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圈扩张视野下二元犯罪论体系的重构

行为刑法是古典学派构建的以“行为”为本位的犯罪论体系,行为人刑法是实证学派构建的以“人身危险性”为中心的犯罪论体系。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迁,两者之间从对立与论争逐渐走向了折衷与调和。我国刑法修正案和司法解释在立法上扩大了犯罪圈,实践中的情绪性执法、机械性司法更是加剧了犯罪圈的扩大,使得刑法过度地介入了社会生活。应在坚持以行为刑法为主轴的基础上,吸收行为人刑法的合理内核,在处理案件时要重视对人格因素的考量,构建“行为—行为人”二元的犯罪论体系。     

积极主义刑法观视域下的未成年人保护刑事立法

为有效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失序"状态,未成年人保护刑事立法应当跳出积极主义刑法观、消极主义刑法观和折衷主义刑法观的观念聚讼,恪守法益保护的根本立场,依循积极主义刑法观的具体要求,推进涉未成年人不法行为的预防性刑事立法进程。提高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制度效能,应以立法方法的"客体相应性"为导向,根据规制对象的类型学区分:在立法原则上,"未成年人实施的不法行为"的刑事立法应秉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侵害未成年人的不法行为"的刑事立法应秉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未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的不法行为"的刑事立法应秉持"双向保护原则"。在立法手段上,应结合规制对象的具体特征,融贯犯罪圈的设定与刑事制裁处遇。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我国刑法再完善的引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法治思想与刑法的学科属性、刑法的法律属性结合起来所形成具体的刑事法治思想,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刑法立法应当与时俱进,切实发挥好保护人民利益的基本功能""刑法立法对性质不同的犯罪要坚决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刑法立法要追求公平正义""刑法立法要用发展的眼光对待罪刑法定原则""刑事立法要加强对公民民主权利、政治权利的保护"。由此,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贪污贿赂罪"都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我国未成年性被害人刑法保护之缺弱及完善

性侵未成年人成为当下中国高发的犯罪，而现行刑法并未有效跟进，预防和惩罚功能不尽如人意。与我国港澳台地区刑事立法相比，现行刑法在保护未成年被害人性权益方面存在明显缺弱，表现在：规则分布零散、年龄分段“顾此失彼”、性别保护“重女轻男”、罪状列举“疏而有漏”。为从立法源头上确保司法公正，强化对未成年人权益的特殊保护，修改现行刑法中的有关规定势在必行。     

过失共同正犯、未遂犯处罚范围等问题探究

中国需立足国情对日本刑法进行移植借鉴;从解释论和立法论角度出发,过失犯的共同正犯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中国刑法规定对未遂犯进行处罚,但并未就处罚范围进行规定;通过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对未遂犯的处罚范围进行明确,有助于实践罪刑法定原则。     

浅议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了民生时代,我国刑法的制定方向也开始由国家刑法逐渐转化为民生刑法,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理念也需要以民生刑法为指导进行制定。     

浅谈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方向

我国于2011年颁布并实行了《刑法修正案(八)》,这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对刑法典修订最为重要,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刑法修正。这次修正有着丰富的内容,充满鲜明的特点和亮点以及先进的修法理念,在我国刑事法治的历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刑法的立法得以完善,而是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法治水平不断上升的基础上,未来还有更多的立法完善任务等着完成。对此,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我国刑法立法的现状,并结合存在的问题,为以后刑法立法的发展指出方向,促进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     

经济刑法理念的转向:保障市场自律机制的健全

近年来,金融商品交易等领域频繁发生大案要案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刑法的立法、司法及研究范式仍然桎梏于统制经济刑法思维之中,无法应对自由经济体制的要求,市场自律机制始终难以健全,因而很难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提供有效的辅助。在统制经济体制转变为自由经济体制的背景下,经济刑法的根本理念应当是保障市场自律机制的健全。为此,建构经济秩序的机能应当服从于保护国民经济权益的机能;应当依据保护法益的实质内涵来区分制度依存型经济刑法与权益保障型经济刑法;应当放弃刑法优先主义的规制思维,转而构建起以企业自律为主轴,行政处分与民事追责为辅助,刑事制裁为补充的新型规制机制;应当突出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作为出罪事由的积极意义,并将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的对象限定为刑事违法性。     

辨析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的冲突

公正——刑法内容中心。从观念上解析,在价值选择上罪刑法定主要倾向于刑法的安全性,公正仅是形式化;刑法解释被认为是一项司法实践活动,其最高价值体现是怎样打破罪刑法定的约束,在达到实体公正。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就产生了两种冲突:在现实中,刑法的安稳性同社会持续发展的冲突,这便阻止不了让刑法解释在一些层面与罪刑法定背离;根据法治规定,怎样才可以用最小的实体公正来取得形式公正被作为法治国家刑事司法理念的最高峰。     

论“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

我国立法、司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处罚措施处处体现了从宽处罚的刑事政策，这符合我国所签订的一系列国际公约或法律文件的基本要求。然而，根据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国刑事法应当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相结合的角度进行考察，并关注“行刑重其轻”刑法思想的运用。为此，有必要在刑事立法、司法两方面分别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时的“宽”和“严”进行具体修正，例如，“宽”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严”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等。     

论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缺陷

本文分析了刑法中有关未成年人概念的不规范现象,系统论述了刑法总则中在定罪、量刑、行刑三个方面对未成年人缺乏特殊保护的原则性规定,论述了刑法分则中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拐骗儿童罪等罪设置中的不足,以及刑法分则中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空白。     

当代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各方行业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在不断发展的同时,自然环境也不断承受着各种各样的破坏。仅仅只靠人们意识的逐渐转变或者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是无法彻底改善当今的自然环境现状的,此时,需要一套具有强制性、规范性的措施来约束人们在环境方面的不良行为,从而才能最大限度的保障环境能得到日益的改善与恢复。本文针对当代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以及完善进行分析与研究。     

公众认同视角下共识刑法观分析

面对社会群众对刑事立法未能达成刑法实践共识的局面下,刑事立法难以形成公众认同的社会效果。面对刑法研究中瓶颈,为了使刑法得到公众认同的效果,在刑法实践中,必须考虑公众认同,包括生活利益的重要性和规范有效性,使建立的共识刑法观作为国家促进长期利益的最佳方式。     

刑法中“自愿年龄线”规定研究述评——以英美法系国家为视角

本文以英美法系国家有关刑事立法例的研究为基础,拟对英美法系国家刑法规定的自愿年龄线进行全面述评,以期更清晰地理解法定性承诺年龄的立法意义,从而对我国刑法理论和相关刑事立法的完善有所增益。     

对刑法修正案调整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商榷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人对故意杀人与严重的故意伤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关于调整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的争议焦点始终停留在问题表面,很难形成统一定论。设置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本质上是一个立法问题,应当回归立法机理,从刑事政策、刑法解释学与立法技巧三个方面反思其调整的合理性。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有违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刑事政策,且不能实现刑法解释学的体系自洽。"一刀切"的立法形式更具有现实可行性。     

反思静态刑法解释观

静态刑法解释观的特点是理念保守、固守文义、过度追求立法原意，由此导致刑法解释方法的不当选择与刑法解释限度的狭隘把握，也使得刑法未能适时回应当下社会的流变，损伤了应有的规范机能。静态刑法解释观存在无法适应从传统到现代之变迁的局限，消解不了网络时代犯罪新样态的视域盲区，在追诉时效、刑民交错、公共卫生、刑法体系反思等细域也渐渐步入绝境，以致刑法面临功能限缩的尴尬处境。对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化坚持不应扼杀刑法对社会生活的适应性，过度消极过度稳定实质是过度保守，既不能有效形塑新的行为规则，也矮化了刑法在社会调控架构体系中的本来角色。社会宏观格局的变迁全面波及犯罪的微观样式呈现，以进化论视角而不是静止视角审视犯罪，调整、改变以传统社会为背景建构起来的理论叙事话语已无可争辩，动态刑法解释观是最终的逻辑归结与价值选择。     

浅析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刑法规制的现状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重。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率猛增,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法律规制存在缺陷,没有实现有效惩罚与震慑食品安全犯罪的功效。民法、经济法由于其法律性质及强制性、惩罚性不足的问题,无法形成有效地保护,因此食品安全要通过刑法来规制是势在必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进行了修改后,扩大了惩处范围,加大了惩罚力度。但仍有很多不足,本文主要对当前食品安全问题刑法规制现状进行阐述,并指出刑法立法方面的不足,并初步指出立法完善的方向。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行为方式的学理审视与司法适用

为增强与新《证券法》之间的协调性，《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进行了联动修改。其中，本罪三项新型操纵市场行为的增设是对其行为方式的明确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修正前本罪行为方式的规定违背了明确性原则，仍有必要对明确性原则的具体内涵、判断标准与实现路径进行系统地梳理与澄清。此外，在体认立法上的犯罪化与司法上的犯罪化的语境下，犯罪化的概念应当重新界定。本罪增设三项行为方式虽系刑法修正，但并非立法上的犯罪化。在刑法修正与刑法解释的关系问题上，刑法解释的终点，即为刑事立法(刑法修正)的起点。但是，刑事立法(刑法修正)的起点，不一定是刑法解释的终点。在刑法解释所能辐射的范围内，除非基于价值上的重大考量，否则刑事立法无需加以修正，给予刑法解释足够的空间。本罪中兜底条款的规定为新型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的刑法规制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供给，同时也是本罪适用的难点所在。主流观点关于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存在概念混同、标准混乱、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难以兼顾等诸多缺陷。应重构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提倡兜底条款相对从属性说。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交互作用探析

在法律体制下,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作为两种独立的法律,但是都归于刑事法律层面,所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践行中出现许多交叉现象,并有复杂的交互关系。在这两部法律实施中,不但要确立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内在联系,还要了解其相互作用的内在因素,才能使其相互配合,积极展现法律制度的作用与功能。文章将简单概述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基本概念,分析其形成交互作用的原因与形式,说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交互作用,希望能对认识与处理二者之间内在关系有所帮助。     

试论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解释中的体现

1997年我国新刑法第三条将罪刑法定原则确立为我国刑事立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原则对于保障人权平等和司法公正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又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漏洞。这种情况下刑法解释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求在刑法解释中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做到刑法的确定性与适应性的真正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