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功过话高岗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央人民政府设6位副主席,其中就有高岗——这是何等显赫的高位。然而曾几何时,这个名字已很少被人提及,在历史中有如被“屏蔽”掉了。很多人只是听说过“高饶反党联盟”,至于高岗其人其事究竟如何,大都不甚了了。新近出版的一本《高岗传》,使我们有机会更为深入地了解这一党史上的“争议”人物。     

高岗的前半生

“跟定志丹闹革命”与高岗三次遇险 高岗，原名高崇德，字硕卿，自小家境贫寒。高岗的降生给家里带来了一线希望，全家节衣缩食供他读取横山第一高级小学。在横山高小期间，高岗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并因此被高小开除。     

黄子文与高岗结怨始末

怨起 1934年1月初,红四十二师打下正宁县南义堡。这本是一场不大的战斗,但此后的一件事,却深刻改变了黄子祥的后半生,也影响了高岗一辈子。按照《高岗传》的说法,高岗在打扫战场时,“见一窑洞内有一妇女,便上前调戏”,此事被黄子文发现,当即报告了师党委。     

高岗早年的活动

闹学潮搬倒“两长” 高岗于1905年出生于横山县一贫苦农家。6岁时母病逝,11岁始夏天为富户揽工放羊,冬季上私塾念书。他从小秉性不凡,纠集村童,耍拳弄棒,学李自成练兵打仗,坐朝点将,成了村里的“小猴王”,大人、先生诟骂为“顽皮家伙”。     

高岗最后的日子

高岗、中共党史上一位带有悲剧色彩的传奇人物。他是陕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新中国建立后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死后,他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主角,被开除党籍。     

1949年以后的高岗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两点，毛泽东在勤政殿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主席、副主席、全体委员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下午2时50分，副主席高岗与其他几位副主席以及全体委员一道，跟随毛泽东乘车到达天安门城楼，通过100级台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高岗，时年44岁，颇受毛泽东赏识；但是，到了1954年高岗却自杀了。本文根据最新的历史资料，重新梳理了高岗的经历轨迹。     

1949，高岗与刘少奇在莫斯科的恩怨

同访莫斯科心不和面也不和 派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苏联，是毛泽东于1949年5月上旬确定的。 毛泽东确定，代表团长是刘少奇。代表团成员，有高岗、王稼祥、邓力群、戈宝权、师哲、徐介藩。主要成员是刘少奇、高岗、王稼祥。毛泽东在选择代表团主要成员时也花了不少心思。刘少奇是党内二号人物，可以代表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方面商定重大问题。     

“高岗事件”的国际背景

“高岗事件”曾被染上“党内路线斗争”的色彩。如果我们专题探讨将其放入更大的历史背景，即1945年美苏英签订的以牺牲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阴影下的中苏关系中考察，就会发现除了党内矛盾，它更是毛泽东对斯大林企图利用雅尔塔协定控制中国新疆和东北的斗争的继续。     

家庭在场:一个华北乡村的婚姻策略

在华北乡村的婚姻策略中,家庭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嫁妆和彩礼等等各种婚姻习俗文化,巧妙地将家庭本位主义理念嵌入到现代乡村年轻人的婚姻实践中,让他们在追求个性自由、权利平等现代婚姻理念的同时,真切感受到传统婚姻文化的力量。     

储安平的婚姻悲剧

储安平（1909—1966）,江苏宜兴人,乃储氏望族之后。储安平生下仅六天,母亲去世,父亲吃喝嫖赌,不顾家庭生计。由年迈的祖母抚养,十四岁时父亲和祖母相继去世,用他自己的话说,     

婚姻观念与婚姻行为的社会学解析

家庭是人们以婚姻、血缘、收养或感情等关系为纽带组成的,以比较持久的共同生活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共有、共享为主要特征的初级社会生活群体。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婚姻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现代社会中,离婚率和不婚率逐年上升,婚姻质量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社会学具有独特的认识社会现象视角,依照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认识理解婚姻质量观念和婚姻行为,能够更为清晰地把握这一问题。     

爱情、婚姻与幸福

《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丁以轻松的笔调、幽默的嘲讽讲述了伊丽莎白与达西、简与彬格莱、夏绿蒂与柯林斯、莉迪亚与韦翰等年轻人的婚恋故事,通过"茶杯里的故事",从当时的婚姻爱情观念、女性主体意识及主人公个性魅力等方面阐述了爱情、婚姻与幸福的关系。     

浅谈中国式婚姻与生育

通过描述分析法和均值比较法分析中国婚姻特征与生育特征。结果表明:学历与年龄对中国男女的初婚、婚姻状况影响较大,中国式婚姻具有男强女弱的色彩。就生育特征来说,目前中国的实际生育数和理想生育数都在减少,中国家庭很难实现自己的理想生育数,中国人从较强的男孩偏好转向儿女双全。     

婚姻承诺理论视角下农民工婚姻关系的维系

以往关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研究,忽视了婚姻承诺在婚姻维系中的作用。基于对东莞、厦门、龙岩等地调研资料的质性分析,从婚姻吸引力、约束性因素和道德规范三个方面分析农民工婚姻承诺的动因,归纳出农民工婚姻承诺的三种类型,并从文化、制度和结构三个维度探讨农民工婚姻承诺的特点。研究发现,农民工对婚姻的承诺能解释婚姻的稳定性;受文化、制度和结构因素的影响,农民工的婚姻承诺虽然也包含个人承诺的成分,但以结构性承诺和道德承诺为主。研究拓展了婚姻承诺理论的适用群体,丰富了对流动与婚姻稳定性的探讨。     

论陕西农业开发的政策及农村经济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制度变迁、科技变革的推动下,陕西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省内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发展工厂化、设施化、机械化农业,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缓解了陕西农村经济凋敝和农业生产困境的局面,较快促进了陕西农业恢复与发展,加快了陕西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步伐。     

个人目标追求与婚姻满意度研究

基于目标内容理论,运用2017年全国社会心态调查数据分析个人目标追求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发现,个人不同的目标追求显著影响婚姻满意度。看重人际联结和利他公益目标追求的个体,其婚姻满意度更高;而看重物质财富和经济成功的个体,其婚姻满意度则更低。不同目标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效果与程度存在性别差异。看重自我发展、注重外在形象的目标追求,显著负向影响女性的婚姻满意度,但对男性无明显影响。与男性相比,财富追求对女性婚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程度更强,利他公益对女性婚姻满意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强。从目标追求角度探讨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对个人目标的引导、健康的婚姻价值观的培育具有启发意义,也能为改善婚姻环境、提高婚姻质量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我和熊希龄的婚姻

闺蜜充当红娘 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月某日下午,昔日湖郡女校刚学朱曦突然造访,同时告诉我,她姑丈秉三先生（熊希龄,字秉三）于前日由北平来上海,住在她家,要我明天去看他。我一向尊敬秉公,探望长者是一种礼貌,三四天后即找一下午去朱家,朱曦坚留我吃晚饭,秉公同席。     

前30年与后30年:破解“中国奇迹”

两个“30年”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近60年，改革开放把这60年分为几乎相等的两半：前30年和后30年。     

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人口的婚姻策略与婚姻质量——对X市和全国百村调查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9年X市农村流动人口调查和2010年全国百村调查数据,从性别、出生队列、人口流动与区域视角综合分析性别失衡下农村人口的婚姻策略和婚姻质量状况。分析发现,男性婚姻挤压对农村人口婚姻策略的影响初露端倪,明显降低了婚姻质量,城乡人口流动对农村人口婚姻的正负影响相互交织,男性婚姻挤压对婚姻影响的地区差异逐步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