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

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社区及其居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学术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关切,经历从国家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再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论视角到介入式定性观察和引导的嬗变。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经历从动"物"到动"人"到动"资源"再到动"专业"等四个治理阶段。在四个阶段的演进中,社区治理围绕城市特色,形成六种典型模式:武汉百步亭、青岛、上海、沈阳、江汉和成都模式,这些治理模式不尽相同,却都与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息息相关。社区治理的良莠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绩效。     

空气污染的跨域合作治理研究——以北京地区为例

当前空气污染与雾霾天气已严重危害公众健康,影响了社会与经济的正常秩序。北京由于特殊的气候条件与地理位置,已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空气污染重灾区之一。本文试图以北京地区的空气污染治理为例,旨在阐明空气污染跨域合作治理的基本规律。在规范研究上,总结了传统区域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区域主义是跨域治理理论发展与演变的三个方向;在经验研究上,通过分析北京地区空气污染跨域治理的历史与现状,归纳了利益协调不足、碎片化现象和单中心治理等问题症结。针对空气污染跨域治理的存在问题,必须建立国家层面的空气污染防治战略,健全空气污染跨域治理的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完善跨域治理机构的结构设计与组织功能,创新执行机制,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履职、市场协调与社会参与的跨域合作治理新模式。     

政府治理体系优化的逻辑与路径:基于复杂性管理的分析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而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和核心任务。国家治理的复杂性要求政府治理体系所展现的功能与外在复杂性相适应:一方面,政府治理体系优化要根据"递归结构"实现体系纵向结构的科学定责、合理赋权,使每一层级的政府责任契合于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要实现横向结构中不同主体的功能协同、资源整合,使政府在处理跨地域、跨领域问题上能够有效地集中其他治理主体的力量,实现公共治理的"整体功能大于部分之和"。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是由政治权力系统、社会组织系统、市场经济系统、宪法法律系统、思想文化系统等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包括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组织和治理方式四个层次。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发展过程,我国在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传统行政的管制状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时期新公共管理的管理状态这两个阶段之后,目前进入新世纪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状态;我国的国家治理必须立足于国情、政情、社情,要具有中国特色,即政府要在国家治理中起主导作用,治理的重点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当下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坚持四个原则即科学治理、民主治理、制度治理、中国特色等原则和五条路径即树牢目标理念、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制度建设、推进各项改革及夯实社会基础。     

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方法论

科学考察中国国家治理,必须首先要搞清楚三个相互联系的方法论问题:一是,中国国家治理是处于一定的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上的国家治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在当代世界历史中所处的位置,构成了这一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脱离开这一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就会走入歧途。二是,新时代的中国国家治理越来越具有双重特性,即:国家作为治理对象和国家作为治理主体。国家作为治理对象与国家作为治理主体的有机统一,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就蕴含在其中。三是,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间的关系,对于科学考察中国国家治理至关重要。     

国家治理体系应包括五大基本内容

根据全球"治理"思想精髓、世界发达国家治理实践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视角来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应该包括五大基本内容。即:治理结构体系;治理功能体系;治理制度体系;治理方法体系;治理运行体系。     

“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多民族国家治理

命运共同体秉承共同体所具有的"共同性"以及目标"高阶性"内涵,在新的全球语境下成为继和谐世界理念之后中国外交战略上新的话语思维体系并同时向内触发中国民族工作新的思考。其显示的历史(历时)性时空逻辑和多层次、跨体系表征能够助推当前及未来中国的多民族国家治理视域向着更为深邃和宽广的方向和路径延展。     

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中的组织协调问题研究——基于组织间网络视角

跨域性特征对现代社会危机治理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是世界范围内应急管理领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结合现代社会,尤其是中国转型期社会特点,对现代跨域危机内涵及其特点进行归纳,进而提出了跨域危机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对当前中国跨域危机治理问题进行分析,进而着重从信息、资源维度对其整体性治理问题进行阐释,认为不同组织在信息、资源整合中存在的问题是产生跨域危机治理"碎片化"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实现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必须结合中国应急管理实际,以组织间网络视角从应急管理组织层面对"碎片化"环节成因进行分析。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本文认为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实现的关键在于其治理网络中信息、资源整合问题,目前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现实以及由此产生的专业部门隶属不同、管理层级复杂、多头指挥而产生的协调困难是"中国式碎片化"问题的根本原因。最终,本文构建了跨域危机治理网络分析模型,并对"碎片化"环节识别、整理以及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实现对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顶层设计与泥泞前行: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本文首先对这个重大历史命题提出的历史背景进行了分析。然后,对国家治理的内涵从基本政治制度、价值体系、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等四个方面进行了阐释,提出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是一个顶层设计与泥泞前行相结合的过程。同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包括多重转型叠加导致政策问题识别困难,目标模式多元导致改革路径曲折,以及现实与理论脱节导致现代治理难以推行。最后,对公共管理学界的同行如何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提出了期望。     

城市群何以成为国家治理单元

城市化达到较高阶段以后城市群出现,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单元。国家治理单元是国家在空间尺度上采用的治理工具,具有功能、权力、边界三要素,且分为实体性治理单元和虚体性治理单元;具体包括政治和行政类治理单元、经济和生态保护类治理单元、功能性治理单元等。城市群是一种虚体性治理单元,具有"软"边界、无强制权力、复合功能的特点。城市群体现了一种"协同发展"的新理念,综合了大都市与区域的优点,内部合作方式灵活。城市群作为国家治理单元回应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需要,顺应了城乡治理思路的调整,部分取代了区域治理单元;中国城市群种类多样性使其成为可用的国家治理工具。城市群作为国家治理单元是国家治理需求不断发展的结果。     

论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造形态

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究竟是何形态,这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相反仍旧含混不清。根据基于集体行动组织学而构建的分析框架来考察,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逻辑是,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确定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终极和长远目标任务,根据列宁主义确定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根据毛泽东思想设计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具体构建方案,由此构建起"党领导国家和社会"的"一体两翼"模式的国家治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党的功能是"领导",即决策和组织,因而是核心组成部分,是主体。国家政权和社会组织作为其余两个组成部分,其功能是执行党的决策和接受党相应的组织安排,所以是两翼。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造形态表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驱动和维系,整个国家治理的结果,以及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都从根本上取决于党。这就不仅有效解释了新中国的政治或国家治理状况,而且也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北大核心CSSCI

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停止对符合中国实际且科学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探索。立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历史性地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目标聚焦,并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借鉴了西方治理理论的有益成分,是立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个中国化的理论命题,有着鲜明的中国话语与中国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治理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其主要特色集中表现为:在国家治理概念上的中国维度与中国表达;在国家治理目标上的长期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协同;在国家治理主体构成上的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一核多元"的独特格局;在国家治理价值理念上的人民整体与人民民主追求。     

基于双重治理结构的农业合作社发展研究

基于外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的双重视角系统分析了中国农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特别强调了外部治理环境的重要性。研究发现,作为社会团体的农业合作社存在公共资源产权界定不明晰,经营和决策机制不合理,监督和激励机制作用有限以及分配机制过度注重"资本"等问题;相反,作为企业法人的农业合作社则存在产权不能自由流动,经营和决策效率低下,监督和激励机制形同虚设以及分配机制过分注重公平等问题。与中国不同,美日德等国均将农业合作社定性为"特殊法人",并形成了本国完善的内外部治理结构。通过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应在完善合作社内外部治理结构的基础之上,将年度报告公示制度和推动示范社创建行动紧密结合,以进一步规范合作社发展的外部环境。     

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之我见

<正>作为治理的一个层级和一种类型,国家治理是以国家"问题"为对象的治理,包括一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科技、金融、政党、地方、国防和外交等方面"问题"的治理。在治理主体上,国家治理是由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治理,尤其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地方、基层、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的治理;在治理层级上,国家治理是仅次于世界治理(又称为全球治理)的一个层级。后者是在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主导下多国参与的以解决跨国"问题"为目标的治理。这些亟待治理的问题,客观上要求将大洲和全球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必不可少的层级,以实现多国共     

奢侈的话语:“治理”的中国适用性问题

"治理"是需要较为严格界定的一个学术概念。现代化治理与中国传统治理难以毫无矛盾地共享"治理"一词:"治理"是一个具有特指含义的现代概念。中国传统的治理,指的是治国理政的一般事务。作为现代概念的"治理",是在古今揖别之后,才出现的现代理念与现代事件: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机制,是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国家、社会与市场的多元共治,是现代国家强大治理能力的保障。中国既需要在现代转变的条件下,确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也需要在激活国家、社会与市场活力的情况下,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推动学术界以更为审慎的态度使用"治理"一词,以明确中国现代发展的历史任务与当下目标,并提供更加可信的"治理"话语,十分必要。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矛盾治理的系统性创新及经验启示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现代化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差异性,导致中国社会矛盾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直面社会矛盾"凸显期",在40年社会矛盾治理中注重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探索相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治理话语体系、矛盾治理理念、矛盾治理策略和方式、矛盾治理体制机制、矛盾治理目标等方面实现了系统性变革。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矛盾治理经验。     

着力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中央已明确了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因此,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着力提高中国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一、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现实困境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治理的五个发展取向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并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并部署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并规划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作出的全面部署和战略安排,使国家治理呈现出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坚强保证、以实现人民利益为根本立场、以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推进重点、以坚定"四个自信"为战略定力、以独立探索为创新追求。这些方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发展取向。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指导、基本理解与困境应对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学说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从治理的本原内涵出发,国家治理指国家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其强调的是"国家"与"治理"的双重意涵。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是既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优势,又要充分发挥治理优势的治理形态。判断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原则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法治、民主、协商、高效是判断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着共识缺失、既得利益集团危害、精英共谋的困境。以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学说为指导,从基本理解出发,要应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困境,必须构建成熟的多元主体。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全面战略部署,必将为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全面促进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本文从六个方面探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