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政府绩效评价:目标定位与指标体系

法治政府评价旨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体现评价的工具理性。本文将政府绩效评价的理念方法导入法治政府建设评价中,衍生出法治政府绩效评价这一新的概念范畴。法治政府绩效评价强化评价的价值理性,体现结果导向与满意度导向,追求法治的公信力,或者说有公信力的执行力。为实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体制内部自上而下的评价应定位为绩效导向的目标考评,同时引入社会评议,推进评价实施权的外部化;在体制外部,应培育独立第三方评价主体。服务于评价的目标及功能定位,指标体系被视为评价的核心问题,决定评价的科学性。作为层次分析法特例,利用专家咨询调查,构建集客观指标评价、专家评议、公众满意度测量于一体,包括制度建设、过程保障、目标实现、法治成本和结果满意等5项一级指标、14项二级指标及41项三级指标的法治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可检验的科学依据。     

法治社会第三方评价:体系、实证与审视

法治社会评价是可量化的社会正义,评价赋予法治的生命力。基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命题,从法的运行的全流程视角,构建涵盖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等四个维度,包括客观指标和专家评议、公众满意度等主观指标相结合的法治社会评价体系具有科学性与可行性。运用这一体系在广东省的实证研究显示,2015年度"法治广东"指数为75.23,其中:客观指数(85.90)与公众满意度(54.18)及专家评议结果(72.19)反差明显。审视这一现象,应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进一步明确法治社会建设的目标,有效提升地方政府"法治满意度",同时,引入独立第三方评价主体,增强法治社会评价的公信力。     

法治精神:现代社会的政治信仰

法治属于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构成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实践证明,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努力弘扬法治精神,并使之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政治信仰,必将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上去。     

回顾与反思:政府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进展

指标体系设计是政府公共服务评价的前提和基础.西方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的演进表明,指标设计的首要问题是理解政府服务绩效的内涵,明确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国内的指标体系研究应从指标体系设计方法论、公共行政价值和政府职能定位、评价维度及工具选择、指标遵选及权重确定等领域,拓展公共服务评价指标的研究思路,从而使中国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更臻合理完善.     

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建设的微观主体

社区社会组织是社会组织管理与社区建设的交汇点,是社会建设的微观主体与基本单元,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我国已经初步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格局,但仍然存在管理理念滞后、规制体系与协同机制缺乏、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介入不足等问题,难以适应社会治理的战略要求。未来急需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会建设的整体布局,发展现代意义的社区社会组织管理理念,出台规范性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规制体系,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内涵式发展,使之真正成为社会建设的微观主体。     

社会转型期构建大学生思想品德评价指标体系的依据与原则

如何在社会转型期做好大学生的德育工作,科学构建完善的大学生思想品德评价体系,以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大学生思想品德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化建设包括两层意思:其一,构建指标体系要有科学的依据;其二,构建指标体系应遵循正确的原则。     

法治政府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与运作

法治政府指标体系作为衡量和评价法治政府建设状况的依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法治政府指标体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指标体系设计所遵循的原则、指标体系的结构与框架、指标体系的实务与操作等方面进行阐述,希望能对构建科学、规范、合理的法治政府指标体系有所裨益.法治政府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包括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纲要>,并参照相关领域的评价体系,设计了法治政府指标体系.测评体系包括常规指标和可选指标.为了便于对法治政府进行测评,使法治政府指标体系更具可操作性,拟设置以下选项:评价理由与等级;权重及分值;支撑材料.     

以人为本:社会进步的主体尺度

一、社会进步及其三维评价尺度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生产力生产关系不断发生着变革,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重新组合更新,在这浩浩荡荡的历史行军中,充满着不同群体的斗争与妥协,有着发展也有着退步,纷繁错综。马克思恩格斯透过缤纷复杂的社会现象,总结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进步的最基本的动力。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     

论法治社会与乡土社会的整合

法治社会与乡土社会二者的核心理念不同,一个以"法治"为核心,另一个以"礼治"为核心。在当前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中,乡土社会的一些因素确实制约着我国的法治建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乡土社会的礼治规则对法治社会的建设并非全然具有否定意义。在我国法治一体化建设的当下,将法治社会与乡土社会进行具有建设性的协调与整合,对法治社会在我国的构建与形成将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幸福指数与社会发展

幸福感是一种个体的心理体验,但幸福指数反映的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者说社会现象,它体现的是一般民众或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特定时期主观生活质量的变化程度。     

建立社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的几点思考

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就是消除制约社会和谐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能有效维护社会稳定的良性运行体制,建设符合新时期＂社情民意＂的＂民心工程＂,让人民过上心情舒畅、幸福美满的日子。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政府机关肩负着主要的领导责任。     

法治政府: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关键依托

法治政府是依法成立和依法运行的政府,具有法定性、有限性、公信性与服务性等基本特征。法治政府在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精细化体制机制中起着主导和关键作用。当前,政府在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中,面临着社会失衡失信失范、政府越位错位缺位、公众求公求廉求参等现实挑战。为此,必须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培育社会自治,规范政府行为,增强政治信任。     

道德治理新生主体与法治的扶助与互动

法治框架的铺设与演进不能脱离道德治理的配合、互动而独立存在。中国社会在历史性转型的过程中,广泛出现了道德缺失—这成为引发许多重大社会     

法治:社会治理的路径和目标选择

尽管社会治理和法治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但是二者又有密切的联系。法治作为治理模式的一种,其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特征满足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使之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路径和目标选择。针对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问题,为了在实践中实现法治和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需要从完善科学立法、严格守法以及培养人民群众法治思维这三个方面入手,以期对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予以保障。     

我国农村的法治主体建设

农村法治建设是我国依法治国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国农村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农村法治建设相对于城市仍比较滞后,法治主体的法治思维和依法治理能力需要进一步培养和提高。这不仅需要我们继续加大农村普法力度,改进农村普法形式,依法推进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深入贯彻依法行政,杜绝司法腐败,还需要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城市资源实现双向流通,引导农民入城,同时支持、鼓励城市人口进驻农村,为农村法治建设提供深层次动力。     

何为法治社会——关于法治社会的几个问题

法治社会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和保障。但是人们对于法治社会的认识并不统一。有法律不一定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应有三项核心内容:法治社会首先表现为契约社会,法治社会的基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社会的关键是司法公正。     

公民法律素质与法治社会建设

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公民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法律素质。当前,我国公民的法律知识比较贫乏,权利意识淡薄,普遍缺乏对法的信仰。因此,应着重从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提升公民的权利意识、完善司法制度和进一步做好普法工作入手,来增强公民的法律素质。     

法治政府指标体系建设进程的思考

对法治政府建设进度进行测评是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法治政府指标体系对于法治政府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法治政府指标体系建设工作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但还存在着不足。将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基本原则和要求等予以细化和量化是极其重要的工作。     

法治社会建设的理念与举措

与以往法治建设所强调的自上而下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不同,法治社会建设着眼于自下而上的法治建构。研究法治社会建设的特殊性,思考引领法治社会建设的理念,进而探索具体的法治社会建设举措,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论证转型期社会的特殊性入手,分析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异同,提出法治社会建设的三大理念,重点应加强的六个方面现实举措。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主体结构及其运行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社会治理体制取得了创新性成果,主要表现为主体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创新。其主体由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四大治理主体构成一种线性关系和制度安排,包括内核层运行机制、保障层运行机制和任务层运行机制三大机制。这种主体结构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最优选择;这种主体结构下的运行机制在治理功能方面具有极强的扩散效应,具体包括"掌舵"效应、"增幅"效应、"协同"效应。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一要拓展社会治理主体结构外延,提升社区协商能力;二要深化社会治理运行机制内涵,加大联动治理力度;三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有效发挥治理功能扩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