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未遂犯的处罚根据

当前,在世界各国的刑法理论研究和立法研讨中,对于犯罪未遂行为均给予一定的刑事处罚。但对犯罪未遂的处罚根据却存在诸多争论。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向来以"主客观统一说"来说明犯罪的理论中的各种问题,但是,对于刑法处罚未遂犯的基本理念,缺乏深入研究。关于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理论上存在着客观未遂论,主观未遂论,和折衷未遂论三种观点。事实上,犯罪未遂的处罚根据涉及许多刑法根本问题,本文从刑法基本理论出发,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探究未遂犯的处罚根据。     

保护与惩治之间: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争议焦点与类型区分

现有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处遇政策或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议主要存在双方各说各理而论争焦点不明晰、非此即彼而类型区分不明显的特点,其中围绕的核心政策取向不仅是一个刑法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澄清、解决具有现实紧迫性。应对未成年人犯罪,需要在"责任、惩治"与"复归、保护"的政策之间进行拿捏,保护与惩治属于两个不同维度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处遇政策,对于"保护"偏绝对化的现实状况,需要"惩治"的消解与补充。应破除"刑不上未成年"的思维窠臼,抑制犯罪,刑罚的威慑效果是不可或缺的。散见于不同司法解释文件的分类思想并未得到理论上的系统梳理与总结。应当就不同类型的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不同的宽严政策。     

X地区互联网犯罪研究

互联网作为一把双刃剑,为我们提供无限便利的同时又隐藏着巨大风险,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型网络犯罪如同庇荫处的霉菌不断腐蚀着灰白的墙面,传统的刑法体制正在面临挑战。基于互联网本身特点及其本土特征,笔者拟通过分析互联网犯罪的概念、立法特征、互联网犯罪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现有的政策法规,在保证互联网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对互联网犯罪的有效治理。     

污染环境罪的司法困境与解决思路探究

为遏制当下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不正之风,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入罪门槛得以降低。然而这并未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出预期遏制污染势头的良好作用,污染环境罪面临立案难、定罪难的司法困境。针对这一尴尬局面,本文试图运用刑法学的基础理论和行政学知识探究问题原因,寻找解决对策,以期发挥出刑法打击环境污染犯罪的作用。     

降低民营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的对策——立足于积极主义刑法观的尝试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民营经济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近年来民营企业家犯罪逐年递增的事实,凸显了其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面临着严峻的刑事法律风险。之所以如此,首先应归咎于民营企业家自身存在主客观方面的缺陷,而缺少公平和诚信的营商环境以及刑事司法中存在的误区也是重要的风险成因。要营造良好的法治营商环境、降低民营企业家的刑事法律风险,前提是树立积极主义刑法观,重视适度犯罪化的预防功能和去重刑化的教化功能。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应当坚持刑法的谦抑性,谨慎适用"先刑后民"的司法模式;另一方面则应当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对司法推定犯罪目的的做法进行严格限制,在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时就应当遵循"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专家建议稿

正【总说明】颁行于1999年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存在以下三大问题:一是在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分级上,存在科学性的硬伤,主要体现在将触犯《刑法》的"触法行为"与仅属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违法行为一起归为"严重不良行为",忽视了两种行为的本质区别。二是在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预防措施上,存在着设计的硬伤。该法既没有合理梳理监护人管教、学校教育、社区干预与行政干预、司法干预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合理衔接治安管理处罚、专门教育、收容教养、刑罚等现     

关于我国环境犯罪的刑法立法完善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污染、工业污染日益严重。目前我国经济建设中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突出,始终缺乏良好的解决办法。超标排污、排污、排气、排水、重金属污染等现象,严重影响着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生产。由于重金属排放对土壤造成污染,导致农产品重金属含量超标,直接威胁人类身体健康,环境污染和人类生存息息相关。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园,随着全球变暖、雾霾等现象的频发,各国都对生态环境问题提高了重视。想要有效控制环境问题,必须运用法律途径打击环境犯罪,利用法律手段严惩环境犯罪行为。虽然我国也对环境犯罪做出了规定,但现行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并不全面。本文将针对我国的环境犯罪的刑法立法完善展开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政策重述

在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下,"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作为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基本刑事政策具有合理性。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决定了刑法对其应当予以特别对待,教育刑论正是契合了这一点而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在刑法视阈下解读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可以对"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之"教育"与"惩罚"作规范的理解。刑罚的本质在于惩罚,因此,教育刑观念下的"教育"并不必然导向出罪或轻刑,应当在对犯罪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国家"轻轻重重"刑事政策的经验,该轻则轻,该重则重。报应刑具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惩罚为辅"表明刑罚报应观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是必要的,但不可被过分强调。     

猥亵犯罪的刑法体系解释

我国刑事立法对公民性自由权利的保护存在不全面、不协调的"碎片化"问题。猥亵犯罪及其关联罪名在司法适用中也常常出现冲突,存在"猥亵"与"强奸"的关系不明确、"猥亵"与"侮辱"的界限不清晰等问题,难以有效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从维护刑法的稳定性角度,解决上述问题不必通过修改法律的方式,司法者可以在现有理论框架内,灵活运用体系解释方法,在刑法规范体系内部处理猥亵关联罪名的竞合问题,在刑法体系外部协调刑法与其他法律规范的适用冲突,从而实现"碎片化"到"体系化"的转变。     

环境法主体浅析

环境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学界对其调整对象的主体究竟只能局限于人还是应该打破传统的理念,拓展到人与自然的问题上长久以来存在着争议。本文作者赞同环境法调整对象的二元性,即自然可以作为环境法的调整对象的主体。本文将主要从传统法理学的滞后性与自然成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的可行性两方面进行论述自然作为环境法律关系主体的合理性。     

论道德不能成为不作为犯罪的非难理由

近年来,就不作为犯罪而言,究竟道德因素能否成为对行为人非难的理由逐渐变为了刑法理论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不作为"是一个与"作为"相对的概念,一个人因为没有做一件事情而获罪,本就是一种刑法上的特例,故而行为人必须本身就具有某些法律所规定的作为义务,只有违反了这些特定的义务才有可能犯罪。而在刑法所规定的这些义务中并不包括道德方面的义务,因此关于是否应将道德纳入到法律体系的问题,一直处于争论不断的状态之中。众所周知,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其为维护社会安宁的最后一道防线,故而在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只能归由道德来进行调整,否则刑法就太过于暴虐。因此,我们不能以道德原因指控行为人的不作为而对其进行非难。     

基于GIS的“少年犯罪区”再认识

在我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中,源自芝加哥学派且取得巨大影响的"少年犯罪区"研究并未获得应有重视。随着犯罪空间维度的兴起及地理信息系统(简称GIS)在犯罪制图中的广泛应用,犯罪热点制图成为认识"少年犯罪区"的新思路。对此,少年犯罪区的本土化验证适逢其会。依托特定研究区的犯罪地理信息、借助Arc GIS10.0软件的少年犯罪热点制图,能够探测并比较城市核心区与副中心区的少年犯罪热点,探究少年盗窃热点和"两抢"热点的空间重叠与独立分布关系,把握成年人"两抢"热点与少年"两抢"热点的空间差异,并发现少年"两抢"专属犯罪区的存在。"少年犯罪区"的制图分析能在思路、方法、罪因分析、防控策略等方面为少年犯罪研究带来些许改变。     

论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兼论网络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

本文通对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含义、特征、表现形式、刑法保护的不足及其完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思考,特别是结合最新研究对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梳理。文章对促进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深入研究,对网络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尤其是对立法的建立、健全和司法实践中有关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电信网络诈骗下刑法的技术化与结构转型

电信网络诈骗作为一种新型犯罪,突出揭示了刑法在应对数字化犯罪中的不足。数据刑法的构建面临着迫切的社会需求。电信网络诈骗的数字化特征主要为财产损害的数字化、行为特征的操纵与配合以及风险的全局化,现有我国《刑法》在对其应对上存在客观方面构造局限、法益评价狭窄和情节类要素适用模糊的特征。对此,数据刑法要求刑法在对电信网络诈骗的应对上重新定位相关罪状表述,在诈骗罪构成要件上宽松化理解;扩大法益类型,纳入信任法益;对情节类要素独立化处理,使其等同于数额要素。     

德国少年刑法论纲

<正>一、现行德国少年刑法简介当今德国少年刑法可以追溯到围绕少年犯罪人之适当外延的争论。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兴起的观点认为,刑法既非仅服膺于报应罪责,亦非仅为了(积极或消极的)一般预防,毋宁兼具矫治犯罪人并促使其复归社会共同体之功能。此乃特别预防时代之肇始。19世纪80年代开始,冯·李斯特(Franz von Liszt)就在其1882年的"马尔堡计划"(1)中主张,传统的行为刑法应该转向为旨在特别预防之行为人刑法。此"现代学派"思想在少年刑法领域可谓无孔不入。     

"套路贷"犯罪数额计算规则若干思考

"套路贷"犯罪理论研究不断深入,但从实务操作层面构建"套路贷"犯罪数额具体计算规则的论述比较有限.本文在对"套路贷"犯罪相关司法解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套路贷"犯罪过程性特征,尝试地对"套路贷"资金收支关系和犯罪停止形态判断综合分类,并从犯罪单元事实划分和罪数处断两个维度,细化和完善"套路贷"犯罪金额计算具体操...     

刑法第264条中“多次盗窃”的理解与适用

我国刑法中的"多次"规定按其规范功能可以分为三种法定类型,即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多次"、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多次"和作为累计载体的"多次"。刑法第264条中"多次盗窃"的"多次"显然属于第一种类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将刑法第264条中的"多次盗窃"限定于1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3次以上两种情形。     

论废除“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

随着国家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人权保障越来越受重视。而我国的"犯意诱发型"侦查的实质合法性一直存在争议,在上述刑法观的转变中也显得力不从心。基于刑法因果关系及犯罪心理学理论研究,废除犯意引诱侦查才是进路。     

防治有组织犯罪的资金对策——兼论我国刑法第294条之立法完善

有组织犯罪的巨大破坏力是以其经济实力为基础的。若能剥夺其犯罪资本，就能剥夺其犯罪能力，因此需要在立法上考虑对有组织犯罪建立严格的没收其财产的制度。我国目前的刑法在这一方面尚存在着不足     

论事实无罪者不能成为脱逃罪的主体

脱逃罪所要保护的法益是司法机关对在押人员正常的监管秩序,该罪名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只能是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但事实无罪者逃离监管场所同样冲击了正常的监管秩序,但其又不应归属于依法被关押的人员,因而也就引发了事实无罪者能否成为脱逃罪主体的思考。关于这个问题,学界的争议颇大,本文就以此为焦点,通过从刑法机能分析、法律的价值探讨、期待可能性问题研究并结合刑法谦抑性原则这四个维度深刻剖析事实无罪者的脱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