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监管制度创新的动力与路径北大核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归属政经法一体化改革范畴,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十三五"规划中的重要举措,关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监管制度改革和创新成为其中枢要和关键:促进民生改善和经济繁荣的政府简政放权是其核心动力,统一法治的市场经济活力和多元化的企业创新力是其重要动力,公众和社会智力的民主参与是其关键动力。简化政府社会管理机制、增强政府合作开放治理能力以及激发社会的人才与知识供给服务,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监管制度创新的重要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效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已经初显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轮廊,是中国在21世纪的全球背景下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国家治理体系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制度安排,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时期有效解决中国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制度创新。制度效率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涉及国家治理的制度供给效率、制度执行效率和制度创新效率。强化制度效率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现实路径,需要从制度的实践理性、整合效能、代理成本、决策效率和执行效能五个方面加以强化。     

政府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放管服”改革的路径

政府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化整体性变迁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子系统。"放管服"改革是助推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放管服"改革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深刻变革,如何深入推进并取得实效就成为一个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课题。我们应以政府治理现代化为指导,推进"放管服"改革理念创新,构建科学化新型监管机制,积极培育社会组织,遏制并祛除部门利益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恰切之道。     

信用监管的制度逻辑与运行机理——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角

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监管是我国在"放管服"改革过程中所创新的一项重要制度。通过政策引领、法律保障、实践创新,信用监管不仅仅成为支撑"放管服"改革的基础性机制,也成为推动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信用监管应当以问题为导向,从制度化走向更加严格的法治化。强化法治引领、切实保护权益、加强社会共治,这是我国信用监管创新的重要方向,也是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从政府管理到社会治理:食品安全监管的政府职能转变与实践逻辑

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作为现代政府的四大职能,其实现程度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治理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从建设监管型政府角度出发,对1949—2014年的历年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内容分析发现,社会性监管,特别是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成为近些年的重点,市场性监管、行政性监管领域逐渐走向成熟。监管手段逐渐由"加强监管"的口号层面,发展到提出依法监管,监管的基本手段、标准和方式的方法层面,再到提出构建监管体系,完善机制的制度层面。同时,选择处于改革中的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案例作为分析对象,试图展现政府监管职能转变过程的基本特征和实践逻辑,并提出构建社会治理体系对社会性监管的重要意义。     

第三方治理:理论范式与实践逻辑

第三方治理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工具,是克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志愿失灵而导致的治理困境的必然产物。第三方治理具有开放性、专业性、契约性、竞争性等核心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第三方供给、第三方运营、第三方监管、第三方评估等不同的实践模式。在既有约束条件下,第三方治理实践存在着制度困境、契约困境、执行困境、信任困境等治理风险和困局。但不可否认的是,第三方治理是对传统国家治理模式的补充与创新,是推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措施和手段,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途径和方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阈下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路径选择

国有企业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自然成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关键环节。适应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国有企业要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健全混合所有制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高效监督机制,确保国有经济的运行效率,通过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一直保持先进性,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有效供给。     

新中国70年机关事务治理的制度变迁:一项历史制度主义的考察

机关事务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有机融汇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叙事之中。如何理解我国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历史变迁,是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命题。我国的机关事务治理从以"后勤服务"为主要表现形态的传统机关事务管理向以"运行保障"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现代机关事务治理转型,经历了雏形渐成、改革发展、深化改革三次重大的制度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机关事务治理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背景、政治变量、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的"混合体"模式深刻影响着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变迁历程,国家治理范式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则是制度变迁的动力所在。展望未来,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要正视新时代赋予的新要求,加强制度创新消解路径依赖逆向张力,推进机关事务治理职能法定化,完善多元协同的机关事务治理模式,从而推进新时代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大数据时代政府智慧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有效的政府治理"不仅是实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也是对时代发展和政府面临诸多挑战的现实回应,更是主动顺应世界政府改革趋势和潮流的一种选择。而此轮改革正处在一个新的社会背景中,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大数据"时代。如果说政府治理是实现总目标的基本保障,那么大数据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路径,它具有催生管理革命和服务模式创新的效果。在大数据时代政府要实现有效的治理,就必须应对大数据时代给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制度体系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带来的冲击及新的变革需求。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困境与路径

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是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在处于急剧转型和改革深水区与攻坚期的当下中国,如何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就成为一个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指导,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合理定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治理方式,健全政府治理机制,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恰切之道。     

《公共管理学报》征稿启事

正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重大部署,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内在地要求"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全会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什么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它与中国发展的现阶段有什么样的关系?如何才能有效推进中国现代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研究

地方政府作为国家重要组成机构,承载着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能,是国家公共服务的核心体现和基础。伴随着公共需求的发展与变化,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矛盾突出,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出了新的挑战。将供给侧改革引入地方政府公共服务领域,通过供给端改革发力向需求端传导,是实现公共服务供需均衡,提升公共服务效率的创新途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明确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价值取向与供给主体定位,以良性协作、达成行动为归依,利用社会与市场机制完善资源配置,调整供给结构,提高供给主体的供给能力,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间多元供给机制,完善供给侧改革的配套机制,以供给侧改革促进供需平衡,实现供需"双到位"。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放管服”改革:动力机制、运作逻辑与未来展望

"放管服"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延续与深化,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建设现代化政府整体性改革方案的创新与实践。论文围绕为何改、改得如何与如何改的思路系统考察"放管服"改革的动力机制、运作逻辑和发展路径。研究发现,"放管服"改革深受包括作为顶层驱动力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内部驱动力的政府权力调整与政府职能科学转变、作为外部驱动力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与满足民众美好生活需求在内的多重动力驱动。"放管服"改革体现了政府权力与职责边界的调适逻辑、系统集成与统筹治理的协同逻辑、"放、管、服"三位一体的发展逻辑、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共演逻辑等运作逻辑。未来"放管服"改革要坚持宏观战略、整体理念与系统思维的改革定位,聚焦政府权力与职能现代化的改革重点,遵循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地方首创、再到全国标准化的改革路径,实现满足新时代民众美好生活需求的改革目标。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不仅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提速提供了基础性制度支撑、公共政策导引与内在动力支持,而且其日臻完善和成熟的理论体系,为揭示和诠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重要性与可行性提供了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及其传播体系的内在表达。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厘定、路线图及时间表的确定,为其实施路径提供了全新选择,这就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着眼点;以破解"五最"难题为抓手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以"四个精准"对接为效度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以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为动力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点;以治理考评结果运用为基准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加速点。     

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思路

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也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柱,更是实现社区自治与共治的关键抓手和有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其方向引领和"动力引擎"作用;坚持多元共治,激励各主体参与社区共治工作;坚持科技赋能,实现社区智能化管理的全方位支撑;坚持法治保障,使社区治理更为有序高效。     

主体多元的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思路

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要改革目标和战略任务,而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常态下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健康发展的关键抓手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一具有顶层设计意义的要求,为创新多元主体参与城乡     

起点信任与过程信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北大核心

合作治理是政府与社会组织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的良好关系形态,实现合作治理需要以政府认同社会组织主体地位和合作治理系统的建立与维护为前提。合作与信任具有同构性,信任机制可以解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从起点信任和过程信任等不同信任阶段看,政府对社会组织低度信任的刻板印象在于政府制度供给能力的不足。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实施制度供给侧改革,实现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浅论五大理念与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被誉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的又一次新飞跃,是我国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五大理念为我国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科学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对于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现代化“第五化”观点辨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后,有学者称其为"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化"。其实,二者在逻辑上不属于同一层次,不能混为一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当代现代化理论中属于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不宜将其与"四个现代化"并列;"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五化"的观点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建设总布局的表述不符,严重落后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创新在于它实现了我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认识从具体到整体,从个别到一般的重大提升,找到了统筹、协调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各方面健康发展的关键,标志着我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     

论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转化:影响因素与优化路径

政策转化是衔接实践探索与制度建设的桥梁与纽带。地方政府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策转化对创新行动的牵引、固化和扩展功能。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看,只有把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总结好,通过政策产出的形式转化好,才能在区域和全国层面形成良好的积聚和带动效应,最终为推进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奠定基础。当前,与实践层面上的改革和创新举措大量涌现相比,社会治理领域的政策跟进和转化能力不足,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改革的社会成效,也制约了制度供给的效能。基于对当前地方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之主体结构、关系网络、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的考察,要提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转化能力,必须充分吸纳政策转化的主体力量,持续优化政策创新的行动结构,不断激发政策创新的深层动力,积极完善政策创新的配套保障,努力构建科学的政策学习机制,注重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地区横向整合,进而科学地把握政策转化时机,不断提升政策产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