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政策学视角下的民族政策法制化北大核心CSSCI

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制在价值、内容、目标等方面密切联系、相互交融,但又有自身的特性。民族政策灵活易变、调整方式多样化,而民族法制则稳定、恒久、程序性强。调整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应重视民族政策的"法制化",将基本性、长期性的政策纳入立法调整。民族政策的法制化大多遵循从政策调整到政策成熟再到形成立法的过程,并非所有政策都应转化为立法,而须对政策的内容加以甄别。应"为政策立法",即以法律手段保障政策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制定程序性规则,确保政策制定的规范化、民主化。     

论公共应急领域的地方"二次立法"

为实施<突发事件应对法>而进行的地方立法,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较为适宜.而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在立法空间上,应当排除法律保留事项、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中央职权事项等内容,而把落实法律授权,并就突发事件应对做出程序性、保障性和补充性规定作为立法重点.     

当代中国改革启动的议程设置与政策制定过程——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

基于当代中国的历史实践以及多源流理论的分析,当代中国的改革启动是一个由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及源流耦合而形成的议程设置与政策制定过程。问题源流表现为1978年安徽特大旱灾、落后的农业生产状况及地方的"外流人口",小岗村"大包干"的体制性突破;政策源流表现为作为政策方案的包产到户从地方政府主动的政策试验逐步进入中央政府政策议程的演进过程;政治源流表现为执政党领导层的人事调整及意识形态的变迁。随着政治源流的变化开启了政策之窗,政策企业家联盟通过政策共识实现了改革启动的政策制定,标志着当代中国的改革从地方到全国的顺利启动。     

中国正走向社会政策时代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详述了执政党“社会建设”方略，提出构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这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单独阐述社会建设内容。自改革开放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而十六大之后，社会政策才开始陆续制定，社会政策时代向民生渐行渐近。所谓社会政策，是以公正为理念依据，以解决社会问题、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改善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为主要目的．以国家的立法和行政干预为主要途径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法令和条例的总称。     

谈列宁“新经济政策”与毛泽东建国初期经济建设思想的相通之处

毛泽东思想和列宁主义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列宁在1921年适时地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调整为"新经济政策",而仔细剖析毛泽东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思想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可以发现二者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应对突发事件的政策环境建设

为了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在制定突发事件应对措施时,应加强政策环境建设。加强政策环境建设有重要的意义,它是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基础和出发点,决定着应对突发事件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方向,界定了应对突发事件政策的目标和内容选择。可采取的具体措施主要有:建立强大的经济后盾,为突发事件创造物质保障;增强全民的道德伦理教育,为突发事件创造稳定的环境;加强政府的危机管理水平,使突发事件的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加强政策立法,使应急措施权威化;建立强大的信息反馈系统,使突发事件及早就诊。     

从实质性政策工具到程序性政策工具：国家治理的工具选择

政策工具是政策科学分析的重要主题，对政策目标实现具有显著意义。新世纪以来，政策工具研究虽深入发展，但已有研究更倾向于分析直接影响政策结果的“实质性政策工具”，间接影响政策结果的“程序性政策工具”未得到充分关注。文章通过分析政策工具研究的当代演化及政策工具的分类创新，阐释并比较程序性政策工具与实质性政策工具的效用特点及差异，揭示程序性政策工具研究的源起与价值体现。探寻程序性政策工具理论视角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在政策议题建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等方面的契合，希冀丰富程序性政策工具研究的中国实践和中国方案，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策工具选择与应用的创新。     

外国人永久居留：立法考量与立法原则——围绕《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探讨

公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意见主要集中于该条例规定的合理性层面。从立法学视角看,立法位阶和立法形式才是该条例的真正问题所在。该条例授予外国人永居权的多方面内容涉及"法律保留"问题,原则上应制定法律;即使因情势所需暂时只能制定行政条例,所涉"法律保留"的规范内容也应当经过全国人大的"法条授权",以往的"空白授权"则因多个形式要件的缺乏而备受质疑。因而,在充分考察国情民意的基础上,在坚持包括"法律保留"在内的诸立法原则的前提下,尽快制定出台规范外国人永居问题的法律,应是外国人永居问题立法的正确选择。     

论司法政策的规范内涵、适用范围和实际功效——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政策为例

司法政策源于我国宪法法律构成的规范性体系,是司法体制运行中政治与法律相互作用的结果.司法机关通过制定司法政策措施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规范法律适用和司法行为、调整司法系统内部结构关系等.随着司法政策功能的拓展,人民法院正在从"克制司法"走向"能动司法",从关注"校正正义"走向关注"分配正义",从"司法权地方化"走向"司法权国家化".基于这一司法政策功能的认知,有必要在司法改革中突出司法政策的制度设计,完善司法政策决策程序,更好地履行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职责使命.     

云南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政策的实践启示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主题,云南作为多民族边疆省区,"倾力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决不让一个兄弟民族在共同发展道路上掉队"。而云南7个人口较少民族在社会主义发展中不断凸显出滞后性,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扶持政策对促进各民族发展具有特殊的功能,它可以为政治经济的一致、文化社会的协调、民族内外关系的和谐提供激励与约束的保障机制。从政策实践上来研究民族,对其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族地区刑法变通的路径分析

我国现阶段,民族地区刑法变通存在如下问题:刑法变通在立法阶段存在缺失,刑法变通在适用阶段较为混乱,刑法变通的程序性有待加强。刑法变通主要存在立法变通、刑事政策指导下的法律适用变通以及通过刑事和解等程序制度的构建进行变通三种路径,三种路径各有利弊。要建立一套长期有效的刑法变通路径,就应当认识到三条路径各自的特点,充分利用其优势,完善其不足,宏观布局,长期投入,真正将刑法变通路径建设成为一条规范性、长远性的法制化道路。     

西安事变前后中共对蒋介石政策的演变

西安事变前后中共依据事态发展对蒋介石政策不断调整变化,从事变爆发前的"反蒋抗日"、"逼蒋抗日"的政策,到西安事变爆发之初的"审蒋""、除蒋"方针的制定,再到事变后期为和平解决事变"有条件释蒋"政策的出台,经历了一个从幼稚到成熟,从局部到全局的演变过程,最终做出理性的选择,促进事变的和平解决。     

最低工资的政策伦理演变研究——基于深圳市的思考

揭示最低工资演变背后的政策伦理,不仅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为政府制定宏观劳动力市场政策提供一个更深层次的视角。由于路径依赖,深圳最低工资在政策形式上经历了由"效率优先"到"回归公平"的价值演变,但在政策实质上仍然遵循着效率导向的"生存工资"理念,政策效果只是在很低程度上满足了劳动者的需求。从正义原则来看,最低工资政策应是使低收入劳动者过有尊严的生活,促进社会公平。为深刻认知和缓解深圳最低工资政策的现实困境,变革最低工资政策伦理,引入"生活工资"理念,走向"公平优先",是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的未来发展之路。     

我国边境贸易政策研究综述

在边境贸易政策与WTO的关系研究上,有学者指出:我国现行的边境贸易政策不完全符合WTO规则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边境贸易政策对贸易的作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优惠政策有"短期化倾向";优惠政策落实难;收费过高;出口退税政策落实难;进出口配额管得过死.在边境贸易政策调整完善上,应调整边境贸易政策的基本依据和定位;调整和完善税收政策;建立支持边贸发展的财政政策;创新边贸金融政策;完善边贸特定进出口商品的配额许可证管理政策;清理和规范边贸收费;积极推进边境地区出口加工区建设;应积极研究和制定地方的边境贸易政策.     

信访立法及其走向:学术论争与政策分析

近十余年来,国内学界对信访立法的关注逐步增多,在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方面均有进步,严肃的学术成果日益增多,能较为客观而公允地分析现有信访条例等法律文件在理念与原则、表达规范与语言技术等方面的不足。国家层面的"信访立法"议题近年来虽有国家相关部门的力推,但尚处于工作研究或政策研究阶段,并未进入严谨的学术研究。对有关地方信访法律文本的分析表明,立法本身的理念与精神、规则与技术等方面还有不足之处,与现代国家建设、法治建设尚有较大的距离,因此,分析统一信访立法的条件问题十分必要。而国家层面的"信访立法",于国家治理未必有利,理应谨慎。     

法制与道德:不可偏废的两个环节

在我国大力加强廉政建设的今天,人们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我国长期靠思想教育、道德自律等防治腐败,是"软约束",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收效甚微,甚至完全失灵.而分权制衡,以法制监控权力,才是理想而最有效的"硬约束",才是腐败的唯一"克星".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有失偏颇.必须承认,立法是保持廉政的一个基本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手段.法制不仅是惩治、防范腐败的有效武器,更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强力支柱.在立法上,必须制定出一整套约束国家工作人员行为以及对国家工作人员腐败行为及时从严惩处的法律制度.可     

中国的法制进程和法律范式——从哈贝马斯的四波“法制化”进程的角度分析

哈贝马斯提出西方社会经历了四波"法制化":专制国家的法制化、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法制化、民主立宪国家的法制化、社会福利国家的法制化,伴随四波"法制化",西方也经历了三大法律范式:经典自由主义和布尔乔亚的法律范式,社会福利的法律范式,奠立于言说伦理、交往沟通和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中国正处在法制化的道路上,中国的法制因其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殊性,不可能经历以上四波法制化和三大法律范式。     

简论政策的本质

所谓政策,就是一个政党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一定任务而规定的调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阶级之间以及本阶级内部关系的行动依据和准则。要深刻理解政策的这一定义,必须探讨政策的本质。     

论政策调整

一、政策的反馈调整 我们知道,对政策来说,最重要的是制定和执行。但政策在制定和执行后,必然还要紧跟着一系列调整的过程。政策调整是整个政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承接现有政策和开启新政策的阶段。我国现正     

坚持“以人为本”,完善医保政策——以徐州市职工医保政策调整为中心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医保制度直接为人服务,要想实现发展上的跨越,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落实这一要求,具体到政策调整环节,就是实现"三个转变",即:公平上实现从单一人群保障向医保全民共享的转变,效率上实现从单纯为基金找平衡到主动向基金要效益的转变,效果上实现从"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的转变。2009年市委、市政府主导下的徐州市职工医保政策调整,具有典型意义,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