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历史演进北大核心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从"破"到"立"、从辩证否定到辩证肯定、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历史嬗变,内含实践与文化两个维度。在实践维度上,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从彼此决裂到相互融合、从简单相加到深度转化、从形式借鉴到内容互通演变的逻辑必然;在文化维度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经历新民主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两次转型,在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实现"守"与"变"动态统一的转型方向。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矛盾及化解之道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并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互相推进,但历史与逻辑的进程并不完全一致,主体也不完全相同,性质也不一样。因此,不能只从广义上把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是一体的,或者说成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不能割裂开来,而应把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看作是一对文化矛盾并努力化解。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通的文化因子

马克思主义初到中国之时,中国已有数千年的本土文化传统,这构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的文化基础。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能扎根于中国大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源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具有相通的文化因子。"同"表现在它们对于未来社会的理想、世界本原、事物发展根本规律、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个人与集体关系、认识与实践关系、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物质存在方式等问题的观点高度契合。"异"则推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互补,从而实现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代性反思与批判,体现了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理性精神的深刻反省。马克思主义超越西方现代"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两种传统理性主义,以辩证"实践理性"揭示了资本及其世界历史的复杂现代性生成机制。马克思主义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现代性启蒙,而且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与交融中,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政治期待与责任担当。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我主题化"提供了认知与规范的双重建构。     

国家治理视域下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三维论析

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党内法规制度是党内治理现代化的主要载体。新时代以来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党理念和实践在政治、法治与文化三个维度上的现代性进步。政治维度上,廓清了以制度治党通向现代政治文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机理;法治维度上,昭示了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法治要义;文化维度上,蕴含了"民本""德治""礼序"等传统思想融入现代"党规之治"的文化历史逻辑。三个维度间平衡、协调与统一的"三位一体"关系,是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进一步努力的目标方向,也是在此过程中处理党内法规体系解决诸多现实问题的价值尺度。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三重向度——以马克思主义﹑儒家与基督教为视角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一方面应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也需要从悠久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生生不已的源头活水,并理性辩证地吸收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以古鉴今,融会中西。深度的本土化与高度的国际化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唯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从这两个维度上深层推进,提炼精髓,方能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内涵与底蕴。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三重向度——以马克思主义﹑儒家与基督教为视角北大核心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一方面应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也需要从悠久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生生不已的源头活水,并理性辩证地吸收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以古鉴今,融会中西。深度的本土化与高度的国际化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唯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从这两个维度上深层推进,提炼精髓,方能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内涵与底蕴。     

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演进及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辩证演进的历程。建国后近三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探索中历经曲折,又在曲折中艰难探索;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余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捍卫与创新之中辩证前行,最终在传承与升华的辩证中形成了中国化与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得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规律"、"两条原则"及"三组张力"的基本经验值得继续思考与探索。     

比较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在主体自觉性和核心理论命题的内在逻辑关联方面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对自身历史上"左"的错误、对马克思主义与各自传统文化关系的不同认识是形成这种差异最主要的两个诱因.这导致"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历史结果.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通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通,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融通,是因为在体系结构与思想内容上的契合与差异,包容的特质及内在的契合是融通的可能前提,发展的需要和内在的差异是融通的必然要求,构成了差异一体的关系格局。通过"民族形式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现代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二者的融合中形成适合中国发展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形态。     

历险的辩证法——拯救者与拯救者被拯救

从思想史和形态学视角来看,自辩证法产生以来现已形成多种样态:从变易、转化、生成的辩证法,到归谬、对话乃至共相的辩证法,再到超越抽象知性的消极否定辩证法、积极肯定的思辨辩证法,以及唯物辩证法;经历了辩证法与反辩证法的论辩、形而上学与辩证思维的斗争、辩证法的历险。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中拯救出辩证法,并创造性地将其改造为历史(实践)辩证法、劳动和生产辩证法;恩格斯则创立了自然辩证法。但第二与第三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却遮蔽和遗弃了具有革命本性的辩证法,以卢卡奇为奠基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担当起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再次拯救辩证法的使命。然而,在拯救者被拯救的过程中,在总体性原则下,由于辩证法的可理解性只被限定在历史领域,单纯强调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同时,却否定了自然辩证法。"两个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不仅重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总体性辩证法,而且彰显出自然辩证法的当代意蕴。     

探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的三重维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创新、永无止境的过程。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自身所特有的与时俱进的内在品质的理论维度,还是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的客观需要的实践维度,以及创造中国先进文化必然要求的文化维度,来探讨分析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着眼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立足于实践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用不断创新的理论成果指导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     

重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就是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以中国化形式,使马克思主义能够以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出场"。上述理解在一定意义上并未能充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定位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应主要不是提供形式或话语的支撑,而更多地是它作为基本国情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它所具有的"方法论"层面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经验性"质料"。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文化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内容而非形式上,体现在它对于社会现实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展开,这种现实层面的影响并非是"博物馆学"的象征意义与直接话语表达形式的供给功能。     

中国道路生成的文化逻辑北大核心CSSCI

中国道路既有实践生成的逻辑,也有文化生成的逻辑。前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的过程;后者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价值是公平,而公平、公正等都“公”的观念恰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元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以整套体系的方式进入中国的,而是随着西方启蒙主义时期的现代性观念如民主、科学、平等、公平等观念传入中国的。西方这些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公”的观念在东西方两条文化河流中流动、激荡,最后两条文化脉络因“公”的观念而搭建起了一道桥梁,最终在20世纪初相互融合而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这无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母腹。同时,最初是因战争失败,后来又因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两大因素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的三重反思,从而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实践的指导地位,从而实现了从文化逻辑向实践逻辑的转换,最终寻找到了古老东方国家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大同”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阐释

"大同"境界是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理想的最高境界,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理解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源头,但"大同"蕴含家庭伦理本位思想与产生于西方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有明显的文化差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两种理想社会模式的对话提供了理论支点和实践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从文化源头打通中国家庭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联系,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华文化基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解读"大同"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物质基础、制度构建走向文化认同的历史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会通”中的主体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传播开来逾百年之际,有必要深化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现象和问题.“会通说”是三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之谜”的主要解答模式,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从内在机理上看,“会通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解谜是不彻底的,文化客体间的“会通”只是基础,文化主体的“接受”才是关键.从文化观角度看,立足于狭义文化观立场的“会通说”,并不能完整系统地反映和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逻辑.从广义即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可见,由文化的“会通”进到实践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矛盾运动展开的两个基本环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逻辑的主客体辩证法.“主体接受论”是对“会通说”的合理继承和深化,它更全面完整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辩证法.     

关于“异端论”的再认识——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临界转型

"异端论"客观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其与"正统论"辩证对应.以实践标准检验它们正确与否.是处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有正常形态和非正常形态,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临界转型的表现.立基于实事求是的根基性原则,要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临界转型中的"异端"和"正统"问题.     

中国行政文化的历史传统与现代重构

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社会转型,政府行政系统在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迁情况下,也必然要进行变革,与政府改革必须同步的是行政文化的重构。在中国行政文化的现代重构中对中国行政文化的历史传统进行辩证的扬弃是首要工作,同时对政府行政管理改革的趋势作正确的认知也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我国行政文化重构应遵循的价值维度。     

“爱人”——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通

马克思的一生是为人的解放奋斗的一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人的关怀和大爱的理论;中国传统文化要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爱人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都可以概括为"爱人"二字,二者在理论、实践、理想目标上具有共通性。因此,从爱人入手,可以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融合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只有在促进二者的融通互补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培育的“四个维度”

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生态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摆脱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困境,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不仅需要物质层面的变革,也需要精神层面的变革,需要全社会形成与时代要求相符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念。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培育方面,要注重四个维度:在理论维度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在文化维度上,弘扬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在价值维度上,倡导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价值观念;在思想维度上,确立现代社会生态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