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半城市化"问题突出,严重影响我国城镇化的质量,并引发诸多新的社会矛盾。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体制机制创新。一要建立各级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按不同比例分级承担的机制以及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伴随人口的迁出迁入实现跨区域转移的机制;二要实行阶梯式、差别化落户政策;三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对土地更多的财产权;四要加快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进程;五要建立完善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教育培训体制机制;六要完善农民工社会参与的体制机制。     

时政

<正>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举行2013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了各类城市的城镇化路径,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六项任务:一、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二、提高城镇     

刍议农业转移人口差别化落户政策

实行差别化落户政策是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实要求,但是这项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受到农业人口"三权"维护与转移机制不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缺失等因素的制约。为此,应通过健全农业人口"三权"维护和转移机制、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差别化落户的成本分担机制、推动居住证制度和积分落户制度改革等措施对农业转移人口差别化落户政策予以完善。     

百家言

<正>辜胜阻吴瞳:户籍制度改革需坚持六个原则户籍制度是阻碍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镇的主要制度性障碍,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加快推进这项改革,需要坚持六个原则。因城而异。有序推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应实行差别化落户政策,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农民工市民化需要针对不同城镇规模,实行差别化落户政策,在大中小城市和镇实行不同的户籍变动标准。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经济的加速转型及城市化进程的积极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农民工的方式向城市大规模转移。城市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进程中，存在着经济发展与较低的农民工素质之间、制度缺失与城市劳动力市场拉力扩张之间、社会歧视与农民工市民化适应进程之间的矛盾。为此，我们要通过消除制度障碍、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等途径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农民工城市落户的政策比较与成本预估——基于重庆、广东、宁波三地的实证考察

农民工城市落户政策创新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互动关系,其政策设置必须有利于改善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环境和提升城市生存能力,并在城市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进行。城市落户门槛的设立既要考虑社会公平性,又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现实可行性。本文通过对广东、重庆、宁波三地农民工城市落户的政策比较和成本估算,提出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设立符合农民工留城意愿的、保护农民工基本权益的、切实可行的城市"积分落户"政策,循序渐进地推进人口城市化进程,使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居民。     

改革开放以来一线大城市的规模问题研究——以上海为例的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的规模快速成长。和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相比,控制一线城市规模的思想和政策目标是一贯的,但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变化较大。计划经济时代动员一线大城市人口外迁的做法停止了,改革开放之后一线城市主要依靠提高落户条件来限制外来人口的迁入。但这样的措施只能控制一线大城市户籍人口的增长,对控制一线城市的常住人口规模的作用不大。从历史经验出发思考一线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问题,或能有新的启示。     

流动人口市民化政策目标偏差研究——以东莞市为例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市民化政策,旨在让农民工逐步享受与本地户籍人口平等的市民权利,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地方市民化政策却出现了目标偏差的现象。文章以东莞市为研究个案,聚焦于公共教育、住房保障和就业服务三大公共服务领域,考察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存在的目标偏差。这种现象的表征在于政府所提供的市民化政策与农民工需求之间存在张力,并在不同的公共服务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目标偏差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存在着目标替代、手段优先以及注意力转移三种主要路径,而在影响因素分析中,资源依赖、绩效压力以及参与缺失是导致目标偏差发生的根源性因素。通过对影响政策效果因素的分析,推动我国市民化政策的真正发展。     

新时期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民工群体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由于受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等制约因素的影响,农民工群体难以实现市民化,长期被隔离在城市社会体系之外,成为"边缘人"、"候鸟式人群"、"两栖类"人口,不能充分享受到城市化带来的发展成果,这势必阻碍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化的发展,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近年来,随着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长期化和家庭式的趋势愈加明显,加之各种社会矛盾和群体利益冲突的凸显,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势在必行,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要求,也是我国城市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多源流理论框架下我国农业转移人口政策的变迁与前景——基于渐进式市民化政策的演进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自发向非农行业和城镇以及大城市转移,为实现农村和城市协调发展,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农业剩余人口转移政策,大体上经历了限制转移、引导转移、支持融入的三个阶段。依据多源流理论框架范式,我国农业转移人口政策变迁是该子系统外部相对稳定变量、动态系统事件以及内部持不同信念"联盟"互动三种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依据跨联盟间的政策学习与政治活动家的折中协调,我国农业转移人口政策未来演进方向必定是渐进式市民化政策的不断完善与创新。     

宁夏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国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进程中受到各种的限制,以至于他们还无法真正融入到城市中来。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以宁夏为个案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受到自身及客观条件限制，无法真正融入到城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阻碍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因此，政府应有所作为，消除障碍性制度，形成“推一拉”机制，促进人口合理、良性流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缓解城市化与工业化压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城市化的社会成本，以促进农民工群体向市民转变。     

农民市民化的新议程

当前，合理应对城乡、区域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事关我国新型城镇化、现代化发展的全局。基于农民工政策在国家层面的由重劳务转向重市民化的转型，以及地方政府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约束，我国农民市民化政策应实现“物物交换”逻辑向“公民权利”逻辑的转变，重视农民市民化和城镇化质量，切实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分享机制。农民市民化的政策目标是要实现由农民工市民化向全体农民市民化的整体推进。在政策内容中，应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不仅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更要提升其从市场中获得收入的能力和参与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在政策行动中，既要发挥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供应和兜底功能中的主导作用，也应积极发挥农民（工）在自主就业、创业与社会参与中的主体作用，还应积极发挥市场机制在农民就业选择、要素流动、资源开发与资金筹集等方面的作用，形成推进农民市民化合力。     

改革，改变你我的生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起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的纲领性文件，回应了社会关切的民生期盼。户籍改革 大小城市“松紧有别” [决定看点]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解读]“不放开不合理，全部放开不现实。户籍政策大门要开，但又要防止—下挤破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说，“‘松紧有别’的落户制度既能满足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增强产业发展、增加活力的需求，也有利于缓解大城市人满为患的现状。”     

吴敬琏直指四大体制性障碍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逐步地、有条件地解决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农民工的户籍问题。《意见》规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适当放宽农民工落户条件；大城市要积极稳妥地解决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户籍问题，对农民工中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高级技工、技师以及其他有突出贡献者，应优先准予落户。具体落户条件。由各地根据城市规划和实际情况自行制定。     

成都市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城镇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党和政府在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所推行的改善民生、造福百姓的重大举措,人口城镇化作为其核心内容,正是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成都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的人口重镇与新型城镇化改革先行者,在其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应当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抓手,着力于营造良好的经济就业环境、公共服务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以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人口城镇化慢于土地城镇化、半城镇化现象仍然存在与新生代农民工持续增加等问题,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社会权利与身份认同,进而促进人口城镇化目标的实现。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进程中一个重要方面,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农民工的"候鸟现象"、"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工的整体素质不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及政府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缺失都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在协调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要着重解决几个问题,即增加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保护农民工的土地权益,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农民工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的路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之政府责任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和生力军,已经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其市民化问题也是我国城市化战略的重要一环。目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收入低、就业难、治病贵等一系列问题,因而政府作为城市治理主导者,应该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上担负起应有的责任,积极深化制度改革,转变管理模式,更好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环节,没有农民工的市民化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新型城镇化。目前,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面临身份焦虑、角色转换艰难、市民意识培育任重道远等多重困境,鉴于此,相关部门必须采取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加强社会参与体系建设、加大教育培训力度等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分析:成本收益与政策选择

农民工市民化是近年来提出的一个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按照经济均衡持续发展的规律,这是未来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和收益对比显示,该政策不是当下的最优选择.而农民工市民化的道路也必须要循序渐进,循着经济发展的脉搏逐渐深化,以实现和经济增长的互动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