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满蒙联姻”

“满蒙联姻”与“备指额驸”制度清代满洲皇室和贵胄与蒙古王公实行的世代“满蒙联姻”,是清代的一项重要的国策,为清王朝柔服蒙古部落、巩固统治的羁縻措施之一,在清史中占有重要一页。所谓“北不断亲”是为清皇室与蒙古王公的姻戚关系延续不断。“满蒙联姻”的涵义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清朝皇室娶蒙古王公之女为后为妃。二是皇室公主和宗室格格下嫁蒙古王公贵族。道光初年,清王朝又制定了“备指额驸”制度。在漠南蒙古早期归附清朝的科尔沁、巴林、喀喇沁、奈曼、翁牛特、土默特、敖汉7部王公子弟和下嫁的公主、格格的子孙内,从15岁以上到20…     

书民族历史谱爱国华章——读陈国安先生《土家族近百年史》

土家族是聚居在中国中部山区的一个山地民族，不仅历史悠久，勤劳勇敢，而且顾全大局，始终把民族的利益与祖国的统一和强盛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每当国家和民族受到损害时，总是坚定地站在正义一方，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表率，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然而，从其先民巴人参加武王伐纣的正义战争开始，到参与汉高祖刘邦平定三秦，明朝中期“士兵”赴东南沿海抗倭，清朝雍正年间顺应统一趋势自愿接受“改土归流”，无不显示出土家族的大局观念和爱国情操。特别是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土家族人民更是积极参加了反…     

辛亥·中山·台湾

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268年清朝统治、结束2000多年封建专制，同时创立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进而谋划并力争民主共和制下的“中国统一”。中山先生关于“中国统一”的思想深刻而厚实，其形成，与当时被日本割占的台湾密切相关；其影响，在始终与日本殖民统治者进行顽强抗争的台湾民众中得到重要体现。     

“满清”一词不可乱用

在一些报刊文章中，有时会看到“满清”这个词。虽然文章仅指清代而无意涉及满族，但这种说法却是不严肃的。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诸朝代中最末的一个，以满族贵族为其最高统治者。但是在当时，满族内部也是划分着阶级的。正如其他民族中的少数统治者不能代表整个民族及其人民一样，少数满族统治者也是不能代表广大满族人民群众的。满族和清朝是两个不同内涵的概念，合并使用很不科学。早在１９５６年，国务院就颁布过《关于今后在行文中和书报杂志里一律不用“满清”称谓的通知》，指出：“‘满清’这个名词是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当时的封建…     

中国国歌百年史话

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歌曲。世界上最早出现国歌的国家是荷兰。中国出现国歌的时间较晚，至今只有百年左右的历史，却经历了清朝末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最初的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到成为今天激励人民群众居安思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时代之音。     

清朝蒙垦

清王朝在入主中原、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对蒙古各部运用武力与羁縻的恩威并用两手策略．征服了蒙古各部。在蒙古民族历史上．出现了受封爵位、划分盟旗、满蒙联姻、八旗兵制、笃信黄教、封禁旗界等一系列影响民族发展的重要事件。20世纪初．清廷解除对蒙旗的禁令．大兴蒙垦．成为影响蒙古民族和内蒙古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重大事件。     

“世俗面相”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转型———基于“大一统”思想及文化惰性的思考

摘要：近代中国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历史的惯性作用其间,对其特性及根本原因进行分析思考,十分必要。历史惯性总是在长时段下形成并塑造着下一个时代的基本面孔,这被称为“世俗的面相”。以“大一统”为核心政治诉求形成的“多元一统”民族—国家格局,在历史长河中成为历史惯性,它与传统“早熟”文明衍生而来的文化惰性,成为分析、把握世俗面相的基点。中国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得之于现代民族国家之“形”,而失之于民族文化自信之“憾”。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明至清前期民族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明至清前期，特别是清朝前期是中国古代鼎盛的大一统时期，政权的更替以及传统“夷夏之辨”的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民族思想极为丰富。从宏观角度看，明朝的民族思想延续了传统的二元特征，既有“华夷之辨”，也有“华夷一体”，但“华夷一体”的思想在较长的时期发挥着凝聚人群的作用。明清鼎革，清朝为了建设大一统国家，超越了传统“内中华外夷狄＂的传统民族思想，强调以统治疆域为基础的“中国一家”,为近代中华民族一元观的出现奠定了历史性基础，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论香港在近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香港回归祖国,举世瞩目,香港的命运与祖国人民休戚与共。在近代中国人的心目中,香港的地位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提高,最初被清朝统治者视为海疆要地,嗣后则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探求救国真理学习西方的窗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中国人民视香港回归为民族独立、国际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香港在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地位的变化,深刻反映了清朝封建政权的买办化和百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的演变,显示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和增长。     

一个鲜为人知的满蒙青年组织

一个鲜为人知的满蒙青年组织□倪福仙一成都“满族青年进修学会”是解放战争时期，先由在成都的满族、蒙古族青年自发组织起来，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直接领导的一个具有民族性质的青年群众组织。共存在５年时间。最初，学会只是以满蒙青年抱着为本民族雪耻争光的目的进行一...     

论新世纪统一战线在实践"三个代表"中的"位"与"为"

为先进生产力服务是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物质基础 ;为先进文化的发展服务是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 ;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是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新时期统一战线只有以“三个代表”为旗帜 ,把人心、智慧和力量凝聚在这面旗帜下 ,才能有“位”有“为”。     

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破”与“立”——以山东省日照市社区自治经验为例

随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着新的问题。农村社区治理主体缺失、经济利益分化严重、村民自治能力培育不足、不良选举文化频繁入侵等问题广泛存在,严重干扰了农村社区村民自治的开展,损害了农村社区村民的合法权益,危害着农村社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山东省日照市作为全国唯一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在农村社区组织架构、管理形式和目标追求上实现了"三破三立",创新基层民主形式,推动基层民主进步,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文明自治和稳定发展。当前推进农村社区治理,需要维护村民自治权利的主体地位,确保村民自治权利有充分的实现路径;需要厘清农村社区的自治任务与服务功能,以创新精神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工作格局的变革。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两个和解"的系统阐发

"两个和解"即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站在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从生产和交往相互作用的角度,系统分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从分裂到统一的历史过程,论证了通过自由联合共同占有物质生活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两个和解"的真正实现.     

美国宪政发展的"道德表层"与"利益内核"

美国宪政的影响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西方国家的范围，在非西方民族国家扎根发芽，理论界也出现了一些对美国宪政推崇备至的赞美。这都使得许多人对于美国宪法的道德性大加赞扬，认为美国的宪政发展就是追求“自由、平的”的历程，而忽视了这种“道德表层”下所掩盖的美国宪政发展的真正动力。笔者通过对美国宪政发展历程中的具体事件如：独立战争、费城立宪、南北战争、南方重建的分析，说明美国宪政的每一步发展的真正的推动力量并非道德目标而是利益集团的利益。     

台湾“宪政”变迁中的“国安会”与“总统”权力

“国安会”(及所属“国安局”)在台湾的政治体系里有着特殊的角色与功能。两蒋时期 ,“国安会”是“动员戡乱体制”的产物 ,而“国安局”的特务情治系统是其专制统治中的重要一环。在台湾政治转型时期 ,李登辉操控“修宪” ,保留并将其纳入“宪政体制”中去 ,首次“政党轮替”后 ,陈水扁有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的意图。而由李登辉至陈水扁 ,都在建构“总统制”的“总统”权力 ,对“国安会”及“国安局”的操作是其中的一方面 ,但是由于“宪政体制”的不明晰和政局今后可能的变化 ,至今这仍不能称为是稳定的     

领导干部“三观”教育的历史演进

领导干部的“三观”教育是一个历史演进过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是“三观”教育的起步阶段，目的在于打好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根基。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是世界现、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表现，突出了对领导干部进行教育的特点。胡锦涛提出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是对“三观”教育的深化。迄今为止，三个系列的“三观”教育，从根本上说都是加强党性的教育，目的在于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造就一支以德为先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从Music到中国仪式之"樂"

中国的仪式之樂,不仅在形态表征上具有综合及动态的特征,亦在人文蕴含中富有多重维度。因此,基于独立艺术门类标准的、以曲目音调文本为主体的音乐分析手段则不足以面对之。面对思想层面的认知模式以及行为层面互动关系构成的仪式音乐生态,应以仪式音乐自身来做研究的范畴。如果说仪式之樂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原在方式,它亦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源流方式。此樂,正是我们以本土话语折返音乐学本位的切入点。     

实施"人文奥运"应努力实现三个有机融合——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田麦久如是说

田麦久1940年出生于山东青岛市.1964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学院研究生部,1982年获德国科隆体育学院体育科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的第一位体育博士.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京市委主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运动训练学会主任委员、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受聘于清华大学等21所大学任客座教授.     

透视"城中村"--我研究"村落终结"的方法

"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现象,村落终结具有与农民终结不同的特殊机制。[1]村落终结不仅仅是非农化和工业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变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问题,而是最终要伴随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在村落研究方法方面,传统村落研究中使用"文本概括法"和"文学概括法"来处理个案调查的访谈资料,当代学者试图提炼出某种村落研究的理想类型或象限图式,但这些方法都存在着局限性。因此,需要另辟蹊径,建立一种关于中国村落终结的具有普遍解释力和更广泛对话能力的理想类型。     

领导干部守"节"重在"严"

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对群众起着导向和示范作用,因而常常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关注的焦点.领导干部能否守好革命气节,不仅影响领导干部的自身形象,而且影响到单位的全面建设.领导干部要经受住"酒绿灯红"的考验,守好"节",必须自觉加强思想政治修养,在实践中不断锤炼自己的意志、品质,着重在"严"字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