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弱化与法家思想的时代性危机——一个初步的批判与阐释北大核心CSSCI

思考先秦法家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应立基于中国法理学的语境。倘若"法律的强制力观念弱化"作为中国法理学语境中的强势话语能成立的话,那么,以"严刑重罚"和"以刑去刑"为核心主张的先秦法家思想,其合理性与价值就会面临根本性挑战。而事实上,所谓"法律的强制力观念弱化"只是一个虚幻的法学乌托邦。强制力和威慑性仍然是法律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因此先秦法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并没有受到实质性冲击。对于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先秦法家思想仍然具有积极启示意义。     

法家“法治”思想的当代价值

法家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其思想一直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这其中尤以"法治"思想备受后人推崇。法家"法治"思想的当代价值有三:法律至上的法治思想;人人平等的法治思想;量刑适度的法治思想。     

法家势治思想——兼论合法性视角下权势的作用

在专制主义政体中,先秦时期法家势治思想强调的权势对建立政治合法性有积极作用,但同时认为权势不是万能的;权势是法家势治思想的核心,跳出势治思想产生的先秦时期,在以后的民主政体中,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对权势的要求并没有完全夭折,只是变化和弱化了。     

毛泽东的法家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先秦法家对毛泽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已经开始接受先秦法家的主张。先秦法家偏好的富国强兵、以法治国得到了青年毛泽东的强烈认同。从1958年直至1975年,特别是在毛泽东晚年,他正式思考法家。毛泽东反复论及法家人物,反复阅读法家文献,以"厚今薄古"概括法家,以"评法批儒"彰显法家,把他对法家的思想认同转化成为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理解毛泽东的法家观,有助于深化毛泽东研究。从法家的角度来看,法家第三期在当代中国的兴起,与毛泽东的法家观及其实践具有紧密的联系。描绘毛泽东的法家观,有助于理解法家学说、法家第三期在当代及未来中国的命运。     

先秦法家进化论及其近现代影响

先秦法家进化论以其"因时而变"的变法主张和"法今王"的政治取向,并贯之以清醒的人性论认识和功利务实精神,服务于当时各国企望"富国强兵"的改革实践。这一极具革命性的学说,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古代的循环时间观,与受基督教线性时间观影响的近代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存在某些相近之处。比较它们之间异同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有助于理解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近代中国与先秦法家思想相结合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条件和原因;另一方面,有助于重新诠释和认识法家进化论的当代价值,以期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源自本土文化的助益。     

先秦法家进化论及其近现代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先秦法家进化论以其"因时而变"的变法主张和"法今王"的政治取向,并贯之以清醒的人性论认识和功利务实精神,服务于当时各国企望"富国强兵"的改革实践。这一极具革命性的学说,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古代的循环时间观,与受基督教线性时间观影响的近代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存在某些相近之处。比较它们之间异同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有助于理解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近代中国与先秦法家思想相结合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条件和原因;另一方面,有助于重新诠释和认识法家进化论的当代价值,以期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源自本土文化的助益。     

毛泽东的法家观北大核心CSSCI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先秦法家对毛泽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已经开始接受先秦法家的主张。先秦法家偏好的富国强兵、以法治国得到了青年毛泽东的强烈认同。从1958年直至1975年,特别是在毛泽东晚年,他正式思考法家。毛泽东反复论及法家人物,反复阅读法家文献,以"厚今薄古"概括法家,以"评法批儒"彰显法家,把他对法家的思想认同转化成为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理解毛泽东的法家观,有助于深化毛泽东研究。从法家的角度来看,法家第三期在当代中国的兴起,与毛泽东的法家观及其实践具有紧密的联系。描绘毛泽东的法家观,有助于理解法家学说、法家第三期在当代及未来中国的命运。     

“亲亲相隐”法律思想的源流及其当代价值

"亲亲相隐"是先秦时期的儒家最早提出的思想主张,随着汉代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它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刑法中非常重要的原则和制度.作为儒家伦理、法律思想的直接体现,"亲亲相隐"不仅有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法律价值,即使对于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也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最低限度的法治”不足为治——对法家法治思想的价值评估与反思

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法家的法治思想类似于西方的形式法治思想,可以称之为一种"最低限度的法治",希望能从中探寻法家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使之实现现代性的转化。然而,将法家的法治思想类比于西方的形式主义法治,不仅是对西方形式主义法治观念的误读,而且忽视了法家法治思想中导致极权的思想因子。法家思想遏制社会自治的发展,忽视家族伦常对于社会治理的意义,其中的法治主张并非没有价值因素,但隐藏在其形式主义法治主张背后的是国家至上、君权至上的价值预设。因此,忽视社会自治与道德价值的法家式法治并不是能带来良善的社会治理方式。当下的法治中国建设需要从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中吸取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重视对社会自治力的培育,尊重市场和社会的自我发展规律。     

明代法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在重视法令、倡导革新、富国强兵等方面,明代法家思想延续了先秦法家的一贯思路,但在与儒家、道家等思想的融合中,又有不少创新,提出君臣平等、天下之法等主张,将法律治理向基层社会延伸。以现代法治的标准审视,明代法家思想不乏局限性,但它以法制推动改革、严法整饬吏治、正视刑法作用、初步构建起法制的民主之基等,仍显示出积极的时代价值。     

明代法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北大核心CSSCI

在重视法令、倡导革新、富国强兵等方面,明代法家思想延续了先秦法家的一贯思路,但在与儒家、道家等思想的融合中,又有不少创新,提出君臣平等、天下之法等主张,将法律治理向基层社会延伸。以现代法治的标准审视,明代法家思想不乏局限性,但它以法制推动改革、严法整饬吏治、正视刑法作用、初步构建起法制的民主之基等,仍显示出积极的时代价值。     

先秦法家富强观念的现代反思

富强是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恒久意义的社会主题。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认识到富强的重要性的思想家群体。法家把富强作为国家治理目的,提出了一系列的实现富国强兵的措施。法家的富强观念在本质上是由国家掌控全部的社会生活,君主利益至上是法家富强观念的基本价值取向,以强制手段驱民于农战是实现富强的基本手段。法家的富强观念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统一的历史进程。法家富强观念的局限则表现为君主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以及对民众利益的剥夺。     

试论西方法律观念的变迁

古希腊罗马的法律观念及其特点 法理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而其所反映的法理学问题，也多是法律观念问题。古希腊法律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传说的荷马时代，与神话传说密切相连。认为法律就是维护人间的公正与平等。古希腊法律思想的另一来源是自然哲学，把人间的法律看成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这为后世自然法学奠定了思想基础。苏格拉底主张法律是人类幸福的标准。在其庞大的哲学体系中，法理学的成分很少，但其所谓法律的标准是道德，却提出了后来被法理学所探究的中心问题之一。     

论韩非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作为先秦时期法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韩非主张通过外力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韩非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对我国现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略论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

先秦儒家在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发展过程当中处于枢纽地位,它继承了中国早期政治文化中的德治传统,对后世德治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包括:德治的价值取向是"安百姓"、德治的起点在于"以修身为本"、德治的实现方式是"齐之以礼"。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先秦儒家治国思想由天人观、人性论和德治思想组成。天人合一、效法天地的天人观和人皆可成圣贤的人性论构成德治思想的理论依据。先秦儒家德治思想是特定时代的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在于:以国家公职人员道德建设作为提升公民道德水平的重心;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价值理念建设。     

浅谈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关系

法律的制定,必然要符合社会的发展。在当代,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制度,有的学者主张政府运用国家强制力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使市场经济顺利发展。同时,主张"移植"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移植"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是一种先进的思想,但"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是否能更好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开花结果,中国有没有使之生长的土壤?这样做能否更有利于中国政治的建设,这都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     

新形势下“祭红”现象的当代价值研究——从大学生价值观的建构出发

"祭红"现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语境,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传统愿望诉求,蕴含着德行的价值取向,是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重要历史渊源,是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思想渊源。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及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出发,分析了"祭红"现象的语境及其意义,说明了"祭红"现象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意义。     

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先驱探索——探寻李大钊法理学的理论体系

李大钊的法律之缘,贯穿于他的一生。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李大钊的人生主色调,而法律和法学则是他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的一个底色。探寻李大钊法理学思想,是法学研究者的一个重要使命。李大钊的法理学思想形成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从民主主义法学转变为共产主义法学：从启蒙主义角度出发,他提出了“法律民彝论”,兼顾中西、追求民主和法治,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法理学;从唯物史观出发,他批判和继承了西方政治与法律思想史,继承和发展了共产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法律学说,从马克思的经典中提炼出唯物史观的法律一般理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李大钊对法律与权力、法律与道德的专题研讨,对政治权力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论证,充分显示了他的理论创见。李大钊是早期共产党人中善于充分吸取外来法学理论资源的理论先驱,也是探索构建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先驱。     

救生不救死之说的缘起与流行

杀人者死是中国古代一贯奉行的法律原则,但受福报观念以及佛教因果报应等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存在消解这一原则的现象,典型的是"救生不救死"的说法与做法。为求福报,积阴德,司法官吏利用法律上的一些特殊规定,为部分杀人者开脱,以挽救其性命。这种做法宋以来就很突出,至清代则相当流行,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杀人者死的原则。     

中国传统国家理论的奠基——先秦诸子的国家学说

春秋战国时期,"国""邦""国家""宗庙""社稷""天下"都是指代国家的语词,只是内涵各有侧重。先秦诸子的国家学说,主要围绕国家起源及其存在的必要性、国家权力的横向与纵向配置、国家的职能与国家存在的目的等核心问题展开。除老庄一系道家外,儒、法、墨等主要流派对上述问题的认识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尽管论述思路、求证方法有明显差别,对国家存在目的的认识,也存在国家主义(法家)和全民目的论(儒家)的分歧,但各流派都认为国家存在的根由是"治"的需要,都主张国家权力的配置应选择"集权"模式,都认为国家理应掌控或垄断稀缺资源,全面掌控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活动。先秦诸子的上述思想活动奠定了中国古代国家理论的基本框架、运思方向和价值偏好,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