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防卫论及其对我国刑事政策的启示北大核心CSSCI

新社会防卫论作为20世纪现代刑事政策理论,发展革新了社会防卫思想,批判地吸收传统刑事政策的理论观点,坚持自由意志、道义责任、法制原则,反对报复刑、死刑、监禁刑,主张从犯罪人社会化再适应出发组织刑罚和预防措施,走出了一条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人权保护与社会防卫相协调的人道主义刑事政策之路。新社会防卫论在倡导一体化刑事政策、犯罪应对的多学科联合、谦抑的犯罪化、刑事处遇的人道化等方面,对我国刑事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适用探讨

在倡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逐渐成为一项指导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刑事政策.非犯罪化刑事政策主要适用于法益不明的犯罪和恶性轻微的犯罪.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适用途径包括全部非犯罪化和部分非犯罪化、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适用途径不同,其适用效果也会有所差别.     

浅析行为和反社会人格的协调——从冯·李斯特谈起

从冯·李斯特理论中行为和反社会人格这对概念出发,分析李斯特理论中客观行为的地位、主观反社会人格的地位。笔者认为冯·李斯特理论以社会防卫为逻辑主线,以反社会人格为逻辑基点构建了其刑法理论和刑事政策理论,行为只处于表征反社会人格的工具性地位。     

宜推广轻微刑事案件非刑罚化处理

报载,山西省阳泉市人民检察院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严格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对严重犯罪依法严厉打击的同时,对轻微刑事案件应用非刑罚化的结案方式,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解怨怼,消除对抗性,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解决了一些因长期上访、缠访、缠诉等困扰司法机关工作的难题,提高了诉讼效率,降低了诉     

企业涉疫情犯罪的合作治理:范式变迁、法理逻辑与实践进路

作为疫情期间主要的犯罪类型之一,企业犯罪的有效治理需要以合作范式为主导.人类社会结构已经从单中心过渡为多元主义,在此背景下,涉疫情企业犯罪的成因可以用社会失范理论加以揭示,纾困这种失范现象则有赖于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治理模式转换.就合作治理的具体建构而言,刑事政策应和其他社会政策分位阶、分阶段地作用于涉疫情企业犯罪的...     

积极刑法观下犯罪附随性后果的路径选择

在我国积极刑法观的刑事立法背景下,犯罪附随性后果带来的负面效应不断扩大。犯罪附随性后果本质上是对犯罪人资格或权利的剥夺与限制,在性质上属于非刑罚处罚措施。其所存在的价值基础在于防卫社会和保护重大公共利益,但随着积极刑法观在我国的确立,严厉的犯罪附随性后果可能违背刑法轻缓化的价值理念,并且影响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带来犯罪附随性后果预防功能的克减。为使犯罪附随性后果更好发挥作用,必须树立犯罪人复归社会与防卫社会相统一的思想理念,给予犯罪人更多的人文关怀,在规范上提高设置主体的规范层阶,缓和其严厉性,并且逐步消除前科报告义务,同时在制度上建立犯罪人就业歧视的救济制度。     

积极主义刑法观之辩证及限制

积极主义刑法观立足于社会防卫论的立场，主张动用刑法作为防范社会风险的手段。为了应对当前社会中不断增加的安全威胁，我国刑事立法在一段时间内还会以犯罪化为主。刑法以相对积极活跃的形象出现在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中，可以更好地保护法益。但积极主义刑法观可能存在前置法后置法衔接不畅、违背刑法谦抑主义、犯罪标签泛化等问题。为追求良好的刑法实施效果，应当对积极主义刑法观进行限制。具体而言，在积极主义刑法观指导下的立法活动中，应当以比例原则作为检视刑事立法是否具有必要性的工具。在保护超个人法益和集体法益的选择上，应当倾向于为维持社会秩序有效运转所必需的利益。在犯罪设立模式上，应当坚持立法“定性加定量”的模式，在新罪增设中体现定量因素，将不需要由刑法规制的行为交由前置法进行规制。在司法活动中，应当强调“但书”条款的作用，通过对个罪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使刑法的处罚范围更为合理。     

目的刑论探析

在西方近代刑法学的产生与发展的两百余年时间里,围绕刑罚正当化的根据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即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其中目的刑论对刑罚理论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它基础上创立了社会防卫理论,产生了刑罚个别化原则以及教育刑思想,促进了刑事法学的发展,本文旨在对其进行简要的探析与论述。     

论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指国家或执政党依据犯罪态势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人运用刑罚和有关措施以期有效地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目的的方案。刑事政策的制定原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法制原则,二是科学原则,三是谦抑原则,四是国际原则。刑事政策制定的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现实根据,即犯罪变迁;二是理论根据,即犯罪学说。     

论刑事政策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影响

随着信息网络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刑法在面对复杂的犯罪类型时稍显无力,刑事政策开始不断地侵入刑罚体系。刑事政策是刑法规范与现实状况连接的桥梁,在规范判断中增加了事实判断,以解决刑法面对现实风险的困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是新型犯罪的典型,刑事政策从立法层面可为应保护法益选择提供指导,从司法层面可对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提供价值引导。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化研究

司法化既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中的重要一极,又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落实的必要路径.对此路径的认识缺乏以及规划错位,必然会影响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制度绩效的发挥,进而直接影响到国家犯罪控制的效果与人权保障的程度,因此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就必须科学规划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化的道路.就其未来实现而言,应该让最高司法机关承担刑事政策解释之重任,并把刑事政策解释作为各级司法机关的行动指南,违者必究.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从起步到较为全面展开仅用了短短四、五年时间。与此同时,作为刑事和解的一个重要领域,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刑事和解制度也理应得到迅速发展。从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角度出发,探索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犯罪上的运用,以期构建适合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的刑事和解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处遇研究——以《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为视角

如何最大程度减小刑罚适用对未成人犯罪主体的负面影响，根据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对该类犯罪主体实施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与前科消灭应是应然和必然选择，这既符合《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宗旨，也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相一致。     

论我国刑法机能与刑事政策的内在关系

刑法的机能是刑法通过其制定及其现实化的过程所应具有的功效,其内在要素主要有行为规制机能、社会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刑事政策是指国家为防控犯罪而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总称,其主要功能有导向功能、规制功能和中介功能。厘清刑法机能与刑事政策的内在关系问题,方能使二者内外结合,共同促进刑法作用的完善发挥。     

论风险社会语境下刑事犯罪圈的扩张与合理限制

我国刑事犯罪圈的划定即刑法的调控范围问题存在着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现行刑法典及八部刑法修正案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以犯罪化作为绝对主导方向。刑法是社会风险调控中的最后手段。刑事犯罪圈的扩大应审慎进行,明确犯罪化的实质基准,充分发挥刑法解释的机能,在适度犯罪化的同时,积极探索非犯罪化。     

检察机关自侦工作中运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几点思考

宽严相济是我们党和国家重要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检察机关正确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根本方针之一。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司法机关惩治犯罪、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若干意见》，明确了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导思想、原则，并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各环节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措施，也是对检察机关自侦工作执法办案水平和执法效果的重大考验。笔者仅就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如何贯彻宽严相济的司法刑事政策谈一点粗浅认识。     

浅谈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适用

未成年人由于自身生理、心理不成熟,加上受到社会不良习气的影响,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即具有了犯罪前科,被贴上犯罪人的"标签",从而给其今后的复学、升学、就业等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何帮助失足少年重返社会,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已成为当前司法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前科消灭制度的设置,为犯罪的未成年人更好地回归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既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     

跨国网络犯罪刑事管辖的争议与合作

网络犯罪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广泛使用而产生的一种新犯罪形式。随着网络在全球迅速普及,网络犯罪呈明显跨国化趋势。网络空间的全球性、虚拟性、无国界性已严重造成跨国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的冲突问题,通过建立一套全新的规则体系,从而协调管辖权重构的国际争议,并加强国际社会的协同合作,才能真正有效地打击与控制跨国网络犯罪。     

我国古代“恤幼”思想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启示

中国古代深受儒家人本思想影响,"恤幼"思想就是表现之一。"恤幼"思想认为国家、社会和长者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张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不同于成年的特别宽容,在刑事责任年龄上、在刑事处遇上主张对少年给以更多的关爱,并将其体现在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这些思想对我们当今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制定和完善仍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评析——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视角

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是对合犯,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的治理有利于减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发生。《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进行了修改:一方面适度加重其刑罚力度,另一方面区分了犯罪的对象以适用不同的刑罚。对该罪的修改遵循了"宽严相济、保障权利"的刑事政策,加重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处罚存在合理性。同时,"收买儿童即入刑"原则也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贩卖、收买妇女、儿童的犯罪,一味地加重刑罚并不能达到刑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