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大”与“化小”：政务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中的博弈逻辑

"闹大"是民众社会抗争的常见策略,而"化小"则是地方政府与之博弈的常用方法,是由非制度化公众参与引发的策略性政府回应。二者虽然在形式上是对抗博弈,但实质上是合作博弈,最终可能演化为官民之间心照不宣的安排。"闹大"与"化小"是转型期公众日益增长的社会治理需求与地方政府有限的社会治理能力之间矛盾冲突的产物。在网络时代,政务网络舆情逐渐成为公众"闹大"的惯用工具,而地方政府回应中的利益补偿则是"化小"的重要手段。从博弈本质看,"网络闹大"主要围绕问题展开,是权力约束条件下民众对政策议程设置权的争夺;"舆情化小"则主要围绕网络舆情的降温展开,是地方政府在能力约束下对治理压力的规避。从博弈过程看,民众如何将舆论发展为网络舆情进而吸引政府注意力、地方政府如何应对来自舆论和上级的双重压力、"双弱"格局下民众和地方政府如何实现妥协与合作构成了政务网络舆情回应中官民博弈的基本逻辑。     

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对策与思考

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对于建设法治国家有着重要意义。建设法治文化的出发点是政府、学界、民众在处理好法治理念和传统法文化的关系的基础上达成关于法治理念的共识;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以及处理好"情、理、法"三者关系,是建设法治文化的着力点;还要立足各地区的优势,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活动来建设法治文化。     

孟连经验的核心:妥善处理转型期的党群关系

2008年7月,云南"孟连事件"震惊全国。"孟连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胶农与橡胶公司间的利益冲突,是公权力在利益冲突中调处不当引发的。但从根本上说,是改革开放和社会利益主体多元的背景下,公权力与民众之间、民众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关系大调整格局之下各种矛盾的集中反映。"孟连事件"之后形成的孟连经验,其核心就是以公权力不与民争利为基本理念,以党群关系的改善带动各方社会关系的调整。当代中国各类社会关系中,最重要、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执政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利益博弈     

价值共识的经济博弈分析

价值主体的利益和需要的一致性是达成价值共识的根本所在。如果价值主体的利益和需要是根本对立或者不可调和的,那就不可能达成价值共识。如果从利益主体之间对各自经济利益博弈的角度去分析价值共识问题,将给价值共识问题的解决带来新的思路和方法。博弈论主要是研究理性的人在面对各种冲突行为如何选择的理论,它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对于我们研究价值共识问题具有独特的借鉴作用。可以从囚徒困境博弈、有限理性博弈和合作博弈理论的条件下如何形成价值共识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按照博弈论的理论形成价值共识,一要认清达成价值共识的基础是什么;二要区分不同价值主体之间的合作性博弈和非合作性博弈等不同方式;三要认清博弈分析的核心不是博弈方的最优策略选择,而是有限理性博弈方组成的群体成员的策略调整过程、趋势和稳定性。     

法治中国之路:从国家到社会

"法治中国"的正式提出使得我国法治改革不再停留在国家和政府层面,而拓展到社会之中,提倡建设"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建设将法治改革落位到社会层面,使得社会个体获得应有的尊重,这是一种法治的回归。单靠自上而下的模式已经难以实现法治中国,因此需要借助一种批判竞争式民主的理念改革——协商性民主,从而建立一种基于平等、公开的博弈平台,实现公民真正的当家作主,推行属于广大民众的法治社会,并在"法治中国"的建设中得以贯彻。     

基层维稳视阈下破解非正常上访难题的路径探析

非正常上访与基层维稳的内在勾连关系表现为:非正常上访意味着基层维稳过程中民众与基层政府间无法进行有效的对话和沟通,以及基层维稳运行过程中民众对基层政治主体、治理规范和程序的不认同。当前非正常上访被广泛地视为一种严峻的社会危机而予以"问题化",并呈现出非正常上访的主体向体制内延伸及非正常上访的方式暴戾化的动向。要有效破解非正常上访问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司法公信力,防止法律纠纷溢出司法渠道;二是完善信访问责制度,防止民众将非正常上访作为解决问题的博弈手段;三是完善人大代表的民意沟通功能,防止民众将所有的诉求向基层政府倾泻。     

行政生态新视角——我国法治政府的建构原则

行政生态是指政府与政府生态环境之间是互为影响和依存的关系。法治是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建构法治政府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与政府改革的大势所趋。从行政生态角度考虑，我国法治政府的建构原则主要包括建构主体的多样协同性原则、建构理念的权责统一性原则、建构价值导向的正义性原则、建构路径的公开性原则以及建构方式上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原则。     

从“民告官”中汲取法治营养

正扬州市江都区法院法官张夏云在2016年4月6日《人民法院报》上刊文《从"民告官"中汲取法治营养》认为,"民告官"数量的激增并非完全是坏事。一方面,说明随着法治教育的深入推进,民众的法治意识明显增强,维权方式的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另一方面,"民告官"架起了政府与民众之间     

政府赋权与民众争权

政府赋权是指政府还权于民，民众争权则是指民众在参与过程中自我赋权。政府赋权和民众争权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政府赋权是民众争权的必要条件，而民众争权是政府赋权的有效保障。政府赋权与民众的争权又是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而不是简单的交接关系。政府赋权是手段，民众争权是目的。权力理应服从服务于权利，民众争权尤为重要。     

博弈论模型：一个政治学科学化的解释框架

政治学主题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博弈论成为当代政治学理论的主题，在现实社会实践中表现为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的博弈。政府与民众的博弈可分为三种，即投桃报李策略、以牙还牙策略和惩前毖后策略。政治博弈论模型的推演说明，重复博弈的结果不受政府与民众所采用策略的影响，最后会生成纳什均衡，民众与政府形成合作，共同促进经济社会的动态稳定。     

政治信任的“异化”特征与实践悖论

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需要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审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治信任的"异化"特征以及3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呈现的实践悖论。首先,差序信任格局中的央地政治信任结构"异化"集中表现为中央政府的政策调整和民众对政策的选择性运用以及央地两级事权分殊和地方政府有责无权的困境。其次,在政治信任维系与现实利益支持的博弈过程中的信任关系"异化"则表现为政治体系刚性合法性需求与权力"异化"以及民众特定支持与经验性利益博弈特征。最后,政治价值实现与效用替代的共存悖论则成为政治信任功能"异化"的重要表征。由此,破解信任"异化"和实践悖论亟待政治系统敏锐洞察民众需求,回应群众期待,提升政治信任质量,从而有效推进反腐败工作和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建设“民生政府”:提高改革“获得感”的关键

当前民众改革"获得感"钝化是民生发展的相对滞后性、相对不公平、相对不协调造成的。只有把民生持续改善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把民生公平改善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落脚点,把民生协调改善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树立"共享发展"的"民生政府"理念、建立"科学法治"的"民生政府"体制、强化"公共服务"的"民生政府"职能,建设"民生政府",才能让民众对改革有"获得感"。     

一场颠覆“官贵民贱”的立法革命——行政诉讼法诞生录

如果回顾一下20多年前行政诉讼法出台前后的社会背景,不难发现,那是一场颠覆"官贵民贱"观念的革命,是权力与权利、政府与市场的博弈与互动,过程虽不乏艰难与曲折,却恰恰构成了那个时代整个社会走向法治完善的一个缩影。     

服务型政府,道德驱动还是制度驱动?

犹如许多重大社会变迁现象一样,服务型政府建设所带来的政府转制也一定是多重社会行为主体连续博弈的过程。民众与政府,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     

创造接受法治思想的舆论环境

创造接受法治思想的舆论环境既是专业法律职业集团的重要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又要对社会公众开放,这就决定了创造接受法治思想的舆论环境是在社会公众参与下形成的,是法治思想接受主体在外迫(法律效力)与内信(法的接受)之间的冲突和博弈的互动过程。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注意排除影响、阻碍、削弱接受法治思想的各种不利因素和条件,努力创造、集合、强化接受法治思想的各种有利因素和条件。     

地方法治政府评价指标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近年来,法治政府评价指标逐渐成为学界和实务界关于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手段和共识。一些地方政府也已经建立了法治政府建设考核评价指标,但指标体系在评价主体、指标结构、评价结果等方面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需要从指标体系结构、评价机制、评价结果几方面进行完善,以保障指标体系对法治政府建设的指引、评价、预测作用。     

执法主体政治伦理素养的文化塑造

对于公权力的正常有序运行而言,执法主体的素养尤其是政治伦理素养的高低是关键。执法主体具有较高标准的政治伦理素养就能捍卫现代国家"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从而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但是现今诸如执法主体的自身腐败、公权力的滥用、法治不被信仰、政府公信力被质疑等现象的根本解决,亟待执法主体政治伦理素养的稳步提升,而实现这个目标较为重要的步骤就是探索文化塑造之路。     

建设浅层法治:从政府与公民两个主体看中国法治建设的途径

本文认为,我国要成功建设法治秩序,首先必须建立浅层法治秩序。这需要政府与公民两个主体同时发挥自己的作用。对于政府而言,首先必须依法而治,其次必须制定行政法与建立专门的行政法庭,同时加强社会化过程,以增进公民对国家发展战略的认同与支持度;对于公民而言,必须树立强烈的法律意识,以与市民社会中的其他团体和公民形成共识与一致行动,使政府及官员自觉接受法律约束,同时公民又放弃权力至上的官本位思想,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努力,才是中国得以建设法治秩序的可行途径。     

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以“重庆模式”为例

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涉及到政府、民众、学界等多方面的利益。只有在保护过程中切实兼顾各方利益,在博弈过程中保持均衡,才能够实现对遗产的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庆模式"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尝试。     

警务创新与治理现代化

警务改革对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湖州在这方面所做出的探索极其有意义。湖州民意导向的警务创新体现了我国"人民主体"的政治属性和我党"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生动体现,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基本要求,是建设服务政府的基本要求,是建设诚信政府的有益探索,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尝试,也事关公平正义和人民幸福。要从制度上保证让民意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共识,要把敬畏民意与崇尚法治真正有机统一起来,要把警察的特殊性和平民性很好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