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腐败的基本特性、形成逻辑及治理路径

廓清政商关系中的腐败行为是我国廉政治理的重点,也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必然要求。政商腐败之所以难以治理,与其本身所具有的渗透性、扩散性、隐匿性、持续性等基本特性密切相关。从形成逻辑分析,经济体制转型所伴生的制度漏洞、人情社会的文化惯性、部分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丧失、权力制约监督体系的不健全等是政商腐败滋生蔓延的主要因素。治理政商腐败,除了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基础性工程之外,亟需在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官员家庭财产公示、利益冲突管理、受贿行贿一起查、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监管等方面持续发力。     

现代治理体系下的新型政商关系构建

政商关系问题已成为现代化国家治理的一大难题。构建健康的现代政商关系必须在对传统政商关系全面审视和对当今政商关系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重新定位权力与资本、政府与市场、官员与商人之间的关系,循着"系统-环境"下的政治生态治理、"权利-义务"下的政商主体实践、"法治-规则"下的制度设计、"工具-目的"下的政商价值重构路径,厘清权力与资本的关系,优化政商关系运作模式,使其处于良性发展状态。     

现代治理体系下的新型政商关系构建北大核心CSSCI

政商关系问题已成为现代化国家治理的一大难题。构建健康的现代政商关系必须在对传统政商关系全面审视和对当今政商关系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重新定位权力与资本、政府与市场、官员与商人之间的关系,循着"系统-环境"下的政治生态治理、"权利-义务"下的政商主体实践、"法治-规则"下的制度设计、"工具-目的"下的政商价值重构路径,厘清权力与资本的关系,优化政商关系运作模式,使其处于良性发展状态。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治理向度

亲清政商关系是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臻成熟和民主法治深入推进的发展维度,依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运行机理所作出的政商制度化合作模式选择,为中国特色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指明了方向。当前政商关系的发展出现了偏离法治规制轨道、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亲而不清、清而不亲、不亲不清等异化变质倾向,而政商关系治理主体素质偏低、治理边界界定不清、治理体制机制滞后则是主要肇因。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元治理架构,需要重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政府治理、市场治理、企业治理、社会治理效能联动,从而营造出亲而有界、清而有责、行而有效的政商关系新生态。     

权力与资本二分视野下新型政商关系之构建

"亲""清"两字是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有利于克服权力与资本固有的缺陷、发挥各自的积极性。畸形政商关系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其背后的原因也非常复杂,但是从本质上来看,畸形政商关系的形成是权力与资本异化的必然结果。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关键在于促使权力与资本各行其道,具体包括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重构新型政商文化、为政商交往提供法治保障、完善政商交往平台机制。     

以法治的方式消除腐败

<正>法治是消除腐败的真正治本之策,这已经是普遍的社会共识。法治的核心要素就是制约权力,保证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因此,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腐败问题,实现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法治化,这也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权力的制度之笼需由法律造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反腐败方面的一个主要思路,就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对权力与制度关系     

在国家能力与法治之间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以民营企业为例

我国政商关系的异化既体现了国家自主性过度,也导致国家自主性不足,阻碍了国家渗透、管制、提取和分配能力的发挥,以及法治化进程。政府垄断重要资源并主导经济发展和"准分权治理结构"导致国家能力与法治发展的严重失衡,造成政商关系严重异化。为此,应在法治框架下构建政府及官员的嵌入式自主性和民营企业的反向嵌入式自主性,促进政商互嵌的法定化、规范化、制度化,并在政商之间达成治理式互赖,推动国家能力与法治相对均衡发展,使政府、官员和民营企业"各安其分、各司其职、各得其所",从而构建起政商关系新生态。     

在国家能力与法治之间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以民营企业为例北大核心

我国政商关系的异化既体现了国家自主性过度,也导致国家自主性不足,阻碍了国家渗透、管制、提取和分配能力的发挥,以及法治化进程。政府垄断重要资源并主导经济发展和"准分权治理结构"导致国家能力与法治发展的严重失衡,造成政商关系严重异化。为此,应在法治框架下构建政府及官员的嵌入式自主性和民营企业的反向嵌入式自主性,促进政商互嵌的法定化、规范化、制度化,并在政商之间达成治理式互赖,推动国家能力与法治相对均衡发展,使政府、官员和民营企业"各安其分、各司其职、各得其所",从而构建起政商关系新生态。     

权力瘦身视角下的新型政商关系构建

转型期的中国政商关系一直受到政府权力边界不清晰产生的影响。公共组织自我赋权的轻易性导致权力过多过滥,进而带来寻租行为高发,是扭曲政商关系的重要原因;公共组织的自身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相绑定"并凌驾于其上,使权力的清理愈加困难。因此,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清理不必要的行政权力,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同时建立更为严格的权力设定程序和权力退出机制,是从"不敢腐"向"不能腐"迈进的重要途径。     

论地方政府的法治思维——以法治地方建设纲要为中心

法治思维是法治理念应用于法治实践时反映在实践者思维中的特殊过程。本文从地方政府对法治地方建设任务的不同安排入手,研究地方政府的法治思维。从已公布的八份法治地方建设纲要看,各地方政府的法治思维既有差异又有共性。就差异而言,地方政府的法治思维呈现政府-社会型、政府-公民型、政府-社会-公民型、政府型;就共性而言,各地方政府的法治思维均关注立法、行政、司法、法制宣传、权力制约与监督等内容。从法治的立场,该法治思维符合法治之要义,但需在实践中坚持并完善。     

依附皇权:明清时期徽商的兴衰及其启示

徽商在明清时期堪称中国第一大商帮。徽商的崛起与其精心构建依附型政商关系的战略选择是分不开的。结交权贵、重金买官、送女联姻、行贿寻租、为君分忧、资助寒门是徽商依附皇权官僚阶级的主要策略。在依附皇权得势之后,徽商又通过贱买贵卖、排挤同行、垄断经营等手段攫取巨额利益。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及利益输送链条的断裂,徽商与皇权的依附关系终究还是破裂了。徽商的兴衰史对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企业方面,应该更多地把重心放在提高核心竞争力上,坚持合法经营,不搞钱权交易和利益输送;政府方面,应该减少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公共服务能力;长远来看,最重要的还是完善法治建设,培育新型的政商互动文化。     

政府权力法治化的三个维度

<正>政府权力法治化是实现政府治理法治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政府权力需要从三个维度完成其法治化。第一个维度,在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中,应当以法治的方式限定政府权力,政府权力推进改革应当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第二个维度,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应正视政府权力在经济生活中的越位和缺位,进而以法治的方式厘清政府权力的边界,构建参与协作式的主体间性关系;第三个维     

权力清单制度问题研究

"权力清单"是规范行政权力的一种创新举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为重点,明确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剑指权力设租寻租空间治理,从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方面,明确规定了权力清单制度的核心内容。当前,全面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法治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关系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能否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如何从理论上科学把握权力清单制度的内涵,分析和总结权力清单制度改革的经验教训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权力清单制度对简政放权的价值

从改革的现实看,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对推动简政放权,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意义和作用重大。中央已把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与简政放权改革联系在一起,互为作用;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保证简政放权的科学性;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为简政放权提供技术手段上的帮助。建立权力清单制度能有效走出过去简政放权改革中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误区,能有效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能有力克服行政权力放纵和腐败,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建设。从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看,完成这一任务应理顺几对关系,以完成过去多年没有完成的简政放权艰巨任务。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部门内部的权责关系。     

公共权力与私人资本的博弈:政商关系之历史与现实

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公共权力与私有资本都必须受到制约。在人类历史上,政商关系先后经历了前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神化、资本主义社会权力道德化和社会主义社会权力客观化三个阶段。其中,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资本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有效地制约公共权力,将其关进了私有资本的笼子里。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依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相配套的社会主义市场政治上层建筑来制约公共权力;在此基础上,必须用公共权力将私有资本关进科学制度的笼子里,不能放任私有资本从经济走向政治染指国家政权,要坚持国家公共权力对私有资本的驾驭。因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重塑强大的科学的公共权力优越和正确处理政商关系,是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方面,特别是保持一种强大的科学的公共权力优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关重要的支撑。     

行政生态学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我国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目前面临机构对接、条块协调、人员分流、权力监督等方面的共性困境。从行政生态学视角分析,大部制改革的困境主要源于当前我国处于过渡社会阶段的特有行政生态环境,具体可归因于纵向权力配置中行政高度政治化的权力异质性、社会保障力度弱导致的改革基础脆弱性,以及法治政府建设滞后造成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形式主义。因此,为使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深入推进,必须改善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面临的行政生态环境,主要是层级政府间应科学划分政治性权力与行政性权力的边界;各级政府应加大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夯实改革的物质基础;中央政府应改革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体制,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精品文摘

赵德勇/政府权力法治化的三个维度
　　政府权力法治化是实现政府治理法治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政府权力需要从三个维度完成其法治化。第一个维度,在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中,应当以法治的方式限定政府权力,政府权力推进改革应当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第二个维度,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应正视政府权力在经济生活中的越位和缺位,进而以法治的方式厘清政府权力的边界,构建参与协作式的主体间性关系;第三个维度,在政府事权与政府财权的关系中,应当坚持财权与事权相一致的原则,以法治的方式合理划分政府的财权和事权。     

论和谐法治——以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为视角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中蕴含的民主理论、权力制约理论、人权保障理论等丰富的法治思想,对我国的和谐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法治和谐与和谐社会存在良性互动关系.实现法治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培育法律信仰;树立法律权威;健全完善法律制度.     

经济特区法治政府的构建

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国家政府行使权力时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则,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必须靠政府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20余年来,我国五个经济特区的政府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不少成绩,行政审批制度、政府采购制度、行政综合执法制度、行政过错追究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取得明显突破,为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但在对执法主体的界定、执法程序的规范、政府行为的法治化及对行政权的制约与审查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同时,入世对特区政府的权力行使和职能的转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区如何“以特别之为,立特区之位”,笔者以为,重点…     

村民自治视阈中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理分析——一种与政府主导推进型法治国家建设路径中理性安排制度冲突的视角

中国法治国家的建设路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推进型,但村民自治视阈中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作为基层社会的重要治理机制,在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路径中对法治国家建设的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其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推进型的法治国家建设路径的理性安排制度的矛盾与冲突,主要表现为:社会对国家的抵制与融合；自治权对行政权的消解与平衡；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