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政府治理下的公民参与问题

随着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断进步,公民参与问题已经逐渐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关注。公众参与是实现民主政治良好运行的重要保障,也是衡量政府善治的重要依据。我国受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取之精华去之糟粕,吸收了有利于中国政治体制的部分,这不仅有助于我国民主化进程的顺利推进,而且也有助于我国公民的民主意识的觉醒。本篇论文将从公民参与的主体、途径、特点以及如何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机制等方面剖析公民政治参与问题。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三维治理探讨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逐渐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广泛采用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然而由于合同失灵问题的存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并不一定能够确保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和品质。要想破解合同失灵问题,仅从市场机制和政社关系的角度分析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合同治理的角度加以探讨。基于规则、关系与价值三个维度,可以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合同治理框架。规则治理主张,通过正式而精确的合同设计与安排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关系治理强调,借助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来解决履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争议;价值治理认为,打造合同双方共享的价值体系才是防范违约行为和提升合作水平的最佳途径。三种治理机制存在相当复杂的关系组合,只有恰当地调配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和互补关系,才能达到协同增效的效果。     

参与民主视角下我国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参与民主理论主张公民进行积极有序的政治参与,通过对公共事务的共同协商与讨论,协力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公共问题。参与民主强调扩大而高度的公民参与、参与的教育功能、探寻公民参与的新途径、弥补代议制缺陷等。研究参与民主理论对我国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论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与公民参与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确立其为目前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公共服务型政府强调以服务公民为导向,让公民参与到公共治理中来,由政府单项度治理向政府、公民和社会合作的多元化治理转变。借鉴西方诸国的政府管理经验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列入我国政府改革的日程。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本身的改革是首要的,而这其中更离不开公民有序的参与过程。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公共责任流失及其治理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对于满足公众的公共服务需求具有重要作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借鉴委托代理理论预设,应以合同来约束承包商的行为,保障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公共责任。其中,合同的有效作用需要完全的市场竞争和政府完善的管理能力。然而,目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中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解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公共责任流失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减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完善不同主体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监督机制,培育有利于市场竞争的公共服务供方市场,树立承包商的社会责任感。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也取得较快进展,但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公共服务供给滞后成为当前社会问题的焦点。因此,创新社会管理,扩展公共服务范围,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实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增强公共服务供给效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政府购买服务还处于零星探索阶段,范围小、项目少。转变观念、加强制度建设、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严格绩效评估是推进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关键所在。     

公民参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根本途径

公共服务型政府具有服务性、法治性、有限性、透明性和高效性的鲜明特征,是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公共服务型政府强调以公民为中心,其实质是对公民参与的高度重视。在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必须推进公民的积极参与,这是政府管理逐步走向公共服务型目标的根本途径。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应该开拓渠道,引导公民积极参与,构建政府与公民的新型良性互动关系。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风险及其防范与治理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过程中存在着多种管理风险点,需要加以研究和有效防范。针对风险发生原因,防范与治理对策是:在分类的基础上,保障公共服务购买标准条件程序等的透明化,减少确定"跟谁购买"的自由裁量权;建立透明的供给方遴选机制,确立社会组织的主体独立性,创造适合于"被购买方"公平竞争的环境;建立有效、持续的双向激励和约束机制,防止出现"购买结果不达标"的情况。     

公共服务中的公民参与模式分析

由于政府面临的公共服务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公民参与在很多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性不断得到强调。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有效吸纳公民参与的力量,对改善公共服务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服务内容的广泛性和提供主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形式的多样性。从公共服务的决策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两条路径出发,可将地方公共服务中的公民参与分为六种模式类型,即决策阶段的决策型参与、有限吸纳型参与和告知型参与,以及提供阶段的校正型参与、改善型参与和合作型参与。现实生活中应根据不同的公共服务问题,选择公民参与的有效模式和策略。另外,在公共服务的公民参与模式中,需要把握公民参与的范围和程度,要考虑公民参与以后,政府能否驾驭公民参与所带来的影响。     

论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

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和社会主义公共财政框架的既定方向.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创新就体现了这一方向.政府通过购买社区公共服务,从而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项目管理,提高基层政府的社区公共服务的责任,推动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探索社区民间组织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运作模式,同时,加强社区专业服务人员的供给,最终交现社区政治、经济与社会效益的"三赢".     

合理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按照中央部署,为了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问题,将在全国各地已探索购买公共服务试点基础上,加快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进程,加大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生产,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但要真正开展好购买公共服务工作,应科学合理统筹目标期求、确定购买范围与事项、确定购买的经费标准、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建立综合监管体系一系列基本工作。     

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问题研究综述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近年来国内理论和实践界均十分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现有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基础性研究、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现状研究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研究三个方面,初步构建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分析框架。对已有学术成果进行分析后发现,当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问题研究在概念界定、研究视角、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未来研究要在这些方面进行深化和加强。     

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研究综述

政府购买服务的做法并非新鲜事物,但这一提法在国内出现较晚.目前在国内专门论述政府购买服务的著作较为鲜见.而有关政府购买服务的研究论述大多出自于国内科研院所的相关课题,涵盖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概念阐释、模式分析、风险剖析和对策建议等几方面的内容.     

政府转型背景下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面临着日益复杂的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迫切要求政府改变原有集权管理模式,明确自身职能定位,逐渐向"善治"方向转变。而政府要想实现转型单靠政府一方的力量是远远不能达到的,必须要鼓励公民参与。通过公民参与,可以改变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维护公民权益,提升政府管理科学化水平,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本文研究了政府转型背景下的公民参与问题,以期构建以"公民参与"为中心的政府管理模式,进一步推动政府转型的深化发展。     

公民参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的迫切愿望。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以公民为本的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其构建及发展都离不开公民的有效参与。公民参与对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意义重大,公民参与的效果直接影响着服务型政府的持续平稳发展。     

回应公民参与:政治学视角下地方政府决策合法性探究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其施行于社会的决策,必须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而公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是政府决策合法性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政府应由单向为民决策向官民互动决策模式转型。当前,为实现回应型政府决策,需要破除一些与公民参与要求不相适应的障碍。     

走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这步棋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各级政府转变职能,加快改革,努力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性政府转变,深化公共服务领域改革,优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当代各国政府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挑战:一方面社会公众期盼政府能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又希望政府避免公共开支过大、在不加重税费的前提下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政府行政改革几乎都是围绕着如何更好地提供公     

治理视野下的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

本文分析了治理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基本内涵,阐述了治理理论对于实现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指导意义及其具体体现,并在此基础上以治理理论为视角,进一步阐述了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必要性以及对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启示.     

理性选择视角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研究——以北京市QN社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为例

通过对QN社区的个案分析,运用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把政府购买服务的双方视为科尔曼分析框架中信任关系的"委托人"和"受托人"。政府通过理性选择形成相应的购买服务模式,以及管理、监督、评估制度,提供各个方面资源的支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提升社会组织的可信任度。而社会组织也通过积极满足购买服务的要求,提供自身专业性的服务,来提升政府对其的信任度。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基于理性选择认识,形成信任的合作关系,共同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