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基层治理中“乡政村治”体制评析

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体制适应了农民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需要;有助于乡村治理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促进了乡镇政权的民主化、规范化建设。而在具体实践中,当前我国乡镇政权与村委会之间总体上依然保持着明显而强烈的上下级行政命令关系,与法律规定的"指导关系"尚有相当距离。对于改革的走向,应该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在治理方式上由资源汲取型向资源支持型转变,由管治型向服务型转变,统筹城乡基层治理,在体制设计上,尝试由"乡政村治"向"乡村共治"模式转变。     

“乡政村治”行政体制的利弊分析与改革出路

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乡政村治"体制一方面使农村基层政府行政逐步迈入专业化、正规化建设的轨道,有利于提升农村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和绩效,促进农村基层政府由无限的管制型政府向有限的服务型政府的历史转型,另一方面也使农村基层政府面临诸如"责、权、利"失衡,缺乏有效的合法性生成和增长机制,职能转变滞后,功能定位欠科学,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脱节等多种矛盾和问题。在"国家社会化"的宏观思路下完善"乡政村治"体制,是现阶段农村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正确选择。     

对完善乡政村治体制的几点思考

在中国已经过十年试行而正式颁布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两年多的现在,最为重要的争论不应该再集中于农村是否能实行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这一制度判断上(当然,这并非说不能就此制度安排发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而应针对在村民自治不断推进与拓展中经常出现的乡政和村治脱节、矛盾加剧甚至冲突等现象,分析其原因,寻求这一体制的完善途径,以防乡政与村治出现真正的"断裂".     

政治信任的逻辑起点及战略选择

作为政治合法性逻辑起点的政治信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显得尤其重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对急剧变革的中国社会来说,政治信任很容易受到干扰和动摇。因此,追寻政治不信任的产生根源,考察政治信任的逻辑结构,应该把根本制度和机制剥离开来,消除把政治信任置于机制之上的误区;应该把制度功能和角色功能区分开来,消除把政治信任置于角色功能之上的误区;应该把整体的政权、政府同具体的政府部门区分开来,将政治信任的基础构筑在对整体的政权和政府的评估上,防止政治信任在具体单位和部门的失误中流失。     

论“乡政”与“村治”平衡协调新机制的构建

"乡政"与"村治"的平衡协调是建立新型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的现实需要。从我国现行农村基层治理格局来看,在农村基层治理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乡政"与"村治"的不平衡问题。分析这一问题的制约因素,尝试构建农村基层治理中"乡政"与"村治"平衡协调新机制,对于提升农村基层治理绩效,完善农村基层自治制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村落社区权力结构变迁及其影响

中国村落社区权力结构是村政的核心,对农村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村落社区权力结构经历了国家政权内卷化、人民公社和乡政村治村三个重要阶段。当前我国的村落社区权力结构多元化的态势部分满足了农民的多样化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基层民主的生长,同时增加了村落社区社会整合的难度。     

构建乡村和谐政治关系之信任基础研究

当前,农村政治信任的构建已成为事关农村整个政治文明建设成败的重要课题。因此,此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关注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许多学者的高度重视,一些地区还在实践上作出了宝贵的探索。本文认为,要重建农村基层的政治信任,必须理清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村级自治组织之间、农村基层党支部与群众之间、村官与村民之间等各种关系。当前,不管是从农村基层政权、中央政府方面来说,还是从村级自治组织、村民方面来说,都存在着不少影响政治信任构建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将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对于重建农村的政治信任具有重要的意义。     

微权清单式村治:法治村治的未来模式——以浙江N县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为例

中国两千多年的农村治理大致可分为:"专制—准自治""集权—科层控制"和"村民自治—乡政村治"三个历史阶段,与此对应形成了传统社会农村"准自治"、高度沉降农村"科层控制"、改革转型农村"乡政村治"三种村治模式。就本质而言,传统村治模式均带有浓厚的人治特征。法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有效的治理方式,法治村治乃是中国村治的发展趋势,微权清单"限权、定责、保利"的法治逻辑为建构法治村治提供了有效进路。浙江N县制定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通过"清权划界、配权定职、晒权明规、行权保利、制权督责"五环节运行实践,生成了微权清单式村治,其对开启村治法治化的未来模式具有重要参鉴价值。     

制度化不信任:内涵、理论原型和意义

制度化不信任是内化了不信任的政治原则和政制形式,包括现代民主体系中的合法性原则、定期选举与公职任期制、分权制衡、多数原则与集体决策、问责政治、传媒自主和公开透明等。权力的工具性和人性的"幽暗意识"是制度化不信任的理论原型。制度化不信任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保障公民权利、建构优良秩序、创设合理程序等促生现代政治信任。     

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问题。社会治理内涵、目标与社会工作的理念和功能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使得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治理成为可能。本文以山东省南仲都村乐和家园乡村治理模式研究为例,对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治理的路径进行探索和反思,总结出了改善"乡政村治"下的村委会与乡政府矛盾;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培育乡村精英和农村社会组织;挖掘人的潜能,提升"农民自在";合理定位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者角色四点做法。     

善治视域下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探析

全面免除农业税后,"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诸多困境,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成为适应农村发展的新治理模式。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的形成既是解决"乡政村治"困境的现实选择,也是回应乡村社会内部自治力量成长、实现乡村善治的必然之举。这一模式的构建,需要诸多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对乡村治理环境的优化。··     

政治参与、政治吸纳与政权合法性的相生机理——重读李普塞特的《政治人》

政治参与和政治吸纳是现代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政治活动方式。李普赛特在其名著《政治人》中系统探讨了政权合法性和民主政治存在的社会基础。重读《政治人》,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体悟政治参与、政治吸纳与政权合法性的相生机理:政治参与是政权合法性扎根社会土壤的种子,它有助于增加社会张力、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而政治吸纳则是政权合法性根深叶茂的养料,作为现代政府彰显民主诚意的标志,政治吸纳既是公民政治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也是政治系统汲取社会营养的触角。在政权体系的日常中,政治参与和政治吸纳的相生性,消解着社会矛盾和政治风险,维系着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从而增强公民对政权的政治认同,建构政权的合法性。     

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三十年的回顾与前瞻

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指针对县乡政权和村级建制的制度性调整,以改善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治理,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展开的基本背景是农村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其面貌受后者影响。改革以来30年间,在村、乡、县三级,分别进行了各种政治体制的改革。由于对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原理缺乏通盘了解,三级改革在诸多成就之余,仍欠缺整体协调。在城乡统筹和新农村建设战略之下,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寻求村、乡、县三级联动。并要和一个纵向的综合农协体系相互支撑。     

以改革创新精神破解大学生“村官”政策的体制性障碍

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县乡镇深化改革和综合配套改革不到位、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以及城镇化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农村教育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严重滞后,是制度嵌入下的大学生村官政策遭遇到的体制性障碍。为此,必须明晰大学生村官角色定位和职责功能,构建其合法性的权威;进一步深化县、乡镇基层体制改革;坚持以公平为导向、以市场化为依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使城乡在互动中发展;深化教育改革,更加注重教育公平,大力发展农村教育。     

论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政困境

乡镇政权是县以下压力型体制的主要载体,它必须按照政府下达的指标完成各项任务。在压力型的运行体制下,乡镇政权的角色扮演与村民自治的要求出现严重冲突,导致乡政异化。乡政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将目光局限于乡政制度改革,不能“头痛医头,脚病医脚”,应从全局的角度审视乡政的体制病灶,最终通过积极推进宏观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     

我国农村的又一项重大改革

我国农村正在按照宪法规定,有领导有步骤地改变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建立乡政权。到去年年底,各地已经建立乡政府二万二千八百多个,在今年年底以前将大体上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政社分开以后,人民公社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组织形式可以保留,也可以根据生产的需要和群众的意愿建立其他名称的集体经济组织。这是我国农村又一项意义深远的重大改革,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当代西方政府信任危机透析

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与信任是任何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也是任何政体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20世纪末以来,西方民主国家中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已经演化为一股国际性的趋势,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严峻问题。西方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是众多因素长期混合和交互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选举、政府本身、利益集团、社会文化以及大众传媒等方面的原因。为了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心和满意度,巩固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西方国家采取了多样的手段,开始了塑造“公民性政府”的历程。我国在社会经济改革加速前进的过程中也伴生了一些严重影响政府信任的现象,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政府信任危机的内在症结及其解救的经验措施,对于我们提高政府公信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搞好乡镇机构改革

乡镇机构是我国在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搞好乡镇机构政革,对于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村市场经济,保证农村社会稳定,加强党和政府对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县级机构改革试点的深入进行,改革乡镇机构的任务必然摆到了县、乡领导的面前,这是一项面广量大而且非常艰巨的工作. 一、充分认识乡镇机构改革的迫切性我国现行的乡镇机均,是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这些机构基本上是以强化产品经济为基础的集权式管理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     

“乡政村治”治理架构的优化探析

新时期中国“乡政村治”体制是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封农民个人权利承认和保护的制度性承诺,是一种基于市场、民主和法制理念的新的行政管理结构和乡村治理方式,它标志着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相对分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的重新确定,对国家民主建设意义也特别重大。但从实践层面上看,“乡政村治”运行中也暴露了不少矛盾与问题,调整和完善农村治理架构显得刻不容缓。因此,本文着重分析“乡政村治”治理架构下的体制缺憾与运行中存在的偏差,并提出制度完善与体制优化的建议。     

乡镇改革:历史困境与道路选择

乡镇改革先后经历了"社改乡"的"乡政村治"二元治理体制、减员增效下的"汲取型"与"服务型"乡镇和后税时代的多元模式,但不同时期的改革和发展模式都存在着治理目标和具体实践效果相脱节的共同问题。而要改善乡镇体制使之适应农村建设的大局,就需要深入分析乡镇改革的历史变迁,以探索新时期乡镇改革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