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的变迁、检视与创新

加快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创新,是我国农村扶贫攻坚决战阶段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实施的要求。从法制变迁视角分析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所取得成效与存在缺失,是推进其完善与创新的重要进路。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大致经历了产生与形成、全面发展与勃兴、现代性转型与优化三个阶段。其取得了许多现代性成效,也存在与农村金融扶贫现代性发展不适应的缺陷。为优化农村金融助推精准扶贫脱贫战略功能与推进农村金融法治发展,应从创新规制理念、优化立法保障体系和构建农村弱势群体金融权利倾斜配置制度、扶贫激励与约束制度、风险控制制度及扶贫实施保障制度等方面,继续推进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创新。     

后脱贫时代推动金融扶贫高质量发展研究

金融扶贫高质量发展是解决相对贫困及返贫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工具,能有效解决我国后脱贫时代金融扶贫资金失衡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等难题。作为金融扶贫的延续与创新,高质量可持续的金融扶贫契合精准扶贫长远目标,提高了扶贫资金的“益贫性”,促进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与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工具。后脱贫时代高质量可持续金融精准扶贫的实施,需要政府和金融部门通力合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挥政策长期效应;需要完善贫困识别体系,提高精准识贫质量;需要压实金融监管责任,夯实金融扶贫成果。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普惠金融创新发展研究

农村金融普惠程度的提升有效缓解了农村金融供需矛盾,其创新模式"资金互助合作社"不仅从农村内部直接缓解了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而且有效地改善了中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从理论层面结合试点实践全面论述了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农村普惠金融创新发展情况,研究表明,农村普惠金融的创新发展强化了精准扶贫效果,后期发展的重点在于小微非正规的合作金融;基于产业支撑的金融扶贫才能保持"造血"功能,避免短期的政策脱贫;虽然当前农村普惠金融创新试点存在着运营经验不足和外部制度缺陷问题,但其金融核心功能发挥良好,值得进一步培育。针对研究结果,从运营推广、制度建设、外部保障方面提出了助推农村普惠金融良性发展的举措建议。     

精准脱贫中政府与社会合作的欠缺及提升

在当前我国推进精准脱贫、实现农村脱贫攻坚目标的现实背景下,政府与社会有机合作的达成具有特殊意义。从实践来看,目前我国政府在与专业服务机构、社区和家庭、专业服务人员等社会主体的合作中均存在着一定的欠缺。而政府扶贫管理方式与策略、扶贫资金的使用安排以及相关政策制度设计等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则是导致政府和社会合作欠缺的主要根源。基于以上原因,应在合作目标上,在生存保障目标基础上纳入身体、健康、照护及自主能力提升等服务目标;合作内容上,整合物质性服务内容与非物质性服务内容;合作责任关系上,细化与创新政府资金支持、购买扶贫服务及信息共享责任;合作制度保障上,将正式立法与其他制度形式相结合,优化相关权责与程序性制度,并注重以社会主体为对象的制度建设。     

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的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建构

在"十三五"精准脱贫的新形势下,将政府职能转变与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有效结合是解决精准扶贫工作实践问题的关键,需要深入研究。文章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分析了政府主导下精准扶贫的绩效困境,强调精准扶贫绩效提升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契合性,在此基础上,从发挥好政府政策设计与执行监督功能、建立扶贫动态管理机制、增强扶贫绩效内生动力、构建扶贫绩效监督考核长效体系、激发扶贫绩效活力等方面提出了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建构的途径。     

普惠金融助力精准扶贫的适应性、瓶颈制约与创新路径

随着国家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推进,普惠金融扶贫已成为农村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因为普惠金融的创新性符合精准扶贫的内生扶贫目标,普惠金融的广覆盖性符合精准脱贫的均等扶贫目标,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符合精准扶贫的持续扶贫目标。当前我国普惠金融助力精准扶贫面临的主要瓶颈制约因素有:政策环境有待优化、专业人才有待加强、信贷资金有待拓宽、激励机制有待完善、配套措施有待健全。推进普惠金融助力精准扶贫,需要创新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环境建设、人才培育机制、资金来源渠道、竞争激励机制及服务配套措施。     

地方政府“规划式”脱贫及治理困境反思——基于N省脱贫元规划的案例分析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政府治理范式的创新和转变。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沿用"规划式"治理逻辑,依据"刚性时间约束"分解推进脱贫行动计划,运用"试点—扩散"工具优化政策设计。通过对N省脱贫元规划治理过程的实证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规划式"脱贫遭遇了治理实践的漏评、错退、群众满意度偏低等治理困境,致使其规划内容安排与治理实践发展相背离,带来各级政府治理压力的加剧和治理成本的增加。精准扶贫战略体现在乡村扶贫治理情景中的识别精准、帮扶精准和管理精准,实质上是各级政府治理逻辑、治理路径和治理工具的精准。地方政府应重新审视其"规划式"治理逻辑,探索和创新"精准式"的扶贫治理范式,提升精准扶贫治理绩效。     

提升治理能力 推进精准扶贫

在我国扶贫工作的新阶段,精准扶贫政策的提出和实践,也是基于对地方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新的挑战以及发展检验,精准扶贫的实践模式中出现的困境正是我国地方治理能力的薄弱和缺陷的折射。     

创新精准扶贫体制机制

我国扶贫工程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距完成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战略目标仅剩不足4年的时间,时间紧、难度大、任务重,亟需探索行之有效的扶贫方式。创新精准扶贫体制机制,是推进扶贫工程的不二选择。为更好实施精准扶贫战略,要创新精准扶贫的政策框架体系、资源管理体系、特色产业体系和服务支撑体系。     

志智双扶助力脱贫攻坚

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是一条主线。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贫困问题是重点,在顶层设计逐渐完善的情况下,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是重中之重。政策宣传、乡风文明建设、技能教育培训、制度保障对于激发内生动力尤为重要。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助力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奠定基础。     

精准嵌入型政府扶贫信息化模式探索

扶贫信息化建设对于实现精准扶贫目标具有关键性作用。当前我国政府扶贫信息化总体上属于互联互通型的信息化模式,存在着实践应用价值的局限性。可构建精准嵌入型的政府扶贫信息化新模式,以实现扶贫信息化在精准、广度、效度、技术支持及运行制度保障等方面的系统创新。精准嵌入型政府扶贫信息化模式能够深入契合当前精准扶贫战略,有效应对扶贫中的新问题,推进未来政府扶贫的深入发展。从现状来看,我国扶贫信息化建设因特定原因,尚存在扶贫信息功能发挥、扶贫主体信息互嵌以及扶贫信息技术运用等方面的问题亟待破解。为此,可通过确立新型贫困治理信息化理念、以信息精准嵌入优化扶贫信息功能,以及完善政府扶贫信息化的制度保障等途径,建构精准嵌入型政府扶贫信息化新模式,促进贫困治理精准化。     

普惠金融与精准扶贫政策合力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2015年前后,普惠金融和精准扶贫成为国家重点推行的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政策。由于普惠金融的主要受众群体是农户及贫困人口,精准扶贫又把金融扶贫作为创新手段,因此二者之间存在天然契合性,但是整合并发挥二者扶贫的政策合力也非易事。利用普惠金融信贷的资金优势,参与精准扶贫中的产业扶贫等项目,能有效实现精准扶贫对象、小微企业、金融机构以及地区经济等四者间的协同发展。     

扶贫对象精准识别的实践困境与破解路径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我国扶贫工作的重要战略思想,开启了我国扶贫工作的新阶段。扶贫对象精准识别作为精准扶贫的前提和基础,对精准扶贫最终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在扶贫工作的实施过程中,扶贫对象精准识别面临着诸多挑战。文章通过探究扶贫对象精准化面临的实践困境,从技术、思想与制度层面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并据此提出要从明确程序、改革标准、完善制度、加强监督等方面改进工作,进而使扶贫对象精准化走出困境。     

精准治理的前提是因地制宜——精准扶贫中的四个案例

本文以精准扶贫实践案例为基础,讨论了精准治理与因地制宜之间的辩证关系。从精准扶贫实践来看,在广大的非贫困地区,解决贫困户帮扶的最佳措施是采用普惠的特困救助和低保政策,而不是套用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因为误用精准扶贫政策,导致非贫困地区扶贫的大量治理资源的浪费。精准治理的悖论在于,一方面只有标准化才能进行自上而下的督查评估,另一方面只有因地制宜才可能精准治理,而标准化和因地制宜是不可兼得的。这个意义上,在非贫困地区误用强调标准化的精准扶贫政策,必然造成治理绩效的损失。     

完善农村教育扶贫政策

正2019年全国两会,民进中央提交《关于完善农村教育扶贫政策的提案》得到教育部答复。答复中表示,经商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教育部将根据政策实施情况,适时研究调整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政策;将继续推进精准资助,创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手段和方法,精准识别资助对象,确保应助尽助;将结合脱贫攻坚任务和要求,完善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政策,适时调整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将继续支持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推进教育教学模式改革,落实好各项学生资助政策。     

扶贫驻村干部在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水平中的作用

扶贫驻村干部不仅能够有效落实精准扶贫政策,而且在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水平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扶贫驻村干部能够切实展现新时期共产党员先锋特质、创新基层治理形式、推动农村民主化进程、增加贫困户经济收入等方面。今后要进一步发挥驻村干部在农村基层治理水平提升中的作用,可以从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扶贫政策精准供给、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防止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方面着手。     

和政县三合镇“精准扶贫”村民满意度调查研究

贫困问题成为影响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的短板,为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人民贫困状况,找准贫困地区、贫困人民致贫根源,国家在长期以来扶贫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精准扶贫政策,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旨在从根源上治贫,改善贫困人民生活状况。本文从村民满意度角度进行研究,通过对和政县三合镇贫困户的问卷调查分析得出:当地精准扶贫村民满意度较高,影响满意度水平的因素主要为个人对政策的受益及获得感和政策实施中的客观因素;扶贫工作也存在部分不足。在此基础上,为更好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提高政策的村民满意度提出以下建议:扶贫项目"强优扶弱";扶贫措施"因地制宜"。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公益参与产业精准扶贫的政策工具创新

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离不开精准研策和精准施策,需要借助有效的公共政策工具。在社会层面形成大扶贫格局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制度安排,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事业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政策工具选择。产业扶贫事关贫困地区造血机能,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社会公益参与其中并引导和帮助村民发展产业是实现贫困群众稳定可持续脱贫的根本路径,然而在实践中往往面临志愿性政策工具失灵的理论困境以及诸多现实难题。通过对"马兰实验"的个案研究,可发现一种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特征的社会公益参与产业精准扶贫的独特机制:"共建"即多方主体共同兴办扶贫产业,"共治"即各方主体共同管理扶贫产业,"共享"即各方主体共享产业成果,借此形成一套由社会公益组织小农户融入现代产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机制。该机制能够有效地防治志愿性政策工具失灵,形成精准高效的扶贫共同体,进而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精准脱贫的可靠推进。     

可行能力与精准扶贫:一个分析框架

收入标准长期以来是我国制定和执行贫困政策的依据,然而在精准扶贫中,不论是对真实贫困情况的反映,还是有效推进扶贫政策的执行,单维的收入标准均已不能完全胜任精准扶贫的要求.可行能力标准作为收入标准的拓展和补充,与精准识别、精准扶持和精准考核的内核高度契合,注重衡量多维贫困及长效帮扶机制,从而提升扶贫对象的可行能力.     

“精准供给”视阈下精准扶贫的内涵、困境与突破

精准扶贫是我国扶贫开发进入新阶段的重大战略,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容。但是精准扶贫也面临着精准识别困难、农村干部队伍责任缺失等挑战,如何破解这些困境?本文从增加农村消费品有效供给,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投入力度、建立减贫机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建立和完善考核机制、提高识别能力等方面进行路径建构,以期为精准扶贫提供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