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社会治理中的道德支撑北大核心

道德在社会治理中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突出体现为:道德能够为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存在和合作提供合理性和可能性论证,并内隐于主体的价值观念之中影响整个治理体系的运行,为社会治理奠定基础;道德不仅以柔性规范的非成文形式构成社会治理的制度基础,而且与其他成文制度相得益彰,保障成文制度的良性运转和变革创新,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道德还能够凝聚社会共识,规范社会秩序,为社会治理创设良好的价值环境和社会氛围,推进社会治理的顺利进行。     

网络化治理中治理责任的实现:责任设定与追究

网络化治理所倡导的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构建合作网络进行社会治理的理念,为现代民主治理思想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工具层面的构想.在网络化治理中,合作规范设定了多元治理主体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法律责任体现了责任的强制性,而道德责任体现了责任的自觉性.治理责任的实现依靠治理网络建构的一系列硬性的制度约束和软性的伦理要求.在治理过程中,通过建构问责机制、监控治理绩效以及实施退出制度等措施,实现多元主体的治理责任.     

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内在理路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权力治理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突破口,以权力之善引领国家善治,重构了权力道德生态,有力夯实了党的权力合法性基础。党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内在理路主要表现为:一是以约束权力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实践主题,通过规制与训导权力,让权力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以权力自觉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行动路径,着力调动我国各级权力主体的政治能动性,积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以实现国家善治;三是以权力之善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价值目标,有效规范权力的运行路径,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道德旨趣;四是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政治实践基础,努力调适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消除权力异化产生的根源。     

农村民间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解释路径与工具选择——社会资本理论分析视角

社会资本理论为农村民间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奠定了社会网络基础,推动了农村民间组织建立社会信任,促进了农民合作,规范多元主体参与。但是,农村民间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网络、信任和规范缺失也影响了治理的绩效。要促进我国农村民间组织更好地参与乡村治理,实现乡村的良性治理,应促进公民参与,引导社会网络良好发展、提高民间组织活动透明度,重拾社会信任、加强农村民间组织立法和制度建设,规范社会资本运行。     

论多主体道德治理中的政府角色

道德治理就是对道德进行治理,多主体性是道德治理的首要特征和要求。在多主体的道德治理过程中,政府应是元治理的角色,主要发挥引导和协调作用。具体来说,政府应是整个社会道德治理的规划者,基本道德治理规则的制定者,多主体道德治理的发起者和协调者,多主体道德治理保障的提供者,社会道德治理的示范者。     

党的执政伦理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党的执政伦理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加强党的执政伦理建设能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政治保证,奠定道德基石和社会基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诉求。针对目前执政伦理方面存在的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在构建和谐社会视域中,应深刻把握党的执政理念的伦理意蕴,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牢固坚持党的执政制度的伦理取向,确立公平、正义的执政制度;切实培育党员干部的道德自觉,增强执政主体的道德责任感。     

社会治理体系的要素构成与治理效能转化

社会治理体系是由主体—规则—机制—目标等四个要素构成的规范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其中,治理主体指参与社会治理的行为主体及其在一定规则下形成的职能职责定位和网络关系结构,治理规则指社会治理体系运行应遵循的规律和法则,治理机制指治理主体间协同的运行机理、方式、方法,治理目标指社会治理的价值愿景与追求。这四个要素相互作用,其健全程度直接决定社会治理效能的高度,相互之间的耦合与互动程度直接影响社会治理效能的达成度。我们党在推动社会治理进程中不断根据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调适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质的社会治理制度优势。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会治理的"全景式"领导,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坚持和完善"三治融合"的制度,构建社会治理规则体系;坚持和完善"四化互动"的治理方式,创新社会治理协同机制;坚持和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把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效能。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及其优化

法治化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尽管全面依法治国所强调的"法"是以国家制定法(硬法)为核心的法律规范体系,但乡村社会自身孕育了大量的自治性软法规范,在因地制宜的治理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法律多元视角下,乡村社会欲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治理新格局,"软法性规范+硬法性规范"的合作共治路径在当下无疑是较优选项。软硬法合作共治能够实现制度互补,在发挥各自治理优势的同时弥补对方功能局限,有效协调多元共治中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同时,合作共治在乡村治理中也具有较强的理论、政策、制度和实践基础,但当下合作共治的法治路径并非完美无缺,依然需要对其进行优化,表现为规范软法生成过程、强化软法实施效力、协调软硬法实施中的冲突等。     

开创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格局

我国社会治理,基本遵循了从"社会管理"到"共建共治共享"跨越的创新逻辑,但在现实中,治理"瓶颈"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治理结构没有跟上实践发展、治理主体关系没有及时法定化、治理过程不够协调、治理规范不够完善。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将在体系、机制、制度等三个方面并进,规范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建体系、创新化解社会矛盾的共治机制,完善民生获得的共享制度,从而开创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格局。     

从优势到效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遵循

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遵循。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能够展现制度根本优势而优化治理结构,能够提升制度执行能力而优化治理功能,能够促使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充分结合以及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有效互动,从而整体上有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遵循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这一实践取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依托由最大优势和显著优势共同构成的制度基础、由制度完善和现实发展共同构成的价值基础、由治理经验和主体创造共同构成的实践基础,坚持科学的实践进路,突出治理实践这一关键环节,通过"三个阶段"推进实践过程,基于十三个"坚持和完善"把握任务重点,不断实现制度优势更好向治理效能转化。     

论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制度基础——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在社会学制度主义中,制度构成的基础要素包括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施过程,是其强制性规章制度的建立、管理运行机制的规范以及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对协同治理的认同这三个层面的因素共存且互相影响的过程。然而,政府单中心的路径依赖、治理主体间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各治理主体的认知和行为偏差都会加剧协同治理的制度惰性。因此,有必要通过完善法规制度,增进共容利益,培育社会资本来进行制度补给,以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现。     

网络治理理论视角下我国社会泄愤类极端事件的治理对策--以公交车纵火案为例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社会泄愤类极端事件在我国不断发生。社会泄愤类极端事件的产生既有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法治弱化、道德下滑等规则缺陷的原因,也有涉案者在心理方面的个人原因。社会泄愤类极端事件的发生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必须高度重视。为了更好地治理这类社会问题,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多元主体要协同建立治理网络,重建良好的信任基础和沟通协调机制,重建民主、法治、道德等规则,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降低社会伤害事件的频次及危害。     

诚信原则是我国市场经济下法律与道德的共同基础

法律与道德作为调节社会的基本规范,它们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任何社会中都有法律与道德的共同基础,诚信便是商业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共同基础。因此,我国在构建诚信法律制度时不应忽视诚信道德的建设。     

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真实命题及中国语境

大学治理结构的真实命题包括多重涵义:回应"冲突和多元利益"的治理需要,建构能够体现利益相关者组织属性和委托代理关系特点的决策权结构;大学自身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办学利益主体,其"组织剩余"是由社会利益来决定的公共价值,每一种利益相关者都不应单独地对大学行使控制权;大学治理结构是比管理结构更为基础的制度结构,其根本目的是建立大学决策过程与社会权利主体的合理联系,实现社会价值平衡。大学治理结构的中国语境是:办学体制的变化为政府与高校建立具有委托代理性质的契约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操作空间;管理体制的变化使大学决策责任骤然加重、决策权处于高度集中状态,风险也随之出现;办学经费筹资结构的变化表明大学的社会基础日益广泛化,其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属性正从模糊走向清晰。我国大学已跨越前治理时期,但向治理阶段迈进必须依靠上层政治权威的推动,才可能突破"制度锁定状态",破解历史性难题。     

论理想村级组织的制度基础

村级组织是联结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中介。建立理想村级组织制度模式，有利于改革和完善村级组织制度，增强村级组织的功能。村级组织实际制度与成文制度较高的一致性，成文制度安排的行为模式与制裁手段的统一，成文行为模式的相容性以及充分照顾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村级组织成文制度安排，是构成理想村级组织的主要制度基础     

论公民道德选择权的制度建构及其意义——熟人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道德支撑制度研究

当下公民道德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公民道德人格的缺失。本文就此问题提出建构"道德主体"制度体系的设想,认为道德主体是社会主体在道德建设领域的体现,道德主体制度建构不仅仅是道德问题,更是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道德选择权是一种保障公民参与社会道德建设的法律权利,是道德主体地位的基本权利表现。道德选择权的制度建构实现了道德建设的法律制度支撑,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的互动与协调发展,展现了道德建设"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具体制度设想。     

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何以必要与如何可能

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作为一种全民"共建、共享、共治"的新型的社会治理结构性关系和治理模式,其主要包括全民参与的新型社会治理主体关系、共建机制的新型社会治理结构模式和共享成果的新型社会治理目标要求三个方面,它既是对当前社会转型现实诉求的积极承应,也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可以从理念、职责、制度几方面着手,通过治理理念与价值规范的理性重塑,主体职责与角色定位的明确归位,制度机制和法规体系的有效保障促成共建共享目标的实现。     

现代乡贤在当代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参与路径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下,现代乡贤在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中发挥重要基础作用。从传统社会时期,生于其乡众人称为贤者,到近现代以来的断裂及重构,新时期乡贤群体意义更加广涵,呈现多类型、多功能的新特点。现代乡贤参与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在道德秩序、制度规范、农村产业发展、生态建设层面发挥着重要的价值与功能,为追求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有效衔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政府部门应合理选择实现现代乡贤价值的具体路径和措施。     

道德共识的形成机制析论

道德共识是指不同主体在道德的认知上所达成的一致性认识和理解。道德共识的形成需要建立在一定的主体条件、客观条件和中介条件基础之上。所谓主体条件即道德共识的主体是相互关系的主体和相互理解的主体;客观条件是指道德共识的产生需要社会提供必要的外在条件,包括物质基础和合理的利益关系;中介条件则表明道德共识的形成还需借助一定的中介和平台。通过主体的主观努力、社会的有效引导和交往理性的成功建构,道德共识得以形成产生。道德共识的形成以道德分歧的有效化解、道德理性的成功交融和共识道德的产生为标志。     

理想人格的制度环境及其社会塑造

理想人格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塑造相结合的产物。每个人都无法脱离其生存的制度环境,不能不受到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塑造。制度环境决定人们道德人格的养成和类型。理想人格的塑造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道德教化;二是制度规范。相对于道德教化而言,制度规范具有优先性。制度规范是塑造理想人格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