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听侦查的限制

监听作为对付重大犯罪的一种有效的强制措施,易对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因此有必要对监听行为进行限制。包括对监听概念、法律性质的限制,对监听立法依据的限制,对监听实施条件的限制,对监听资料使用的限制。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限制与扩张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主题思想.长久以来,由于受“重打击、轻保护”的司法传统、“犯罪控制论”的诉讼目的理念和我国反腐败形势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侵犯人权现象时有发生.现行刑诉法通过确定辩护制度、证据制度、技术侦查等制度,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了扩张和限制,为人权保障提供了立法基础.     

论刑事侦查中的监听问题

作为一种侦查技术，电话监听极大地提高了侦查效能，提升了侦查品质，但该技术同时又对公民的信息安全构成巨大威慑，极易行走在侵犯隐私权的边缘。因此各国都对电话监听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合法的系统化的程序规则限缩侦查权的过度扩张。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对电话监听缺乏明确规定，应当加以改进。     

电话监听的相关法律问题

电话监听的出现对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监听的采用又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因此各国都对电话监听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防止侦查机关过度侵害公民权利,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对电话监听缺乏明确规定,应当加以改进。     

论公共安全视频系统在侦查中的应用

公共安全视频系统具有覆盖面广，重点突出的特点，还具有对监控区域实时反映、客观记录其情况的属性。侦查刑事案件时．可以通过发现和查看犯罪现场周围存在的公共安全视频系统资料挖掘侦查线索、获取犯罪证据，随着案件侦查的推进，结合案件前期信息综合运用．还可以进一步借助涉案区域存在的视频系统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行踪去向，指挥案件侦查活动的实施，这是一种充分利用现实社会资源为侦查工作服务的侦查方法。     

行政性限制竞争研究

本文分析了行政性限制竞争概念的内涵,论证了对于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规制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并认为只要有行政性权力干预市场竞争存在,即会有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存在。因此,《反垄断法》(草案)对其进行规制有着长远的意义。     

论对第三人实施强制侦查措施的限制

在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都有可能是强制侦查措施的对象，但对第三人实施强制侦查措施应当受法律上严格的实体及程序限制。我国现行法律对侦查机关对第三人实施强制侦查措施未作任何有别于犯罪嫌疑人的特别规定，而且第三人没有充分有效的救济途径。因此，必须在法律上对侦查机关启动对第三人的强制侦查措施设置严格的实体及程序限制，包括对第三人启动强制侦查措施必须有合理根据、必须符合比例原则，在执行强制侦查措施过程中侦查机关必须按照批准的范围执行，第三人在事后要享有充分有效的救济手段。     

论对资助行政行为的控制

给付行政作为现代行政的一项基本职能,虽然不同于传统的规制行政,但亦应遵循法治主义的基本原则。给付行政大致可分为供给行政、资助行政和社会保障行政等领域。以资助行政为研究对象,在分析资助行政行为的一般理论的基础上,从资助资金、资助规则、资助程序以及对资助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等角度,分析对资助行政权力的制约机制,以促进该领域的法治建设。     

论权利限制

权利限制是法律对利益协调的必然结果,是法律价值目标实现的必要手段,是转变观念民法的重要途径。权利限制可分为内在限制和外在限制。其中,权利的内在限制表现为权利人享有的受这些因素影响的利益的大小,权利的外在限制则主要表现为权利的内容限制和权利的时间限制。     

试论我国侦查监督机制及其完善

侦查监督,是维护司法公正、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的一项重要制度,构建完善的侦查监督机制已成为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研究关注的热点。我国侦查监督机制仍很不完善,侦查监督的实际效果不尽人意。本文在阐述我国侦查监督机制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当前我国侦查监督机制的缺陷,并就如何完善该机制提出设想。     

论侦查权的制约与监督

侦查权具有特殊性,在推行法治的现代社会,需要对其进行制约和监督。制约和监督侦查权的方式是多样的,其中包括了侦查程序对侦查权的制约、来自侦查机关组织和系统的内部监督与来自检察机关和社会公众的外部监督。＂检警一体化＂的观念有待商榷,与之相比,检察机关引导侦查的主张更为可取。建立和完善侦查程序来制约侦查权是必须且有益的。     

论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权力监督与制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反腐败必须重在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这种机制由四种模式构成:权力模式、道德模式、权利模式、制度模式。四种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在实际运作中相互配合和相互支持。目前,我国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虽已初步形成,但运行中的低效性是显而易见的,必须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采取必要的手段。其中,对权力实行有效监督与制约的基本手段有三个:一是民主手段,二是公开手段,三是法律手段。     

受害人同意的效力限制

在美国侵权法中,受害人同意是被告针对原告提起的故意侵权[1]诉讼可以主张的抗辩事由之一.受害人同意是被告针对原告提起的故意侵权诉讼所主张的抗辩事由.被告的抗辩得到法庭支持,必须以同意的有效成立为前提.同意的效力一般会受到同意的能力、同意的范围、同意的基础、同意的内容等因素的影响.     

监督的双向性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监督也可有双向性。监督的双向性理论解答了谁监督监督者的法律难题,指出检察机关自己监督自己存在法律谬论。为避免监督的双向性,应将检察机关的职权分为两大块,一块是追诉权,另一块是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应从刑事诉讼系统中独立出来隶归人大,建立专项监督体系。     

论对侦查行为的事中制约

为防止侦查行为在运行过程中出现违法现象,必须在法律层面上构建一种针对侦查行为的事中制约机制,以改变我国目前侦查行为缺乏事中制约的现状。在事中制约机制中,制约的客体主要是取证性侦查行为和涉及人身自由的侦查行为,制约的内容主要为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而检察机关和法院则应发挥制约主体的作用。为确保这种机制发挥作用,还应赋予检察机关和法院一定的实体及程序制裁权力。     

略论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原则、权力制衡原则、依法治权原则以及党的领导原则。加强权力运作中的制约和监督,重在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一是必须建立制约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二是必须完善权力运作过程中的民主监督制度。     

论中国死刑的限制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由于死刑是刑罚体系中诸多刑罚方法中最重的一种,因而又称极刑.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死刑这一残酷刑罚方法备受质疑,废除死刑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如今中国,在推行法治重视人权的现代文明背景下,人权观念已深入人心,虽然废除死刑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尚不具备,但我们应该贯彻"少杀、慎杀"政策,科学地设置死刑条款,进一步完善死刑的复核制度,正确掌握死刑适用的具体标准,不断促进刑事司法公正,严格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从而顺应国际死刑制度发展的总趋势.     

论沉默权的确立与限制

没有沉默就不可能贯彻无罪推定原则 ,建立沉默权制度符合我国法制建设的需要。权衡设立沉默权制度的利弊 ,应当从大局着眼。限制沉默权是沉默本身与国家司法权力充分行使存在冲突的属性所决定 ,但在作出限制时 ,应防止沉默权刑同虚设的结果。     

浅谈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制

行政垄断严重危害了市场的公平竞争 ,是市场体制形成和运行的重大障碍。我国必须尽快制定专门的反垄断法 ,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加大打击行政垄断的力度。     

论人大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法律监督与制约

统一的国家权力理论决定了人大权力的全面完整性 ,但这与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并不矛盾。法院独立审判权的行使并不排除人大对其应有的法律监督与制约。介是必须注意划清正当法律监督与制约和不适当干预之间的界限 ,真正发挥人大的制约功能 ,实现法院独立审判权的有效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