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概念的多重污名化与工程人文风险框架的构建

"邻避"一词是舶来品,但在中国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邻避"概念集合包括"邻避效应""邻避情结""邻避设施""邻避冲突"等。"邻避设施"的经建,使居民产生"邻避情结",进而导致"邻避冲突",此观点可以概括为"邻避效应"。通过对"邻避"概念的系统反思,可以发现其遭遇了来自民众、政府、专家等利益相关群体所构建的"多重污名化"的情况,同时"邻避"概念的使用还存在权力思维、价值思维、技术思维、拿来思维误区,对于中国经验的解释也十分有限。"工程人文风险"概念框架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包括敏感人、敏感性工程、主观风险等概念构成学术概念集合和逻辑关系,这有助于探索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减少由于"邻避"概念所造成的问题,也有助于形成更符合中国经验的新的话语体系。     

邻避风险认知偏差与沟通:社会判断理论的视角

社会判断理论认为邻避风险认知偏差源于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个体理性与知识的有限性,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风险认知参数不同——如权重、相关程度、函数关系、组合原则以及一致性等.分析这些参数,可以科学量化地表达认知偏差.利用棱镜模型对邻避风险认知的判断结果、判断原则和判断偏差等要素进行分析,从认知回馈角度出发,在主观合理的风险预期和客观公正的风险解释基础上进行平等互动的风险沟通,化解邻避风险认知偏差.     

风险社会邻避困境的化解:以共识会议实现公民有效参与

当今世界是个充满风险、各种风险叠加的风险社会,公共决策因之变得更加困难,因邻避设施建设而形成的邻避困境充分显示了公共决策的困难性。本研究针对目前正困扰政府治理的邻避问题,认为邻避决策实质上是对利益和风险进行分配的一种风险决策。在对风险认知存在巨大差异的背景下,政府封闭式的决策模式、公民利益诉求表达不畅以及专家遭遇社会信任危机是导致我国邻避困境的主要原因,化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实现公民在公共决策中的有效参与,通过理性对话打破邻避设施"建与不建"的冲突困境。而共识会议作为一种科技风险的民主治理模式,强调公众与专家平等、充分地理解和对话,是实现公民参与的一种有效形式,对化解我国的邻避困境将有着重要助力。     

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

人们对影响生活质量的邻避设施抗拒乃至激烈反对,很容易出现邻避型环境群体事件。社会剧烈转型、冲突条件充分、政府公信不足是产生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时代背景,地方政府作为治理主体并非在所有邻避设施上能与公众采取互动与合作,其治理机制还不能完全适应邻避冲突,政府妥协说明其治理成效并不理想。政府理论创新与民主治理能力不足,都不利于避免群体性事件发生。这就需要在决策和执行时规范政府治理主体,完善政府治理机制,提高治理效果,并要做到理论创新和民主治理能力提升。邻避思维不可免,邻避冲突可避免。     

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实例分析与对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是都市冲突的重要形式,在境外发达城市屡见不鲜,相关研究也日臻完善。随着中国境内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北京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城市也出现了此起彼伏的邻避冲突事件,但与此不相匹配的是境内有关研究才刚刚起步,并且主要是拿来主义,往往导致对策建议水土不服。为此,我们以北京为例,对近年来首都发生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进行了调研,通过比较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初步形成了一些本土化的经验。     

有限理性利益人--公共政策学的人性假设

公共政策学的人性假设是其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以有限理性利益人作为公共政策学的人性假设,这既符合人的一般本性,也符合公共政策实践活动的人的特殊本性,更重要的是它为科学地揭示公共政策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提供了依据。公共政策行为实质是一种选择行为,有限理性利益人的行为选择具有价值偏好多元性、智能活动有限性和追求满意性的特征。有限理性利益人假设规定了公共政策学的逻辑起点、内在结构和研究路径,从而规定了公共政策学的整体面貌。     

邻避冲突何以协商治理:以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例

既有理论研究显示:为了有效应对邻避冲突并走出邻避困境,协商治理已成为必然趋向。从杭州九峰案例来看,前期缺乏协商治理导致邻避冲突发生,而后期通过有效协商治理的展开,最终实现了项目原址重建。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浴火重生"表明:有效的风险沟通、合理的利益补偿与成功的协作治理是实现邻避项目协商治理的基本要素,这无疑为地方政府走出邻避冲突治理困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邻避冲突治理——基于公共价值分析的视角

揭示邻避冲突矛盾激化的内在原因是防治邻避冲突的关键。价值观是行为的先导,运用公共价值分析对邻避案例进行实证考察,可以发现冲突行为背后各方所秉持的公共价值观演化轨迹及其治理逻辑。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除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之外,更有深层次的价值因素混杂其中,利益相关者的公共价值共识在邻避设施规划过程中出现了偏差,进而引发、激化矛盾。因此,治理邻避冲突问题不能抛开共识价值而单单讨论利益冲突,应当从组织、个人和治理模式各层面出发,重新考虑公共价值共识达成问题以化解矛盾。组织方面要回归政策的共识公共价值取向,个人方面要加强公民道德修养,共同构建基于公共价值实现的网络化治理模式,使邻避冲突治理的每一举措都展现"共识公共价值"的理性。     

风险感知视角下邻避冲突的起因与防范

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各地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兴建工业企业来拉动经济增长,或扩建垃圾处理场等公共设施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求。这些设施一方面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准做出了较大贡献,另一方面却因其作为邻避设施而具有一定的风险可能为周边居民所抗拒。文章基于风险感知视角,对个人主义者、宿命论者、等级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四个类型的风险感知主体在邻避冲突中的动机进行探讨,并为政府在利益补偿、舆论引导、冲突化解、决策参与以及信任重建等方面提供策略,使其能够有效地防范与避免邻避冲突的发生。     

公共人——一种基于公共行政的人性假设

人是公共行政过程中最关键的要素.自从公共行政创立以来,"公共行政中的人是什么"一直是公共行政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本文综述了公共行政发展不同阶段对人性的不同假设,并提出了"公共人"的人性设计,认为可以通过实现制度的道德化和道德的制度化最终实现"公共人".     

公务员激励机制的理论前提：人性假设

一个社会的主流人性观是建构公务员激励机制的理论前提.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为指导,对西方人性理论进行辩证地分析,并从中国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出发分析中国现阶段的人性特点,是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务员激励机制的科学的人性依据.     

服务型政府中的人性假设：公共人

统治型治理模式必然要求官吏以"道德人"面目出现.管理型治理模式构建基础是把行政人员当作"经济人".服务型治理模式内在要求行政人员是"公共人".从历史角度对行政人员人性假设作出分析,可以更为全面地理解政府中的行政人员.     

自然之性和仁义之性——程颢人性论的两重性

程颢的人性论是学界研究的难点,有多种观点并存。要正确理解程颢的人性论,需要结合他所面临的辟佛与弘扬儒学的文化背景。为了批判佛性论,他吸取告子"生之谓性"说以肯定人的自然之性。他继承并发展孟子的性善论,使其在理论上更加完善。程颢对自然之性和仁义之性皆持肯定态度。然而,自然之性和仁义之性毕竟有所不同,前者杂气禀而有善恶,后者不杂气禀而至善。未能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程颢人性论的不足之处。     

同情与仁慈——休谟人性观管窥

休谟认为,一个有着明确的自我意识和正常的情感的人,通过同情的心理机制可以产生仁慈的情感,但只有具备 慷慨的德性品质的人才能将这种情感外化为仁慈的行动。从《人性论》中的由同情原则产生仁慈到《道德原则探究》中直接 肯定人性中存在着普遍的仁慈,显示出休谟人性观的某种游移。     

人性视野下的人力资源开发——异化现实及其克服

受管理功利性的影响,人力资源开发实践中存在明显的异化现象。异化现象的存在对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成效构成明显的制约。从社会发展提供的现实条件出发,弱化异化的程度、提高人力资源开发实践的人性化程度成为有效开发人力资源的关键。     

Toward a Coherent Theory of Human Moral Development: Beyond Sir Isaiah Berlin's Vision of Human Nature

Berlin'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s criticized on two grounds. First, within his substantive account of us, there is a tension between the Kantian vision of persons as purposive (which requires that we be free) and the Herderian pluralism (which depicts liberty as equal to other values). Second, his claim that theories of self-realization are inherently prone to rationalist perversion-and political oppression-is depicted as mistaken because it is teleology, and not the regularities of human change, that perverts our ideals. To resolve the tension within Berlin's account, a non-teleological account of our moral development is suggested: once secured, we can grow in a variety of contradictory directions. Liberty-which, along with justice and privacy, fosters security-is thus not the height of a superior morality, but a part of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of any valid morality.     

生产劳动与社会关系——试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基本规定

在人的本质问题上,马克思经历了一个从强调自我意识到强调社会特质,再到强调自由自觉的劳动,直到最终强调现实社会关系中的物质生产劳动的思想发展过程.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不仅以物质生产劳动将人与动物相区别,而且也以现实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现实存在.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应该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基本规定.     

人与自然关系视野中的生态美学理论变迁

从"人——自然"的关系视野出发,生态美学的理论发展呈现出去人类中心主义、去生态中心主义和回归生态人文主义等三个阶段的变迁。应保持生态美学的无调式辩证想象,促使生态美学不断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