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水闽山留足迹——翁承赞事略

唐代末年，政治黑暗，经济凋敝，藩镇势力日益膨胀。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形势加剧。而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中央政府进一步削弱，地方军事势力则进一步增强。皇帝对藩镇已完全失去控制力。藩镇对皇帝需要则利用，无用即不理。为了扩大地盘，夺取权力，各藩镇之间展开激烈的争斗。     

统战史上的12月

澳门爆发“一二·三”事件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日，澳门各界代表为凼仔事件赴澳督府请愿，澳葡政府出动军警杀害群众８人，伤６３人，造成“一二·三”流血事件。“一二·三”事件起因于同年１１月澳门市政府强迫凼仔居民停止自筹经费兴建坊众小学工程，并派出警察打伤３４人。“一二·三”事件发生后，澳门全市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抗议澳葡暴行。愤怒的群众还将澳葡当局为１８４９年率葡军侵略中国的“功臣”咪士基打铜像推倒。“澳门各街坊互助会”也在抗议澳葡当局杀人罪行的反迫害斗争中普遍建立起来。广东省外事处亦提出强烈抗议。澳葡…     

独辟蹊径的无锡市社会保障

独辟蹊径的无锡市社会保障尤宇文处长江三角洲、距中国最大城市上海不到两小时的火车路程的无锡市，自改革开放以来，不仅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被称为江南“四小龙”之一，而且实行社会保障起步早，颇为引人注目。早在２０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就在无锡兴办面粉...     

对降息需求扩张作用的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在成功的宏观调控中逐渐由“热”到“温”而“软着陆”，如何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维持其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就成为现阶段宏观调控的新目标。为此，中央银行在１９９６年以来三次降息的基础上以及去年取消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基础上，今年又两次分别将存...     

民国初年山东第一次物品展览会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就此结束．然而此时的中国由于晚清政府的腐朽不堪以及外国列强的侵略，已是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当时的北洋政府提出了“兴办实业”、“实业救国”的思想，先后颁布了许多振兴民族实业经济的法规，掀起兴办实业的热潮。为抵制外国资本的入侵．众多工商业者发出了“仿制洋货、改良土货、推广销...     

邓小平请荣毅仁“出山”感言

2005年10月26日夜,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荣毅仁同志,驾鹤西去。纵观这位统一战线旗帜性人物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无疑,他晚年“出山”担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老板”,是89年人生旅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事情缘于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会见荣毅仁等5位中国工商界著名人士。小平同志向大家阐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针,并就如何发挥原工商业者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征询意见。小平同志对原工商界人士寄以厚望,说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的钱要用起来,工商界的人也要用起来…     

三次“跨越”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次“跨越”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戴茂林，魏子扬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王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已被俄国、中国等国的具体实践证实。从我国社会发展所经历的三次“跨越”入手，分析落后国家转入社会主义的一般规...     

乘着多党合作事业的春风前行——民建：助力多党合作事业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也开启了多党合作的历史新阶段. 1979年初，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驶、占耕虞5位民建、工商联老同志，就如何搞好经济建设听取建议。五老提出，原工商业者在技术管理专长方面大有人才可挖，要调动工商界的积极性，就要摘掉他们头上的“资本家”帽子。同年9月，     

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工作的几点思考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新一代工商业者，在中共中央(2000)19号文件中被明确界定为“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力量。”然而这样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由于受经济体制转轨的客观影响，尚存在着许多弱点和不足。因此，做好广大个体私营业主和他们中有代表性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也是各级统战部、工商联一项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根据实践的经验，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开展“团结、帮助、引导、教育”工作，必须认真履行职责，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加强对他们进行党的方针、政策…     

“摸着石头过河”——陈云正确处理目标与步骤关系的方法

“摸着石头过河”,是陈云做财经工作的一条重要方法。从我所接触到的陈云文稿看,建国之后,陈云讲“摸着石头过河”,至少讲过5次。开国之初的经济恢复中,怎样才能既发挥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又让他们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陈云在提出并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具体形式之外,还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1951年7月20     

武汉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探讨

到１９９８年，武汉产业结构在ＧＤＰ的占比由１９７８年的第一、二、三次分别为 １１．７％、６３．３％、２５％调整为 ７．９％、４４．７％、４７．４％，呈现“三二一”产业结构发展态势，不仅如此，而且三次产业结构内部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举，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共同发展的格局。然而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所谓“过剩经济”和消费需求的高级化过程，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挑战。在新时期、新环境下，武汉产业结构如何调整和优化升级必将关系到武汉经济跨世纪发展…     

人生轨迹在这里转弯

工商界女性的选择 新中国新制度激发了各个阶层女性的热情和创造性，女工商业者和工商业者家属就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一部分。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各种高压夹缝中挣扎，民族资本已经十分艰难了，加上封建思想厚重的压迫，人数微乎其微的女性要想在商界立足发展，更是步履维艰。商界的尔虞我诈，男性的歧视欺辱，政府的敲诈勒索，都深深印刻在她们的创业生涯中。惟其如此，女性工商业者感到，单靠个人奋斗是很难实现女性的社会价值，只有整个社会制度发生了变化，才能为女性的创业提供广阔的天地。因而女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改造中…     

第一次护法运动后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嬗变与升华

第一次护法运动后短短三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与升华.主要表现在:首次从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了革命失败的根源;重构了自己的经济思想体系;构建了“五权分立”宪政学说.更可贵的是,他对帝国主义、苏俄革命、工人运动、知识青年等都有了新的认识,“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正在其脑海里孕育.所以能够如此,离不开他本人对...     

唐宋时期市民运动的演进路径

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城市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唐宋时期,市民阶层逐渐兴起并形成群体意识。面对政府的超经济剥削,市民通过罢市、投状、请愿等形式展开市民运动,表达诉求,保护利益。通过考察唐宋时期的市民运动可以看出,其利益诉求呈现出从所有权抗争到定价权博弈的演进路径。     

来宾“三求”工程促推区域进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一年多的检验，来宾市“求乐、求知、求技”即“三求”文化惠农工程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逐渐显现，对乡村进步的强大推动作用日益突出。文化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在“三求”工程的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互联网“创作者经济”的规范化发展

互联网“创作者经济”的兴起，为创作者提供了经济收入，为网站平台带来经济来源，为实体经济注入活力。互联网“创作者经济”经历了专业人士创作、普通用户创作和人工智能创作三个阶段的演化，创作主体、创作关系和创作过程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其隐含的公平、责任、安全等多重风险被数字剥削和算法陷阱双重传导、放大。促进“创作者经济”规范化发展，需要从政策引导、行业自律、全民参与等角度实现多元共治。     

围绕中心 突出重点 开创监督工作新局面——马龙县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纪实

五年来，马龙县人大常委会以召开“三会”、开展“三察（查）”、行使“三权”为己任，坚持“议大事、抓重点、求实效”的原则，抓住事关全县改革、发展、稳定的大事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认真开展监督工作，努力增强监督实效。共召开县人代会5次，常委会会议37次，主任会议120余次，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80余项，作出决议、决定58个，开展“三察（查）”活动73次，对部分县政府组成人员和法、检“两长”进行了述职评议，对5个部门的工作进行了评议，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意见200余条，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23人（次），有效地推动和促进了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     

及时修订法律彰显社会进步

“宪法不是预测未来。”中共著名理论权威逢先知5年前在中国第三次修改现行宪法时对记者说，“修宪是对改革开放实践和成功经验的肯定，并把它上升为国家意志。”5年后的今天，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对现行宪法的第四次修改再次成为必然。全国人大常委会2003年12月22日起开始讨论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并已形成议案，修宪步入法定程序。然而与以前三次宪法修改明显不同的是，     

关汪人民的尊严和幸福促进社会的公正与和谐——2010～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

2010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这一论断可以看作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解读，它明确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明确了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关系。“幸福”、“尊严”、“公正”、“和谐”，这是有别于以往经济、物质增长的客观指标，是由广大人民群众评价的主观指标、心理指标。     

浙江经济如何走出“三上三下”影响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环境呈现出“三上三下”现象。其对浙江经济的发展已造成重大影响，尤其是对浙江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影响逐渐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