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少年司法理论运用发展差异研究对科学和法律的影响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三个少年司法判决采纳了发展差异研究学者提出的弱可责性模型,认为少年与成年的发展差异致使其具有较轻的可责性,进而推导出对少年犯罪采用弱报应模型,减轻对少年犯罪的处罚力度。首先,发展差异研究存在很多方法论缺陷。其次,弱报应模型仍以报应论作为刑罚的依据。而报应论把犯人视为具有固化坏品质的自主个体,他们有意识地选择违法,因此罪有应得。但这一人类行为模型严重脱离了行为科学、神经生理学、临床科学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即人类行为的生理心理社会学模型认为人类行为受多重因素影响,并且不断发展变化。少年司法及刑事司法哲学应该放弃报应论,转向以多种科学理论为支撑的结果主义司法惩罚理论。     

惩罚犯罪的刑罚目的正当性辩说——兼论对预防目的的质疑

刑罚目的是刑法学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学者们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讨。目前主要存在几种论点:报应刑论;预防刑论;折衷论。笔者欲在分析惩罚犯罪合理性的基础上,提出惩罚犯罪应该是刑罚的目的,并且提出了对双面预防论存在的一些质疑。     

美国对犯罪未成年人的缓刑、假释管理及启示

美国在刑事司法执法体系中重视对犯罪未成年人的保护。在运用刑罚手段与犯罪作斗争时,尽量将犯罪未成年人放在社区而不是放在监禁机构处置,建立有专门的针对未成年人缓刑和假释(释后观护)的机构,设有专业化的工作人员。除必要的监管和惩罚外,注重对他们的教育矫治,尽可能减少监禁机构容易交叉感染、不利于他们正常社会化过程的负面作用。在管理过程中贯彻与成年罪犯有所不同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犯罪显著性的文化解释

犯罪显著性概念存在文化解释维度,也只有在文化解释中重新审视犯罪显著性的定义和关键变量,才能发现文献中存在矛盾和巨大争议的原因。对西方刑事司法中的这一概念进行文化解释必须涉及对西方现代化视野下的刑罚观的产生与流变的解读。为什么会产生矫正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刑罚观,以及两种相互对立的刑罚观在西方现代具体犯罪惩罚与社会控制措施中所起到的社会意识形态指引作用,是理解犯罪显著性概念乃至重新构建这一概念的关键路径。也正是基于这种文化论的解释机理,西方意识形态下的犯罪观念与犯罪治理变化才能得到更为充分的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下中国的犯罪治理理论的方法论研究和实践。     

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政策重述

在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下,"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作为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基本刑事政策具有合理性。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决定了刑法对其应当予以特别对待,教育刑论正是契合了这一点而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在刑法视阈下解读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可以对"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之"教育"与"惩罚"作规范的理解。刑罚的本质在于惩罚,因此,教育刑观念下的"教育"并不必然导向出罪或轻刑,应当在对犯罪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国家"轻轻重重"刑事政策的经验,该轻则轻,该重则重。报应刑具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惩罚为辅"表明刑罚报应观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是必要的,但不可被过分强调。     

论社区矫正制度的理论基础

社区矫正制度是刑罚目的理论演进的产物，是差别交往理论的犯罪观在矫正领域的适用。“因为有犯罪并为了没有犯罪而科处刑罚”的并合主义刑罚理念是社区矫正正当性的理论依据，“犯罪行为是习得的”这一差别交往理论的基本命题为社区矫正的科学性提供了理论支持。     

关于对未成年犯刑罚立法完善的若干思考

未成年罪犯是个特殊群体，需要予以特殊的立法和司法保护。本文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立法完善进行若干思考和建议，期望我们的少年审判司法实务早日有专门的未成年人刑法和刑罚制度可依可据。     

未成年人犯罪与矫正实证研究——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

文献综述发现,中国未成年人的犯罪背景和矫正实证研究还是一个空白。通过对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2005年至2011年的199份判决书、累计280名未成年犯罪人的犯罪和量刑信息进行调查,并利用多种统计方法分析未成年人犯罪及其矫正特点。研究发现,中国在控制低龄犯罪问题上已取得显著成绩,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团伙性强、教育程度低、多为农村人口等特点。未成年人犯罪主要集中在盗抢类财产犯罪,对未成年人罪犯的非缓刑和羁押程度依然较高。对未成年人的矫正主要为监禁、监禁期限较长,以及罚金应用过量表明,中国还需要加大恢复性司法矫正措施力度,法官主要根据未成年人的前科和犯罪数额裁量刑罚。这反映出未成年人司法的惩罚性特点明显。     

刑罚个别化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我国《刑法》施行十六年,“罪刑相适应”作为刑事处罚基本原则,即刑罚是对犯罪行为的处罚,并一统适用于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犯罪两个不同特点的司法空间,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基本上照套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原则和指导思想,从而较难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司法保护.基于未成年人及其犯罪的特点和未成年人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应在未成年人司法领域内,确立“刑罚个别化”原则,即实现刑罚对罪行的处罚向刑罚对犯罪人的处罚之转化,以指导并制订出符合未成年人犯罪及其身心特殊性的刑罚方法、内容,这样才能实现对未成年罪犯科学、合理地适用刑罚,加速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的进程.     

检察机关办理在校生犯罪案件的几点思考

在校学生是未成年人中一个最主要的群体,他们的犯罪问题成为令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近几年来,在校生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的比例在不断上升。据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统计显示,在2002年该院受理审查起诉的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案件中,在校生占未成年人总人数的36.1%;2003年在校生占36.2%;2004年在校生占23.6%;今年截止今年11月在校生有26人占39.8%,已超过去年的同期。一、对在校生犯罪一般采取非监禁措施世界各国法学家和司法工作者在反思刑罚惩罚功能的利弊时,刑罚之预防功能日益显现,尤其是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上,利用非监禁化、轻刑化和…     

刑法中的社区矫正非监禁刑罚制度探索

社区矫正为一种非监禁刑罚制度,该项制度的建立对于我国的刑法来说是一项重要补充。本文主要针对刑法中的社区矫正非监禁刑罚制度展开论述。首先,对社区矫正的概念进行界定;其次,对我国社区矫正非监禁刑罚制度的实施背景进行简要论述;最后,论述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相关的理论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量刑规则中“必减主义”之检讨——规范和实证角度的求证

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但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对其量刑规定的“应当从轻、减轻”的“必减主义”，不但与司法解释相矛盾，而且不能很好地应对实践中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借鉴已有实证研究成果，本文从现有规定、刑罚的预防功能、刑罚个别化、被害人的认可度等角度，认为“必减主义”应当进行适当的修正，采取量刑上的“得减主义”，根据未成年罪犯的具体情况，对其决定是否减轻、从轻处罚及减轻、从轻幅度，从而更好地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     

未成年人取保候审适用问题研究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世界各国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采取了特殊的诉讼保护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未专门规定未成年人案件程序，但相应司法机关均强调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和原则。犯罪未成年人由于其独特的生理、心理特点，刑罚对他们的身心影响较成年人更为深刻，一旦受到羁押、监禁制裁后，     

试论未成年罪犯行刑目的及行刑模式的发展与完善

未成年罪犯的刑罚执行制度是我国刑事执行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程度、人权保护状况的重要标志。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横向比较移植的方法，对国内、外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目的、刑罚执行模式的现状及发展与完善进行论述，并以作者的工作单位——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为例，就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实践中的一些有效做法进行阐述与论证。     

应毫不犹豫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刑法设置刑事责任年龄的意义在于防止司法腐败和确保社会长治久安,而非在于区分人的辨认、控制能力。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应对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和暴力化的有力举措,有助于发挥刑罚的安抚功能,防止被害人复仇。我国收容教养制度名存实亡,维持论所设计的种种举措难以实现"宽容而不纵容"理念,维持论同时将"教育"与"惩罚"对立,忽视了"惩罚"亦是"教育"的组成部分。     

未成年人网络犯罪原因探析与治理对策

未成年人犯罪、环境污染和吸毒贩毒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公害。当前,因网络诱发的未成年人犯罪非常突出,形势日益严峻,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治理应基于刑事对策与非刑事对策两个层面予以展开。在刑事立法上,需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的入罪门槛、改革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幅度及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在刑事司法上,需积极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并需认真关注未成年人保护的具体政策。在非刑事对策的纬度上,主要是沿着行政监管与民事责任两个纬度强化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治理。     

少年犯罪案件暂缓起诉制度的冲突与重构——以新刑事诉讼法增添未成年人特殊程序为契机

暂缓起诉制度符合现代刑事司法由能动型司法向回应型司法转向的要求，也契合现代社会刑罚理念由报应刑到目的刑主义价值理念转换的趋势，在比较法的视野上，也具有异域相关先进制度作为先导和有益借鉴。因此，我国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将这一制度予以正式确立。然而，在将来的立法中，仍然需要在增加法官的制约力量、增强媒介的参与权与监督权等方面进一步改进。     

论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社会评价

未成年人犯罪是当前社会上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不仅仅关系到未成年人自身及其家庭,而且直接关联着整个社会.所以,对未成年人犯罪如何定罪并适用刑罚,社会各个层面存在广泛的评价.由于形成认识的社会主体(即人或社团)存在差异,与刑事诉讼参与主体(一般指被害人与适用刑罚主体即犯罪人)关系的远近,所以社会评价不可能具有一致性.一、来自未成年人罪犯本人及其近亲属的评价刑罚的功能不外惩戒性、补偿性、警示性三个方面.而作为受处罚对象的未成年罪犯,必须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悖论与反正：论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兼评教育刑的否证性

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的主体类群，需要从行为人角度予以区别对待，其特殊性决定了对未成年人教育改造是整个刑事程序的根本性原则。该原则的产生有自己的多元理论基础，但是面对现实的社会背景和刑罚理论，教育改造原则又存在相当多的悖论。在承认这一原则的基本前提之下，从刑罚目的辩证性认识的角度出发，以非犯罪化一非监禁刑一社区矫正——前科刑消灭制度进行层次性推进，从而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原则进行反正和解读是我们的应有选择。     

台湾地区外役监狱和观护制度的实践及启示

我国台湾地区的外役监狱和观护制度摒弃了传统刑罚对服刑人员重惩罚报应、轻教育预防的行刑理念,坚持对服刑人员惩罚与教育并重,并侧重对其进行教育感化以及对刑满释放人员进行社会观护,有利于训练和提高服刑人员尽快适应社会、回归社会的能力,降低了他们被侵害或者恶逆变的风险,提高了社会防卫能力,有助于犯罪的预防。这些实践对于大陆地区的监狱改革和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大陆地区应该从中央法律层面制定《犯罪者预防更生法》和《社区矫正法》,不仅要注重对未成年人的更生保护,也要注重对成人的更生保护,全方位构筑预防犯罪和社会安全网的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