现,公众参与的五个要素对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等三股源流的流量、流向和水质有着不同的影响机制和影响路径,并且构成源流发生变迁的必要条件也有所差别。公众参与要素在源流运行中发挥着要素牵引的功效,牵引着问题源流触发议程设置、使漂浮的意见主张落入“政策原汤”和促使领导重视并开始介入,呈现“问题—压力—回应”到“参与—互识—俱进”的逻辑轨迹。在公众参与背景下,三股源流逐渐趋于耦合,从而打开政策之窗,建立政策议程,促使源流图谱发生变迁。     

当代中国改革启动的议程设置与政策制定过程——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

基于当代中国的历史实践以及多源流理论的分析,当代中国的改革启动是一个由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及源流耦合而形成的议程设置与政策制定过程。问题源流表现为1978年安徽特大旱灾、落后的农业生产状况及地方的"外流人口",小岗村"大包干"的体制性突破;政策源流表现为作为政策方案的包产到户从地方政府主动的政策试验逐步进入中央政府政策议程的演进过程;政治源流表现为执政党领导层的人事调整及意识形态的变迁。随着政治源流的变化开启了政策之窗,政策企业家联盟通过政策共识实现了改革启动的政策制定,标志着当代中国的改革从地方到全国的顺利启动。     

我国住房限购政策变迁研究——基于对多源流理论修正的视角

住房限购政策作为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策目标是为了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截至2016年1月22日,我国住房限购政策经历了政策提出、政策强化、政策分化三个阶段。从多源流理论修正的视角来看,无论哪个阶段的政策变迁,都是由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三者之间的耦合所引发的,而且这三个源流在不同阶段并非孤立,而是具有一定的渐进性。但是,从近两年的实践来看,这一政策实施的效果并非特别好,在某些城市甚至进入了房价越调越涨的怪圈。为此,下一阶段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应调整政策目标使之更加科学化,构建科学的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将房地产市场调控融于经济体制改革之中,从而跳出房价越调越涨的怪圈。     

现代“公共领域”中网络舆论与司法的关系——由“黄静案”反思

网络作为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第四媒体,已悄然成为市民社会的自然延伸,其出现不仅改变了以往的信息传播模式,而且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参与政治、自由讨论公共事务的活动空间。作为一种强大的公共舆论力量,当具有公共性、非常规性、冲突性法律事件发生之时,网民们以其特有的方式实践着群体性的观点和思想,对案件审理过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公共舆论危机中的地方政府微博回应与网络沟通——基于深圳“5.26飙车事件”的个案分析

在进入新媒体时代的今天,政府微博在公共危机中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信息发布、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舆论引导的功能.本文试图通过“过程-事件”的研究方法,以深圳“5.26飙车事件”中的政府微博为分析对象,剖析在中国特殊的制度体系下地方政府微博在面临公共危机时的运行机制和表现形式,并对中国地方政府微博管理中的深层次问题进行反思.通过案例分析得出:在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微博在公共危机中的表现以及最终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态度;地方政府微博公共危机应对的核心在于满足公众的期待,及时有效地发布相关信息;地方政府微博沟通的关键在于向公众呈现谦卑诚恳的姿态.为了有效地应对新媒体时代的各种危机,地方政府应该强化和规范微博管理,建立有效的舆情收集机制、政府内部联动机制和线上线下协调机制.     

公共领域对话语空间及舆论方向的影响与作用——以大光明电影院事件为例

1930年代,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不怕死"事件,客观上促成了国民政府、民族资本、左翼知识分子、中共地下党等形成基于民族主义认同的一致战线。公共物理空间聚集所激发的话语空间鼓噪,是现代都市才可能出现的群体性现象,是现代性在公共空间的凸显。电影院作为主体间交往的空间和场域,使上海的现代公众意识得以释放,公共空间延伸至媒体空间的公共辩论,形成公共舆论,促成了相关制度的形成和实施,进而导致政策和法律的长期推行,最终塑形了上海的文化公共领域。在今天的互联网碎片信息网络中,如何平衡公共领域,正向引导、树立舆论环境,促成社会和谐发展成为新的社会课题。     

网群事件发生的技术路径及风险规避探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实证分析

网络世界发生的群体诉求现象,是虚拟力量现实化的序幕,折射出现实生活主体的诉求本质。技术作为网络诉求的平台,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其一,网络技术筛选着诉求主体的人群范围;其二,技术文化限定着诉求主体的思维认知;其三,多样的技术创新形式勾勒着多元的诉求途径;其四,技术衔接维系着政府、媒体与大众的互动;其五,网络技术人才支撑着监管、疏通、互动的各个环节。综合这些影响网群事件的技术因子,一条网络群体事件的技术路径即能清晰的显现;进一步探究,这条路径展示出＂技术异化、马太效应、知行脱节＂的风险,结合路径,试图探寻规避网群事件技术风险的最佳方式。     

“多源流框架”对中国政策过程的解释力——以江浙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治合作的政策过程为例

"多源流框架"作为西方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应用较为广泛的工具,对我国公共政策过程分析的解释力如何?通过跨行政区水污染矛盾比较突出、水污染防治合作具代表性的江浙边界为例,选取1993-2005年间较为典型的13次水污染事件,采用"多源流框架"为理论工具对事件的规律性进行归类梳理,分析江浙两省在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治合作中的政策过程.主要观点是:"多源流框架"在解释江浙边界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治合作的政策演变过程中具有一定适用性:"政策之窗"的打开,是问题、政策、政治三源流共同出现的结果;"政策之窗"未形成,是由于三源流中某一条或两条源流的缺失.同时,该理论在解释我国政策演变过程中,其解释力具有一定局限性:三源流并非彼此独立,各源流的出现存在一定先后顺序.因此,在使用"多源流框架"分析我国政策过程时,必须与政治体制、管理体制等特点相结合,才能更科学地分析我国公共管理过程中的政策问题.     

社会泄愤事件中群体心理研究——对“瓮安事件”发生机制的一种解释

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具有复杂的群体心理原因.事件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借机发泄、逆反、盲从、法不责众等心理.如何防范和疏导这种群体心理是解决社会泄愤事件的关键,也是当前理论界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响应差异化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分析——基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多案例比较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响应表现出差异化的行为。本文立足于政策执行的经典理论,从央地关系和地方政府角色的视角构建地方政府政策响应行为差异化的理论解释框架。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政策响应行为受到其扮演的“国家代理人”、“理性人”和“社会代理人”这三重角色的影响。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政策为例,本文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地方政府政策响应差异化的影响因素及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三重角色会影响其政策执行的主观意愿,地方政府可支配资源会对政策执行形成客观约束,最终所产生的地方政府的整体政策目标序列是解释其政策响应差异的重要机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理解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地方政府更好地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和改善民生保障提供了新的思路。     

公共政策执行:目标群体的遵从收益与成本视角——以一项农村公共产品政策在三个村的执行为例

公共政策的目标群体是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环节,其成员对公共政策遵从与否的行动策略直接决定着公共政策的执行成败。一项农村公共产品政策在三个村的执行过程和结果表明,目标群体成员遵从与否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其对公共政策遵从收益和遵从成本的权衡。随着我国社会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型,目标群体成员之间的利益差别逐渐扩大,不同目标群体成员在同一项公共政策中的遵从收益和遵从成本情况也越来越呈现多样化,这对公共政策的执行提出了挑战。要提高公共政策的执行水平,就需要提高公共政策对不同目标群体成员利益的整合和协调功能,增加目标群体成员的遵从收益,减少其遵从成本,并努力实行科学民主的公共决策机制。     

农民环境诉求面临的困境与对策探讨——基于对厦门PX风波与浙江东阳画水镇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比较

农村环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遭到破坏,农民保护自己的家园的意识也越来越强,可由于现行法律的不完善等其他方面的原因,农民缺乏正常的渠道表达自己的环境诉求。以浙江东阳画水镇环境群体性事件为例,可分析我国当前农民环境诉求无法正常表达的原因、以至于扭曲表达的表现形式。通过分析浙江东阳画水镇事件与厦门PX风波差异,又可看出农民与市民在环境权利与诉求方面的差别与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