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办理之心理学方法引入

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办理过程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格甄别应由量表测试结论、社会调查报告和办案人员面谈得出的倾向性意见三个部分的考量因素组成。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疏导应掌握谈话方法和询问技巧,妥善进行心理量表的评估和测试,并注重定期跟踪回访等问题。针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人格甄别所存在的问题,应明确人格甄别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规范社会调查的程序并建立社会调查监督机制。对于性侵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心理测评和疏导所存在的问题,短期而言,可以在检察机关建立专门针对性侵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心理疏导的办案机制;长期而言,可以将性侵案件的被害人心理救助纳入国家救助范围。     

新时代西部地区基层治理法治化实践路径研究——以J市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一头连着城市,另一头系着农村,关乎城乡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进入新时代逐步推动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不断强化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既是促进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体制保障,也是切实维护基层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法治手段,本文通过以我国西部城市J市为例,深入论证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大意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问题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基层社会法治化的实践路径与对策建议,以期推动西部地区基层治理法治体制机制建设。     

教师不当性行为的引诱模式及预防研究——以女教师性侵学生为例

过去的十年中,教师与学生的不当性行为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些案件当事人甚至被追诉。公众对于女教师性侵学生事件的反应说明了社会中对性犯罪的性别偏见仍然存在。本文介绍了有关女教师性侵学生的学术观点,并梳理了性侵的行为模式和征兆。目前解决教师性侵行为的做法值得商榷,需要引入基本的预防措施。     

十八大以来的社会组织治理:政策演化与内在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西方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曾经在很长时期影响着中国社会组织研究的内容和结论。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治理在理论研究上更多地从中国实践出发,在治国理政的高度探索中国特色社会组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形成了基于中国故事的社会组织研究问题意识和话语体系;在社会组织治理实践上也体现为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有机衔接的"上下结合"政策演化路径与运行机制,最终在社会组织治理的理论体系、发展战略、制度设计、发展路径和发展保障等方面呈现出完整的内在逻辑,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     

性侵未成年人案现状、原因与对策一体化研究

性侵未成年人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在法治化建设的过程中有效防范此类现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当下性侵案主要依赖刑罚制裁措施予以司法回应,但就实践反馈出的现实案件来看,单纯性的刑罚已不足以有效预防此类犯罪。对未成年人性侵案的预防与惩治需要多元化的综合推进,寻求法律、社会、学校、家庭四位一体共同作用的机制,从预防、惩罚与矫治等综合层面进行有效的政策引导与措施落实,真正有效防范并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     

中国版“梅根法”应平衡隐私权利与儿童权利

正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性权利的恶性案例屡屡见诸报端,新兴媒体平台的助势更使得急剧上升且日益恶化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受到民众的关注。多地多方集思广益,献计献策,从各方面入手保护儿童性权利。其中,不少学者呼吁效法美国“梅根法”,强制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罪犯的个人信息。1996年5月17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梅根法案”,法案规定,将正式建档的性犯罪案件资料发布于网络,罪犯被释放后必须予以备案存档。200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了一项法规,补充了梅根法     

国家治理现代化:国际经验与教训

世界各国经过艰难漫长的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形成了"全能国家型"、"自由放任型"、"社会市场型"、"现代威权型"、"替代主导型"、"现代治理型"等各类特色鲜明的国家治理理念与实践模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并不存在统一模式与发展路径,各国应将独立探索与开放借鉴相结合,根据本国国情与历史文化传统构建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实现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平衡,提升国家治理效率与效能。     

校园性侵犯罪的司法实务问题探讨

校园性侵的规范含义界定应从被害人的身份应是在校学生、实施性侵的场所应在校园或与校园具有连续性的地方、符合我国刑法规定和司法政策三个方面展开。以此为基础,校园性侵行为可划分为四种类型。我国尚无规制校园性侵的专门法律,刑事立法关于惩治校园性侵行为的条文经历了一个由粗疏到严密的过程,司法政策则一直坚持"从严惩处"的立场。就实体层面的从严而言,司法实务一方面应准确把握"明知"的认定规则,另一方面需对校园性侵所涉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同时,还应通过发布判例等形式为校园性侵案件的定罪量刑提供直观参考和有效指引。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未来”到来与全球治理新议程

人工智能的发展给全球化和世界政治经济进程带来了科学、技术、数据、网络、信息等多重影响。同时,人工智能也可能导致新的全球问题出现,因而主要行为体尤其是主权国家不得不参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并寻求有效路径,以期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探索全球问题的解决之道。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问题,表现为人工智能可能引发新的全球焦虑、对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构成双重挑战,而人工智能本身还可能存在数据隐忧。有鉴于此,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新议程,无疑首先指向人工智能本身,即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一般路径,表现为人工智能治理集中化、合法化与专业化,通过政府政策对人工智能的直接或间接治理,并就人工智能治理寻求国际合作。中国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在利用人工智能优化经济治理和企业战略布局、提升国家治理智能化水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等方面,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美国高校性侵防治校园裁判立法的经验与启示

校园性侵问题存在报案少、取证难、司法救济困难等问题。美国高校校园裁判机制在校园性侵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设置专岗专员、规范校园裁判程序、制定申诉与处罚办法、实施犯罪年度统计等措施,校园裁判往往成为美国校园性侵案件的一审程序。校园裁判的设立依据、运行机制、问题与成果等对我国高校法治建设和同类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清代的性侵男性青少年犯罪研究

通过对清代17个性侵男性青少年案件进行分析发现,犯罪主体皆为男性,多来自社会底层,且熟人作案的情形较常见;犯罪方式均属鸡奸;幼童在犯罪对象中的占比最高。在司法实践中,受害人的年龄越小,对加害人的惩罚就越重;亲属、僧人和儒师等特殊身份的人实施犯罪,所受处罚比常人更加严厉;加害人是否享有司法特权、受害人的法律地位和贞节因素等也会对案件的审理产生影响。从犯罪的社会根源来看,性侵男性青少年案件的频发与男风的盛行有密切联系,而经济上的贫困则是导致犯罪发生的直接原因。通过对历史的回顾,能为当前防治性侵男性青少年犯罪提供借鉴。     

社会主义正义观视阈中的国家治理

社会主义正义观是观照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重要视角。国家治理的目标是超越了"善政"的"善治",它具有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效率等基本特征,其实现对于社会主义正义观的目的性所要求的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着充分的现实意义。国家治理的主体,是包括政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广大群众在内的多元主体,各主体虽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各自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但却共同反映了社会主义正义观的人民性。国家治理的客体全面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各领域、社会生活各方面,蕴涵了社会主义正义观的总体性。国家治理的运行需要设计合理而又能够相互配合的治理理念、治理原则、治理规则、治理路径、治理机制,体现了社会主义正义观的实践性。     

系统论分析刑事执法司法领域主要矛盾关系变化

长期以来刑事执法司法领域反复治理的罪责刑不相适应、冤错案件、司法腐败问题仍然存在,仅靠单一的司法组织、单一的规范调节机制,无法从根源上解决此类系统性问题。系统性问题是系统内部各部分相互作用时产生的无法被各部分吸收处理的冲突,要从系统整体出发,分层次调整控制系统内部各部分的功能,确保系统内部结构稳定有序,才能分解消化系统性冲突。观察刑事执法司法系统运转中的主要冲突问题及产生原因,寻找激活系统整合功能的关键控制路径,有助于法治系统实现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提升人民安全感的目标。     

多元文化主义抑或民族主义——西方移民危机的道路选择

当前西方各国面临日益严峻的移民与难民问题,主要体现为恐怖主义事件频发,暴露出巨大的社会治理与文化认同危机。围绕移民问题的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并不彻底,从而导致文化整合失败,因此各国有责任进一步推动多元文化发展;另一种则认为移民危机的根源在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本身,在本土文化与移民文化之间、世俗价值与移民宗教价值之间存在不可调节的巨大鸿沟,主张废止多元文化政策,采取严格的移民政策和同化政策,表现出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分歧实际上表明了西方进步主义普世价值的实践难题,固守两极并不能解决当前危机。从现实出发,各国宜对民族国家和世俗的文化传统采取防范性保护措施,以维系现代国家的根基。尊重民族国家现状,兼具包容色彩的文化融合仍是当下必要的路径。这一选择须建立在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反思以及对激进民族主义批判的基础上,重新梳理和确立现代性价值与人类文明的方向。     

两岸社会共同治理问题探讨

两岸正在逐步进入一个普遍交往的时代，政治互信、经济依赖、文化交流和利益分化都在呼唤两岸走向共同治理。良好社会资本的存在是构建治理模式的基本前提，信任、规范、网络是两岸治理机制中的社会资本要素，两岸治理增加了两岸社会资本的存量。两岸合作治理是解决两岸公共问题的一种方式，其实践机制包含有价值形态、组织形态、政策形态和资本形态，共同参与两岸公共事务，实现两岸人民共同利益。     

民族国家身份的困境及解构思路

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被视为民族国家,并孜孜以求于由民族国家体系衍生出来的自由、民主、科学等社会价值,却忽略了以民族国家作为身份存在的民族分裂、历史连续性等内在的逻辑问题。强化民族国家身份成了唯一可选择的路径,对国家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尤其对于正处于崛起地位的中国。通过分析民族国家身份困境的根源,总结解构民族国家的思路,可以为中国破解民族国家身份困境提供选择和启示。     

何谓“治理”? 如何研究?

尽管"治理"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然而,它至少包括三种主要含义。"治理"的第一种含义指各种在国家体系之外的非主权国家主体的国际合作。这个意义上的"治理"概念源于有关全球化的文献,它强调主权国家的治理权责正在向非正式的横向合作和欧盟这样的超国家主体让渡。"治理"的第二种含义是将治理等同于公共管理,即有效地履行国家政策。这种解释的出现是由于人们意识到全球贫困的根源在于腐败和国家能力孱弱。"治理"的第三种含义是通过社会网络和其他非等级制的机制来规范社会行为。第一种和第三种"治理"的含义淡化了传统的国家权威,它们更多地支持新兴的、跨国的或市民社会的行动者。这些潮流也引发了人们对现代政府运作的透明程度和问责机制等问题的担忧。     

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一种调研基础上的透视

国际公共产品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基石和关键组成要素,在当今的世界政治中占据突出的位置。在新型全球治理模式下,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在数量规模、组织能力和对外影响力各方面进步卓著,通过一些路径参与到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中。但囿于各方面制约因素,目前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话语权暂时落后于国家在世界上的整体影响力。研究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现有路径与主要问题,把握这一领域的新趋势,探索改进方式与未来可行性路径,是发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举措,同时对于增强中国民间社会组织自身发展能力与提升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转型国家民主治理困境与挑战的对话

在政治学领域,民主转型一直是备受瞩目和争议的话题。透过转型国家喧嚣动荡的政治乱局洞察一波又一波民主化浪潮的实质,对于我们正确把握世界格局变化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向有着重大意义。那么,究竟应如何评价转型国家的治理现状与面临的挑战?部分国家转型失败的根源何在?在立宪民主、分权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等民主形式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如何理解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当前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路径是什么?为了加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本刊特约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杨光斌教授就转型国家民主治理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国外社会风险理论研究的进展及启示

20世纪中期以来,社会风险问题层出不穷,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对社会风险问题的研究由早期描述和解释社会风险问题,转向近期对风险管理和治理的探讨,其中"风险社会"和"风险的社会放大"两种理论阐述了社会风险的定义、触发因素、放大路径,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应对风险的制度机制、风险的社会放大因素、风险放大引发的次级效应等问题。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治理方面,国际风险管理理事会提出的风险治理框架,侧重于帮助风险评估者和管理者发现和控制风险,为我国风险治理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