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处"洋腐败"要有新思路

事实证明,"洋腐败"已经成了危害中国的新祸源.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中,彻底铲除"洋腐败"是题中应有之义."土腐败"、"洋腐败"一起反、一并根治是当前反腐败工作的-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跨国企业在华行贿劣迹

近年来,跨国公司在中国屡屡暴露出商业贿赂等丑陋行径,不但拉一些官员下水,还严重侵害了中国的经济利益.最近查处的"力拓案",更使我们看到了"洋腐败"的猖獗.据国内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事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反商业贿赂悬反腐利剑(续)

治理商业贿赂,净化交易环境 人民网今年2月24日的人民调查栏目的主题是"关注商业贿赂治理".调查受到了广泛重视,在仅有一天的时间里就已经有一千多人回复了问卷.结果显示的共识之一是,认为商业贿赂不是"潜规则"而是"反规则",不是"润滑剂"而是"腐蚀剂",必须铲除;共识之二是社会的每个参与个体都进行努力,形成自觉抵制商业贿赂的文化心态和社会氛围是必要的.交易环境需要净化,通过对商业贿赂的治理可以普遍地降低交易成本.资料显示,就各国的普遍情况看,直接与商业贿赂相关的交易成本为15%左右,中国的商业贿赂问题较之世界平均状况看更加严重,所以商业贿赂在交易成本中所占的比例更大.     

透视“洋腐败”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洋腐败”就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涌入而现身中国。据媒体报道，跨国企业在华行贿的事件近10年来一直在上升，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在实践中我们看到的“洋腐败”案例可谓五花八门，“洋腐败”造成的危害令人触目惊心，其存在的根源错综复杂。事实证明：“洋腐败”已经成了危害中国的新祸源，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中，彻底铲除“洋腐败”是题中应有之义。     

贿赂犯罪“预防型”刑法规制策略构建研究

贿赂犯罪治理由"打击型"策略向"预防型"治理策略的转型,是国际腐败犯罪治理经验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预防型"贿赂犯罪治理策略要求:在确立对贿赂犯罪实行"均衡性"治理理念的前提下,调整贿赂犯罪罪刑规范内容,慎重处理贿赂犯罪罪量因素的功能,删除行贿罪犯罪阻却事由;修正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增设企业预防行贿失职罪,科学设计其罪刑规范的基本内容,由此整体提升中国贿赂犯罪惩治的科学性。     

对制定《反贪污贿赂法》的若干思考

<正> 在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代表们呼吁,中国急需制定一部反贪污贿赂法;彭冲副委员长在这次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中提出抓紧制定"有关反贪污贿赂法和促进廉政建设的法律".因此,制定《反贪污贿赂法》已提到党和国家廉政建设的议事日程上.本文试图结合反贪污贿赂司法实践,谈谈对制定《反贪污贿赂法》的若干意见. 一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     

论对商业贿赂的几点认识

商业贿赂要突出"商业"两字,这是区别于一般贿赂的关键,我国的商业贿赂的产生"非一日之寒",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贿赂需要结合我国的国情走依法治理的道路。     

商业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商业贿赂犯罪与刑法中两类贿赂犯罪呈现交叉关系,包括一部分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以及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及单位贿赂犯罪.这两类犯罪既有共性亦有个性.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严重危害社会经济,是其共性,但是,在分割的客体和危害性存在个性差异.打击商业贿赂犯罪根本上应当采取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对公务商业贿赂犯罪和非公务商业贿赂犯罪,应当采取"分而治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分别对待.     

“第一口奶”事件的复杂表现

据央视报道，天津多家医院医护人员接受某洋奶企的贿赂，给初生婴儿喂某品牌的奶粉，使婴儿产生对奶粉的依赖，达到长期牟利的目的。部分医护人员每人每月从某洋奶企领取300～10000元费用，某洋奶企每月支出总额在30万元左右。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新闻发言人表示，“医务人员待遇低”不是理由，关键在于职业道德建设，对全行业大规模的商业贿赂行为进行检查迫在眉睫。     

“申思等足坛假球案”中的受贿行为不宜认定为共犯

发生在中国足坛的"申思案件"揭示了商业贿赂犯罪中介绍贿赂行为的猖獗。对于本案不宜贸然按照受贿罪的共同犯罪予以处罚,而应当在查明犯罪事实的基础上明确所谓的"共同行为"是否是贿赂犯罪的共同行为。同理,对于一些"分别拿钱、共同办事"型的贿赂犯罪,也不宜一律按照受贿罪的共同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论性贿赔犯罪

"贿赂",是贿贿略罪的犯罪对象,现行刑法将贿赂罪的内容仅限定为财物,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遇到许多以非财物性利益为内容的贿赂犯罪案件,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由于法律对此无明文规定,使这部分贿赂犯罪成为法律上的漏洞.本文认为应扩大贿赂的内容范围,以适应我国当前形势所需,弥补法律漏洞.     

论单位受贿罪"账外暗中"的若干问题

随着我国政府加强对商业贿赂的打击力度,商业贿赂的手段不断翻新.用规避"账外暗中"的方式以逃避法律制裁,是其中之一.我国要加快反腐倡廉的进程和提高反商业贿赂的质量,单位受贿罪中的"账外暗中"方式应予以取消.     

反商业贿赂制度困境

调查发现,无论是哪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无论企业的规模大小,都面临着或者经历过在制定和执行反商业贿赂制度的阻力2014年,葛兰素史克(GSK)因违反中国商业贿赂相关法律而被罚30亿元人民币,多位公司高管被判有期徒刑。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针对公司行贿开出的最大罚单。虽然目前中国还没有独立的反商业贿赂法,但随着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念,反商业贿赂的力度正在不断加强。与此同时,反商业贿赂进程的加速也要立     

贿赂治理的理想与贿赂追征的计算

贿赂治理的理想是有效威慑贿赂,降低或消除行贿或受贿的激励。基于此种理想,贿赂额的追缴应当考虑贿赂的不同时间标准而以"数额高者"为标准。而目前的司法实践和学界通说均以静态化的"受贿时的数额"为标准,此种标准既不能有效体现贿赂治理的理想目标,又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产生鼓励贿赂的后果,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正当性和民众的正义直觉。日本法上对此也有不同争论,但学术界普遍认为,法律在这方面应当发挥更大威慑作用。我国的司法实践完全能够在既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实现从"受贿时数额"向"数额高者"的转型,以实现贿赂治理的理想。     

中国将重点严查金融机构高管行贿受贿

中国央行9月24日透露,内地"一行三会"近期召开联席会议商讨治理金融机构商业贿赂,要求重点严查金融机构的领导高管滥用职权、受贿行贿,严查银行信贷、证券期货、商业保险等领域的商业贿赂,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     

论商业贿赂罪

商业贿赂罪亦称贿赂交易罪,包括八个罪名,根据其是否"只能"发生在市场交易领域,可以分为纯正的商业贿赂罪和不纯正的商业贿赂罪。商业贿赂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商业贿赂行为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     

在华外国公司商业贿赂犯罪的实证研究与刑法规制

伴随经济发展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大国地位的逐步确立,中国已崛起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入国,也开始面临外国公司商业贿赂犯罪的世界性难题.在当前在华外国公司商业贿赂犯罪日益泛滥的背景下,迫切需要从实证的视角对目前在华外国公司的商业贿赂犯罪问题形成清醒的认识,继而探寻防治在华外国公司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治理路径.     

中国贿赂犯罪立法之缺陷与完善——以适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倡导预防为先、打击为主、强调国际合作、重视资产追回的反腐法律理念与制度机制,为各国加强国内的反腐败行动、提高反腐败成效、促进国际反腐败合作提供了国际法律基础和强力支持.参照<公约>有关贿赂犯罪的立法规定,对我国刑事实体法关于贿赂犯罪的立法进行考察,认为我国<刑法>对贿赂犯罪的规定与<公约>的相关规定虽然有着许多相互对应的地方,但二者"形似神离",在贿赂犯罪的主体、贿赂的范围、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贿赂犯罪处罚的对称性及刑罚配置等方面各不相同.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七点建议.     

当代中国贿赂犯罪的刑法治理——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观照

贿赂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历来是各国刑法惩治和预防的对象。我国目前刑法中关于贿赂犯罪的立法存在着构成要件过多、贿赂的范围狭窄、罪名不够完善、资格刑和罚金刑缺失、贿赂犯罪存在死刑等问题,我国应取消贿赂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构成要件的规定,扩大贿赂的范围至一切不正当利益,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增加资格刑和罚金刑的设置,并逐步废除贿赂犯罪中的死刑,以促进我国反腐败立法与国际公约的对接,以更有效地对贿赂犯罪进行治理。     

"非物质性利益"不宜成为贿赂犯罪中的"财物"

传统的贿赂犯罪多为直接收受他人财物或者直接索取他人财物,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贿赂犯罪也逐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摆脱了以往直接给予财物的方式,采用其他变相的形式,以各种合法的形式来掩盖贿赂犯罪权钱交易的本质;二是在贿赂的过程中,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已经逐渐由物质性利益向财产性利益转变,甚至向非物质性利益转变。那么,这种财产性利益,或者非物质性利益是否真能够成为我国刑法上所说的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本文认为在现行立法和司法背景下,贿赂犯罪中的"财物"的范围不宜扩大至非物质性利益,但也不应当仅仅限制在钱财和物资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