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后的态度对量刑的影响

根据并合主义与责任主义的要求,在正确选择了法定刑后,首先根据影响责任刑的情节裁量责任刑,然后在责任刑之下根据影响预防刑的情节裁量预防刑并确定宣告刑。犯罪后的态度是影响预防刑的重要情节。对于自首、立功与坦白能否从宽以及从宽的幅度,必须进行实质判断;不自首、不坦白是行为人犯罪后的常态,不能成为增加预防刑的情节。反省、悔罪与赔礼道歉虽然不是法定量刑情节,却是减少预防刑的重要情节,法官在裁量预防刑时必须予以重视。事后积极退赃、赔偿损失与积极挽回损失的行为,既可能使特殊预防必要性减少,也可能使一般预防必要性减少。行为人犯罪后为逃避刑事责任而隐瞒事实、毁灭证据与负案潜逃属于犯罪后的常态,不能成为增加预防刑的情节。     

美国联邦量刑指南实施效果——兼论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启示

量刑公正是刑事司法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就掀起了量刑改革运动,1987年联邦量刑指南的施行是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国推行的量刑规范化改革从中国实际出发,也借鉴了外国的先进经验,对于解决长久以来存在的量刑不公问题具有深远意义。不过,这项改革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尚属新事物,需进一步总结经验再加以完善,美国量刑指南20多年来的实施状况将为此提供启发。     

“从技术到制度”：我国量刑程序改革述论

中国的量刑程序改革需要"从技术到制度"逐步推进.具体而言第一,确立量刑听证,实现量刑的"司法化";第二,制定量刑指南,推进量刑的"精密化";第三,革新量刑技术,促进量刑的"现代化";第四,公开量刑过程及理由,保证量刑的"透明化".     

论量刑情节与犯罪停止形态的关系

因为长期没有厘清基本犯之量刑情节与犯罪停止形态的关系,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基本犯之量刑情节与犯罪停止形态二者关系常在观念上认识混乱——认为应该从"情节修正"角度考察犯罪停止形态问题。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作为量刑导引的犯罪情节与犯罪停止形态是两个问题,应该分开以各自的标准进行考量,不应混淆二者之间的界限——而去探究"不纯正情节犯的停止形态"这一伪命题。     

论“量刑建议”制度在审查批捕阶段的适用

本文就逮捕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逮捕的“罪重条件”形同虚设，建议引入“量刑建议”制度的合理内核，以较为客观、科学的方法判断是否达到“罪重条件”，从而严格逮捕制度的适用。     

“手机短信犯罪”

所谓“手机短信犯罪”,是指通过手机短信这一载体,从事诈骗、售假、贩黄、造谣等活动的违法行为。2004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37.1%的参加调查者收到过谣言,69.8%的人收到过无聊信息,39.9%的人收到过骚扰信息,33.4%的人收到过黄色短信,45.7%的人收到过其他不良信息。以广州市受理的有害短信息报警为例,“六合彩”类的短信息占报警总数的55%,虚假中奖类短信息占总数的35%,短信息干扰他人生活的占6%,办假证类占2.6%,其他性质的约占1.4%。     

论单纯“利用”式犯罪

单纯“利用”式犯罪，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些案件，主观方面，对他人的先前行为一般持肯定的态度，即在了解并认同其他人的先前行为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犯意。其客观方面，把他人的先前行为作为自己犯罪行为的有利条件消极地加以利用，从而实施自己的犯罪行为。     

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量刑程序的正当性与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分离的可行性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现阶段我国尚不具备将定罪与量刑程序完全分离的制度条件，而只能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即在法庭审理的主要环节，将定罪与量刑活动相对分离。在将量刑活动纳入法庭审理程序时，应当注意处理好量刑建议与量刑裁量权之间的关系。     

论社会调查报告对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借鉴

与以犯罪行为为导向的定罪程序不同,量刑程序是一种以犯罪人为导向的刑事诉讼程序,因此,为实现准确量刑,量刑前对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尤为重要。我国少年司法改革对未成年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启动与实施、内容、调查程序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诸多成熟经验。未来,我国普通刑事诉讼中量刑程序的改革可以从少年司法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以及其衍生制度中汲取经验。     

韩国犯罪论体系形成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韩国通过精通德语的学者们的贡献直接将德国的刑法理论引进到韩国的刑法体系中.目前,韩国的犯罪论体系采取的是新古典·目的合一的犯罪论体系.德国犯罪论体系对韩国犯罪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韩国刑法学借鉴了德国犯罪体系上的特殊理论,形成了系统的犯罪论体系.加强对韩国借鉴德国犯罪论体系理论基础的研究,对于把握德国犯罪论体系的全貌和发展规律,促进完善中国的犯罪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人权保护研究——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视角

自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得以形成。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在人权评判标准的确立和保护机制的完善上还面临较大的困境。这些困境制约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既有必要从理论上解决国际人权标准的分歧,采用一种以尊重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人权评判标准,也有必要从制度上完善国际人权保护的运行机制,建立对话协商和动态审查机制,采用“对情况作恰度评估”原则,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摆脱困境、获得长足发展。     

美国校园司法制度中陪审团问题的研究与启示

陪审团制度作为美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斯坦福大学《学生司法宪章》中，陪审团制度作为校园司法制度的核心，发挥着实践民主，实现公平的重要作用，它从校园陪审团成员的组成、陪审团制度的性质、陪审团工作的基本原则、陪审团的职责、证据证明标准及其裁决方式等方面保证了校园公平、公正、民主的实现，这些对我国当前高校学生处分程序制度的设计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特色机制及对我国的借鉴

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以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做法是当今国际主流，然而我国自拥有知识产权制度以来，便始终处于面向“三审合一”模式的缓慢衍进之中。我国知识产权专门法院体系随着《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的施行虽有渐成之势，但是仍未能触及设立全国性知识产权法院的问题。鉴于中美两国知识产权环境的相似性以及密切的贸易关系，我国在知识产权法院的创设问题上可以借鉴“美国模式”的经验。了解围绕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而建立的美国诉讼体系，对解决我国所面临的“司法与行政双轨制”“循环诉讼”以及知识产权法官选任等问题具有相当价值。     

美国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因果关系的认定及启示

虚假陈述与一般侵权行为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投资者往往难以证明侵权者虚假陈述行为与所受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应当采用与一般侵权法不同的方法。本文简要介绍了美国对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中因果关系认定作出的改革。美国法院采用目标认定法和市场欺诈理论,减轻了投资者对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与其所受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从而极大地保护了投资者利益。我国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司法解释虽然部分地借鉴了美国的做法,但仍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