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民主与基层民主：中国特色的双向民主发展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改革一直都在追求中国特色而避免走前苏联东欧改革同样的道路,尤其是在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同样昭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路径：即坚持基层民主与国家层面的宪政民主相互协调,共同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宪政民主与基层民主是两种不同的民主形式,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二者又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成为并行不悖的两种基本的民主形式。     

民主视角下的村民自治

实行村民自治,培育和巩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微观基础,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自下而上地促进了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条有价值的民主自治之路。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从基层民主到高层民主,这是一个渐进式的民主化道路。村民自治是农村改革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基层民主的基本形式。     

西方民主发展动力论评析

民主发展动力是指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民主化进程的主体力量以及主要因素。西方学者认为,民主的广度、深度和范围是衡量民主发展的三个重要标准。在民主发展的动力问题上,西方学者提出了政治领导动力论、政党动力论、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动力论、经济发展动力论、精神文化动力论等五种观点。虽然西方学者普遍强调"西方中心"的政治价值观,从而导致了其民主发展动力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但他们的理论对于我们探索如何通过增强民主发展的动力来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进程还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急需发展低度民主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具有了高度的紧迫性。但这种紧迫性并不是直接实现高度民主,而是急需发展和实现低度民主。从缺乏民主到低度民主,再从低度民主到高度民主,以至于高度民主本身再继续发展完善,这是民主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民主发展的政治逻辑。低度民主也是中国民主化的历史必由之路,但中国的低度民主又会有其相当的特殊性,而不可能、也不应当是欧美道路的简单翻版。中国当前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决定了中国目前急需启动和推进走向低度民主的有力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精英对农村政治发展的影响——山东省L村个案评估

农村精英是推动农村政治发展的内部主体。通过山东省L村个案评估发现,农村精英对推动农村政治组织、政治参与、政治意识发展的影响较大,但其公共政策方面的影响力有限,尚未达到应有的社会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要消除农村精英面临的自身及外部因素制约,需在农村精英教育、外流精英信息库、精英资本保值增值、农村精英评价、公共政策培训、弱化基层政权约束等方面建构相应对策体系,从而保障中国基层民主事业走得更远更好。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共产党建设政治文明之经验探讨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处理政治领域各方面的关系，要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政治改革与发展触动人们的政治观念和切身利益，需要自上而下，统一部署，整体构思，潜心研究，逐步积累经验，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政治改革与建设中，摸索出适合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道路及历史经验。     

农民眼中的农村改革30年——基于安徽省16市农村千人问卷调查

2008年适逢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周年，中国改革也到了攻坚阶段，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关于农村下一步改革究竟何去何从的争论颇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与三十年前的改革启航相比，社会精英阶层对当今如何深化改革的共识分化、信心不足、合力趋减。如何才能增进深化改革的共识、重拾改革的信心、凝聚改革的合力呢？我们认为，社会精英阶层应该更多地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因为他们才是我们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也是改革的最大推动力量和受益者。那么，     

中国民主化的路径选择、制度动力与转型模式

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的现实表明,各国的上层精英正在力图掌握民主化的主导权,各派政治力量在转型中达成妥协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同时,由上层精英尤其是一党长期执政的强国家主导的民主化更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在中国,尽管不同的民主化路径都有其合理性,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更为现实的选择。然而,从世界的民主化进程来看,从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扩展通常会存在严重的动力不足的问题,不健全的民主机制会成为"民主特权"的获得者手中的工具,以此来反对民主的进一步发展。而适度的党政分开是推动民主化的重要的制度动力,无论从经典的民主理论还是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实践来看,它可以保证政治参与和政府绩效两个机制都发挥有效的作用。尤其是当今世界的政治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一些后发展国家中党政分开与一党长期执政之间出现了相互依存的情况,它使得民主化进程稳定而有效,同时也为执政党提供了新的合法性。     

上下联动:破解中国基层民主困局的应然路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基层民主推动高层民主的发展路径遇到了严重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基层民主的种种困局，迫使我们不得不回头来反思以基层民主推动高层民主的发展路径。根据现实中国民主发展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要求，破解中国基层民主困局的应然路径是——上下联动，将高层民主与基层民主结合起来。     

地方民主创新的政绩化倾向初探

近年来,各地民主创新蓬勃开展,同时也出现了政绩化的倾向,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为明显。政绩化是地方官员进行基层民主和干部选拔、选举制度改革的重要推动力,但也导致了改革形式化、盲目推广、攀比民主化程度、忽视配套制度建设等急功近利的消极现象。对此,上级党委应总结经验、正确引导,推动中国民主政治有序发展。     

俄罗斯:国家重建、经济优先与民主转型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其民主化方向的努力却得以备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政治精英们继承。在俄罗斯,民主化成为了精英们的共识,可以说,俄罗斯的民主化是精英们的选择,民主转型亦首先是精英们的转型。事实上,俄罗斯的民主化面临的问题却比任何国家复杂。苏联解体留给俄罗斯的是政治精英们的急剧分化且固有的斯拉夫情结与西方民主的情结之间存在着矛盾;是国家制度的坍塌,因而俄罗斯需要国家重建;是经济崩溃,因而俄罗斯需要经济优先。纵观俄罗斯的发展历程,其国家的重建与经济的优先始终贯穿着其民主化进程,民主甚至沦为"副产品",俄罗斯的民主化仍然是未竟的事业。     

回应三大挑战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国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主要回应了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针对建国以来我国在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主要弊端,积极改善党的领导和组织制度、探索党政关系新模式,凸显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二是服务于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强调稳定的价值、加强法制建设、推进政府改革和重视保障人权,不断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民主政治和政治体制提出的变革要求;三是应对世界性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探索党的执政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基层民主政治,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国道路。     

民主化路径的几种思考

民主化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化的实质内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目前理论界对民主化运作程序和具体路径的探索思考。从哪里入手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构建市民社会","完善宪政民主","改进和完善党内民主"还是"扩大基层民主"?     

政治民主化需更加注重阶段论与发展论的统一

阶段论，是指中国的民主政治只能稳步推进，而不能跑步急进，否则就会脱；离国情，欲速而不达。所谓发展论，就是要反对“停步缓行”的观点，必须与时俱进地完善和深化政治民主化的保障措施。强调阶段论与发展论的统一，客观上决定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与时俱进地完善和深化政治民主化的保障措施。     

改革开放40年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历史回顾与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经历了自治组织体系化、基层民主规范化、民主建设纵深化、乡村治理现代化等四个发展阶段,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和法律体系,保障了亿万农民直接行使民主的权利,探索了一条中国特色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道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推动基层民主法制化建设,突出农民主体地位,顺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制度改革创新,是我国村民自治历史发展的基本经验。     

中国道路与“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弗朗西斯·福山从自由民主制的坚定捍卫者转变为重视国家建构的审慎的自由主义者,推动了"历史终结论"向政治秩序论的理论演变。"历史终结论"的目的在于终结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进而终结世界探索多元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在当代,福山并未放弃"历史终结论"的基本观点,但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在事实层面上终结了"历史终结论",为发展中国家探索多元现代化模式提供了借鉴。     

民主政治建设三十年的回眸与展望

民主政治把民主作为政治的定语,是指贯彻和体现民主价值原则、具有民主本质特性的政治。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功绩就是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本文试图从民主政治建设的阶段、特点和路径选择来回眸与展望三十年民主政治建设。     

渐进性调适：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基层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形态，既有研究忽略了历史情境与结构性因素对制度的共同型塑作用，无法真正挖掘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变迁的因果机制。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从历史演进与结构变迁两个层面对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进行分析，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萌芽期、20世纪90年代的探索期以及十八大以来的深化期三个历史阶段，呈现出从零星试点到全面推广、自主探索到高位推动、单一国家力量到多元社会主体的总体特征。在这一制度演变过程中，宏观的政治社会环境、民主观念的演变以及多元行动者共同构成了制度的结构性逻辑。多重改革要求的关键节点、创新扩散与绩效驱动造就的路径依赖、制度缺位与错位的历史否决点型塑了制度的历史性变迁。总体而言，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变迁是渐进性调适的过程，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是其制度演进的鲜明特征，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的逻辑理路相互交织，共同推动着制度的发展。     

刍论“中国模式”的文明形态及其生成逻辑

西方的文明形态论是一种观念形态的文明发展史观，同时它在解释文明的发展规律及其方向时也带有明显的历史唯心主义倾向，因而理应遭到批判。但是它的多样文明共同发展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史观基本一致，因此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本文认为，“中国模式”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的文明形态是由生态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主体文明等依据严密的逻辑结构整体生成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中国模式”的文明形态是在新中国六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演进生成的。“中国模式”文明形态的生成遵循一种整体生成论的思维发展逻辑，它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生成论”逻辑，因而具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意义。     

刍论中国文明模式及其生成逻辑

西方的文明形态论是一种观念形态的文明发展史观,同时它在解释文明的发展规律及其方向时也带有明显的历史唯心主义倾向,因而理应遭到批判.但是它的多样文明共同发展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史观基本一致,因此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本文中,“中国文明模式”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明形态,中国文明模式是由生态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主体文明等依据严密的逻辑结构整体生成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中国文明模式是在新中国六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演进生成的.中国文明模式的生成遵循一种整体生成论的思维发展逻辑,它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生成论”逻辑,因而具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