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外交辞令臆说──诸侯大国争夺霸权的工具

《左传》外交辞令臆说──诸侯大国争夺霸权的工具陈敦荃公元前７７０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我国历史进入春秋时期（公元前７７０－前４７６年）。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急剧改变的时代，西周的井田制和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宗法制度开始瓦解...     

《左传》外交辞令臆说─—诸侯小国向大国抗争的重要武器

《左传》外交辞令臆说─—诸侯小国向大国抗争的重要武器陈敦荃春秋是一个大国争霸的时代。几个大国先后以“尊王”、“攘夷”为旗号，用战争手段进行兼并和掠夺，扩大领土，掠夺财物，勒索贡赋。大国对于小国，能消灭的则消灭之。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君三十六，亡...     

吟诵《诗经》在春秋外交辞令中的作用

《诗经》具有很强烈的文学色彩,但是在我国春秋时期却被用来从事外交活动,使外交活动披上了文学的外衣。 其主要表现在揣测对方之意图、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搬兵求救、劝说君王等方面,使得这一时期的外交辞令尤显高雅。     

战国时期中山国商业初探

战国时期的“千乘之国”——中山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跻身几个万乘大国之间，同称王，共征伐，其顽强的生命力源头就在于战国时期中山国国都灵寿城商品经济发达；水陆交通便利，商业贸易往来增加；货币经济在城市中有了相当发展。     

探究先秦的“歌诗必类”的定义与功能

先秦时的诸侯卿大夫到其他国家访问时，必称诗以论其志，用诗这种委婉的言辞来相互感应、酬谢、问答。歌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外交辞令，歌诗必类——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外交手段。     

我国古代的一次“弭兵会”

公元前546年,晋、楚、鲁、宋、蔡、卫、陈、郑、曹、许等国,在宋国都城商丘开了一次“弭兵会”。所谓“弭兵”,意思是“消弭战争”。“弭兵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和平会议”。顾名思义,这是一次以消除战争,争取和平为目标的盟会。这次会是由宋国的大夫向戌发起的,史称“向戌弭兵”。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放恣”。诸侯国之间,兼并剧烈,战争频仍。在一百多个诸侯国中,晋、楚、齐、秦吞并小国最     

中美军事互信为何难以建立？

中美作为国际关系学者眼中的“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其两军关系举世瞩目。曾作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先行者”和政治关系“晴雨表”的军事关系，至今仍未实现“正常化”。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无论是为了防止因意外或误判而导致冲突，还是为了扩大合作应对共同威胁，都需要建立两军之间的互信。然而，自冷战结束以来，两军之间跌宕起伏的交往过程表明，尽管两军之间防止冲突及合作应对共同威胁的需求和潜力很大，但由于两国关系性质定位不明、两军对互信的认知和路径选择不同、美国不断损害中国核心利益以及缺乏建立互信的紧迫感等原因，致使中美军事互信鲜有成效。     

从郑庄初霸到子产兴邦

春秋时期（前７７２—前４８１），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西周建国之初，周天子分封和认可的诸侯有千数以上，他们定期朝觐，听命于周王室，建立起“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治秩序。到西周末年，王室式微，诸侯纷起，强凌弱，大欺小，新侮旧，“礼崩乐坏...     

领先者能否保持持久优势——大国变迁的历史分析

领先的大国在技术创新上能否保持持久的技术优势,必须从以“创造性破坏”为特征的内生增长角度考察,并用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的动态变迁的历史过程加以考察分析。历史过程表明,领先者一般可以保持技术上的优势和领先地位,如果被“创造性破坏”,主要原因源于自身活力丧失。这对中国有着直接的启示:必须加强自身创新能力的培养。     

历史视角下和谐思想的四度论

“和谐”一词在中国古代的运用,始于礼乐教化：讲究韵律与心灵的相应,如《中庸》说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继而泛化为人伦关系：夫妻和悦谓之“琴瑟和谐”，“交情通体心和谐”（司马相如《琴歌》）;后来再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左传》），“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曹操谋士仲长统）。历史视角中的和谐思想内涵在不断丰富,适用领域逐渐扩大,但主体结构的生成均围绕以下四度展开：     

多极化格局中的大国矛盾

多极化格局中的大国矛盾李援朝目前，世界多极化格局中大国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单极化”和“多极化”之争。在１９９１年初海湾战争尚未结束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就提出了“单极世界”的构想，即建立美国单独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此构想不仅遭到了...     

先秦儒学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理论依据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恢复西周礼乐相依的“德政”，是一位非常注重“礼”的思想家，但是，孔子的政治理想与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具有尖锐的冲突。本文从孔子与子路非同寻常的关系中探究了孔子晚年急于投身于现实政治的思想背景。孟子的“变置”理论是对孔子相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孟子的“仁政”学说因为有性善论、自由论和民本思想作为基础，因而，在国家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上孟子就必然要提出何以面对“独夫民贼”的问题。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在孟子的理论中明显吸取了丰富的营养，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网络虚拟交往中的大学生主体性困境及出路

现代社会人的主体性对“物”的依赖,在今天突出表现为对网络的依赖,尤其在网络虚拟交往中人的主体性增强的同时更面临严重的困境。在大学生虚拟交往中,虚拟交往主体的符号化和语言即身份以及大学生主体性由“自我”走进“自失”走向“自觉”,使大学生的主体性面临以下困境:主体性成为“中介”的俘虏;个人与他者交往理性的缺失;个人与自我关系的扭曲。摆脱困境的根本在于大学生主体的自觉即认识自我的自觉、现实交往的自觉和交往理性的自觉,三者是紧密相连的有机整体。     

外交用语的一些特点

我们所说的外交用语,主要指外交活动中使用的话语,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外交辞令,也包括对外宣传中的某些用语。有人把外交用语分为口头和书面的两种,这不能说不恰当。不过要指出,外交交往,除了某些接见时的谈话外,为了郑重,事先大都拟有     

《论语》中"乐"论的管理思想

礼乐最早是一套国家管理制度,周公“制礼作乐”为的是维护周代封建的宗法制社会。周代刚建立时以有德者自居,废弃商代残酷的奴隶制刑法制度,宗教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周初的统治者建立了一套以“德”为核心的统治秩序,即“礼乐文明”。孔子继承了周代的礼乐制度,将其运用于国家管理中,试图恢复周初礼乐之治的政治状态。当然,这目标带有很大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孔子的这种“托古改制”的思想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充分发掘礼乐文化在国家管理中的积极作用,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见解,这同样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和遗产。《论语》中很多关于礼乐…     

略论《左传》的行人辞令

春秋时代的特殊社会环境造就了一批杰出的“行人”，他们以礼义、诚信为工具，运用外交辞令扶危存亡、不辱使命。行人的辞令蕴含着丰富的外交内涵和艺术，呈现出各诸侯国的外交策略、外交手段，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特征。佐传》行人辞令中所体现的个性化的语言艺术、浓厚的文学色彩、鲜明的人物形象，不仅为步其后尘的战国纵横策士直接继承和发扬，而且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新时期青年外宣工作创新思维刍议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和全球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外事外宣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而交往关系调节则成为外事外宣工作的新的增长点。交往力也是一种综合国力,这种观点有利于开拓新时期青年外事外宣工作的创新思维。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大国外宣”将成为青年交往的创新阵地。     

质量优化是引进外商投资的方向

<正>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我们引进外资的主要形式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镇的招商引资工作经历了起步探索和快速增长两个阶段。在短短的十多年间,我镇的外资企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外资经济”。但在具体分析外资企业的技术档次,经济规模等问题时,我们发现,现有的外资项目在其自身质量上,不同程度存在着一些问题。     

"上海合作组织"对中俄关系的影响

2001年6月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海会晤,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实现了从“上海五国”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历史性跨越,欧亚大陆一个崭新的区域性合作组织诞生了。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发起成立该组织和在该组织中起主导地位的两个大国,它们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及两国自身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是怎样的一种互动,或者说“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俄关系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内在联系呢?本文围绕这个问题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上海合作组织”凸显中俄利益…     

从《左传》看抗震救灾精神之源远流长

“5·12”汶川大地震后，举国表现出了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我国文化中源远流长。从《左传》可以看到，在春秋时期，中华民族对救灾赈灾就非常自觉与重视，甚至以盟约的方式明确救灾责任。面对灾害，一方面，诸侯国内部组织自救，另一方面，诸侯国之间相互救助。几千年以来，中华民族形成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思想、精神与传统，这个优秀传统在汶川大地震后绽放为“5·12”抗灾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