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族地区村庄权力结构下的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能力研究——对甘青宁三省民族村的考察

国家治理根在基层,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农村社会治理能力,而西北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更需要具有针对性的治理模式。本研究通过对甘青宁三省区部分民族村的实地考察,发现乡村治理能力在村庄权力结构下,形成了"宗教力量、宗族权威和村委会"三种力量相互影响的民族村的基本政治格局,也相应地形成了乡村精英,他们作为乡村治理的代表性人物,对乡村社会的各种资源具有较强的整合能力,深刻地影响乡村的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因此,如何保持村两委的主导作用,引导乡村精英协同参与乡村治理过程,进而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将成为今后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的主要的路径选择。     

乡村文化网络、权力消解与乡村治理——基于农村两工制度底层实践的调查

农村税费改革前,两工制度是为解决后集体化时期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维护的劳动力供给问题而创制。这种计划式、指令性的劳动力利用制度,与市场经济催生的农民自由和权利相违背。农民选择"弱者的武器"消极怠工,以农村人情活动来消解村干部的监管权力。农民在面对不符合其利益的制度时会选择依靠传统文化网络,自下而上地来消解村干部权力,其行动逻辑是道义与理性的结合,以低成本实现对制度的抗争。     

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四川省A村的个案调研

扶贫资源的"输入"不仅事关扶贫成效,而且事关乡村社会生态的"健康"。探究扶贫物质资源供给与乡村社会生态之间的关联对于评估乡村扶贫的社会效果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对四川省A村的实地调研可以发现: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过剩"不仅会降低资源的使用效益和扶贫效能,而且会损害乡村传统的文化生态,瓦解乡村传统的人际纽带,摧毁乡村治理秩序生成的可能。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负溢出效应本质上是政府职能转变迟滞、政府和乡村信息不对称、政府扶贫理念错位和供给方式"失当"的产物。有效规避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负溢出效应,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双向交流、纠正扶贫理念和优化供给方式。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机理——基于鄂西W村的实践考察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治理有效的重要途径。从马克思主义的内外因理论出发,结合鄂西W村“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形成的地方实践,探索“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机理,可以发现“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实际上是乡村社会内部发展需求的内因与外缘之间互动互构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即乡村自身发展需求是内因;党委政府领导、社会力量参与是外缘。未来促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提质增效,需遵循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基本原理,即党委政府领导与社会力量参与须因地制宜契合乡村社会自身发展的内部需求,才能够真正解决乡村治理面临的新问题。     

基层治理中党建助推实现公众参与路径探析——基于权力“回归”视角的案例考察

党是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公众参与是基层治理的基本要求,如何更好地发挥党建的引领功能,化解基层治理中公众参与形式化问题并推动公众参与的实现,理应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权力回归视角下,通过对三个全国创新治理案例的比较发现,权力的回归通过还权于民和赋能于民两个环节,党的引领、政府推动和公众意识培育三个方式实现公众参与,而党建则贯穿于整个过程,并通过党的主导、党的引领、党的动员三种路径落实权力回归于民,政府与公众协调互动以及公众责任和参与意识动员,从而实现基层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贵州“空巢村”治理问题研究——以凤冈县新村为例

贵州"空巢村"现象突出,"空巢村"带来了农村劳动力缺乏、农民老无所养、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弱化等难题,严重影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空巢村"的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前提。     

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与运作逻辑研究——基于“中国大棚第一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

物联网、云计算、虚拟现实（VR）和区块链等数字元素的嵌入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治理共同体建构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面向。以信息网络为载体的数字技术形塑新的乡村公共秩序,但也面临着治理“碎片化”的难题,成为掣肘乡村治理效能发挥的重大障碍。采取个案考察的研究方法,以“中国大棚第一村”的数字乡村建设为研究对象,系统探究技术赋能背景下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和运作逻辑。研究发现：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数字社会发展中乡村治理体系优化、治理结构重组、治理能力提升和治理秩序重构的产物。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运作逻辑在于以社会网络融合深化共同体参与、以全要素生产率拉动共同体建设、以协调多方利益推进共同体发展。文章有助于深化“中国之治”话语体系的建构,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地。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下的“富人治村”现象分析

21世纪初以来,富人治村现象不断涌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富人通过村民委员会选举进入村庄权力网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治理村庄过程中,这些富人的目标和行为存在很大差异,对新时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些富人依法竞取村庄核心权力并改变了村庄面貌,但也有一些富人当选村干部后大权独揽、以权谋私,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相背离。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应使富人治村与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相契合,引导富人村干部成为乡村振兴的积极推动力量。     

“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

乡村振兴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而二者关系的核心又在于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寻求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接点",对于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基于此,构建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对上海市Y村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后发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这便决定了必须在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使这一转变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由此可以说,公共空间治理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可能。     

虚拟公共空间与基层乡村治理变革——基于一个中部地区村落的考察

随着现代化影响的不断加深,我国乡村面临“原子化”“离散化”困境,基层乡村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内嵌于乡村共同体的微信群等社交媒体平台构建出虚拟公共空间,该空间具有全新的空间形态,使新型交流方式成为可能,推动了行政权力与村民沟通模式的更新;被互联网“赋权”的村民获得了表达渠道,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被激活,乡村治理的主体得以扩充;虚拟公共空间也是基层政府、草根村民、村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博弈场所,围绕公共事务的协商、竞争能激发多元主体的动力,推动共治共享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由此可见,虚拟公共空间及多元主体于其间的信息生产、传播实践推动了基层乡村治理的变革,为有效治理的实现带来可能。     

“文化治理”视域下的公共博物馆——基于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的视角

托尼·本尼特基于福柯治理思想提出"文化治理"概念,将文化机构都看作是塑造主体的机制场所。作为文化机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博物馆,从诞生之日就发挥着规训主体和塑造主体的作用。其中,艺术博物馆以其藏品的艺术审美提升工人阶级的道德修养,使其成为"谨慎的主体";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其智性作用参与对公民的塑造,使大众成为具有平等、自由和进步等理念的现代公民。     

乡村合谋视角下的混混治村及后果——基于中部G村“示范点”的调查

乡村合谋是理解乡村混混治村的新视角。当创建示范点这类中心工作迫使乡镇行政介入村庄秩序时,孱弱的乡镇倾向于引入乡村混混,这与乡村混混攫取村级权力的逐利动机不谋而合。混混在治村过程中,通过治理村内暴力和建构权力的利益网络,建立起以私人暴力为底色的"威权秩序"。最后混混与地方政府"共谋经营"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和村庄资源,形成新乡村利益共同体,这一新乡村利益共同体成为了导致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机制。     

乡村振兴视阈下的“城乡等值化”政府执行研究——基于山东枣庄农村地区的调查研究

枣庄农村地区属于东部农村欠发达地区,通过实践城乡等值化路径,破解人多地少、农业基础设施差、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低等现实矛盾,在农村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村私营经济、推广乡村旅游等方面强化政府执行能力,走出了一条城乡等值化的枣庄模式路径,因此,对城乡等值化的研究,对我国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义务与互惠:乡村公共事务参与的新模式分析——基于山西省BS村全民义务清扫制度的个案考察

如何构建适宜的制度模式,调动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提升参与的有效性,一直是学者关注的议题和实践层面的难题。在已有公共事务参与的实践与理论中,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注重组织强制和责任分配,西方自主组织理论强调互惠合约和个人权利保护。而山西省BS村的全民义务清扫制度是一种建立在义务参与常态化和互惠共享理性化基础上的参与模式,它以最低成本实现了村庄垃圾清扫的目标。该模式在运行逻辑上,借助一定的教育机制、激励机制和引导机制促使村民积极履行义务;在运行实践中虽然面临着民主程序不完善、依赖行动惯性和基层公共服务体系的制约,但它调动村民主体性的作用已经显现,并可能成为促进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新模式。     

精准扶贫领域干部“微腐败”问题的产生原因及治理机制——基于四川省X县的现实考察

在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工作中,基层党员干部的"微腐败"问题是影响精准脱贫工作成效的主要因素之一。精准扶贫领域干部"微腐败"问题主要表现在扶贫项目管理过程、政策制定执行、工作责任意识三个方面,需要从资源配置、思想认识、地方发展和制度建设中寻找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近年来,四川省X县在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将整治扶贫领域干部"微腐败"问题作为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障,构建起协作型立体化监督机制、点对点聚焦型问责机制、多层次科学化管理机制、全覆盖信息化沟通机制和容错纠错灵活型激励机制,着力推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覆盖到"最后一公里"。     

城乡融合背景下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的实现机制——基于制度与生活视角的个案考察

随着城乡融合不断推进,如何提升乡村公共治理的有效性、助力乡村振兴成为热议的话题。在当前乡村公共治理的地方实践中出现了新乡贤积极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的新路径。目前,学界主要基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展开分析,但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从制度与生活的视角通过对正式制度与日常生活之间复杂互动过程的细致描述,能为理解我国当前乡村公共治理实践提供有益的补充。文章基于制度与生活的视角,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恩城乡那望屯的实践案例,对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的实现机制展开分析与研究,发现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经历了制度的运行化、制度的生活化、生活的制度化等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新乡贤拓展了政府与村民直接沟通的渠道,打通了日常实践经验向正式制度流动的通道,为生活的制度化提供了重要支持。     

民族地区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发展困境探析——基于“三圈理论”视角

民族地区特殊教育教师因受其职业的特殊性、地域性、民族性、专业性及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较大,使他们无论是在社会场域,还是在教育场域,都被看做了“局外人”,也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弱势群体”.借助“三圈理论”能够更好地对民族地区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发展的价值、能力、支持体系进行科学分析,正确认识民族地区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发展困境,并且通过积极营造职业发展环境、培养职业发展能力、争取多方支持,不断优化其职业发展的价值认同圈,能力圈和支持圈,寻求其职业发展的“耐克区”,着力提高其职业素养和职业幸福感,真正实现民族地区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发展价值,并确保民族地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及特殊教育事业的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我国城市基层技术治理的运作逻辑——基于“清单制”的考察

为改善民生民权,依托信息通信技术的技术治理成为当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的深层特征。以街道办权责清单、街道办负面清单、社区事项准入清单、社区公共服务清单等为内容,将现代信息技术与机制创新深度融合的基层清单制,是当前城市基层技术治理的重要工具,也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主要路径。     

略论“以人为本”的神圣之维——政治哲学视阈下的考察

神圣存在是人类理性的提纯与升华.通过对神圣价值的追寻与神圣维度的确立,可以拷问统治者代表最高权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成为捍卫人民利益与个人权利的思想武器,化为政治哲学的价值来源与坚实基础.因此"以人为本"不但需要神圣价值的形上依据,而且需要以个人为本的形下落实与民主法治的制度安排.中、西历史上的"人本"(民本)思想及其转化落实的差异,对我们今天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是深有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