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之下更应注重道德建设

人们在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很强的危机意识,但对现实中的道德危机却没有足够的认识。要从容面对危机,经济和道德的建设一样重要。因此在用积极的经济方式来解决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的同时,不能忽略了道德建设在应对危机中的重要作用,而更应该从道德层面对危机进行反思,从增强道德危机意识,弘扬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建立道德评估体系加大道德约束力等方面加快道德建设。     

为官“十不”与干部道德建设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基本方略的相继提出 ,对我国公民的法制意识和道德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德治国必先以德治干 ,要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平 ,必先提高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干部“四化”重要 ,应以“革命化”为首要。干部道德建设重要 ,应以“革命化”为核心 ,共产党人的干部不是官 ,是公仆。“为人民服务”是根本的为官之德。“三个代表”是加强干部道德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为官“十不”是落实“三个代表”、加强干部道德建设的具体表现与实践。     

软法的道德维度——兼论道德软法化

软法乃公共治理在全球范围勃兴之产物。软法亦＂法＂,软法乃非典型意义之＂法＂;软法与硬法相对而生,而＂法＂之共性则彰显软法与道德质的区别。道德不是软法,但理论与实证均表征道德可以软法化。道德软法化是＂以德入法＂于公共治理领域的又一次渗透,是道德思维在软法秩序中的延伸;且此种延伸在＂依法治国＂、＂法治立国＂的当下必须遵循一定的界限与尺度,以发挥其的良好独特调整功效。     

德富林道德强制理论评析

德富林的道德强制理论在英国关于同性恋等问题的立法争议背景下应运而生，是对沃尔芬登委员会报告的批评。德富林的学说可以分为“崩溃理论”和“保守命题”两方面的内容，分别招致哈特和德沃金等学者的强烈批判。作为法律道德主义下的一种模式，道德强制理论极富启发性并对理论与实务都有较大影响，一方面以“崩溃理论”从根源上解释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另一方面以“保守命题”回答了对于道德信念如何具体地对法律产生影响。     

以德治国略考与道德建设略论

德治与法制是有机统一 ,以德治国是我国治国方略的完善和创新。道德具有不同于法律的约束力和适应面。在我国历史上 ,“以德治国”、“道之以德”、“轻罪重刑”、“德重刑辅” ,德法兼用等不同时期的思想主张及其论争体现了德治思想的递进和演化过程。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需要法制 ,也需要德治予以保障。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 ,也应是德治经济。实行以德治国 ,教育是基础 ,实践是关键 ,其有效途径在于 :建立道德评价标准 ,完善道德教育方法 ,提供道德建设的制度保证。     

青年大学生道德与法律信仰危机问题研究

青年大学生道德、法律信仰的失落已成现实。建立有效机制,建塑一代大学生社会主义道德、法律信仰是以德治国、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实践需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法治建设,优化教育环境;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作用,提高大学生道德、法律素养;倡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德治校、依法治校,使大学生在德治、法治校园环境里得到良好熏陶与充分实践;引导大学生加强自我教育、自我修养,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法治·德治·公安

道德与人类俱来。道德与法律从来密切。法律的独立与疏远道德。"道德赤字"时代,新世纪呼唤道德。亟需道德价值观补课,达到五项共识。德与法均衡发展,使法律的权威建立在人民自觉的基础上。中国走向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德治工程时不我待。公安法制应与公安道德相结合,公安工作具有道德性,道德预防是公安预防的主要防线,公安道德是公安软实力。公安立法、执法、守法都要坚持伦理原则,应以德建警。     

浅析道德信仰之于法治的价值

一、道德信仰之于法治价值的理论渊源 中国古代属于德治模式，道德信仰在法治中占主要地位，尤其是以儒家为主的道德信仰，贯穿了几千年的法治体系中。儒家提倡宽惠待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抬高“德”的地位，     

警察执法的道德追问

警察执法不仅是实施法律的过程,而且也是实现道德价值的过程。忽视警察执法的道德追问,必然造成警察执法的道德缺失。警察执法应是法治化与道德化的统合。提高警察的道德素质,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警察执法正当目的的确立和警察执法手段的正当行使。在依法治警的同时切实以德治警,加强对警察自由裁量权的道德约束,让“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道德价值理念照耀警察执法过程。     

论道德建设的法律作用

本文指出法律与道德分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制度主体，道德可以看作是不成文的法律，道德建设具有法律的作用。道德是法律建设的前提，法律不可无德；道德可以弥补法律建设的不足；道德可以为法律提供广阔的延伸空间。     

法主德辅：历史与现实的理怀抉择

本文根据对法律与道德的性质和负面效应的分析，认为依法治国离不开道德关怀，以德治国更需要法律保障。只有将法律与道德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法主德辅”，才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     

"德主刑辅"的基本内涵及其借鉴价值

"德主刑辅"是中国传统的法治思想,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其核心就是主张"省刑罚"、"以德去刑",所以在治理国家上,把道德放在核心和首要地位,而法只是一种辅助手段。虽然这种主张在法治国的理念下,应该遭到诟病,但其中蕴涵的一些合理思想还是值得借鉴的。     

应严格把好“一把手”选用关

必须把以德为先的要求细化为对"一把手"选用的首要标准,把政治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要求作为"一把手"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     

构建和谐高校的几个道德着力点

高校的有序运行,离不开伦理道德的价值功能。构建和谐高校,必须增强管理中的道德性,实践以德治校的和谐校园理念;强化师德意识,促进师生之间的和谐;增强大学生的道德素质,营造健康活泼和谐的道德校园。     

道德世界的幸福何以可能

道德作为人存在的基本维度和生活方式,是以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为前提的.生活过程的实质,其实就是使自己活得更幸福.道德与幸福只有实现统一,才能达至最完满的善,其实现需要社会至善,即造就“德”一“得”相通、善恶报应、公正合理的社会.伦理学的使命,应是确立德福一致的道德信念,提供追求社会文明合理性的价值理性和价值力量.     

创造性与道德的正向关联:来自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证据

创造性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不仅是心理学中尚未解决的基本问题,而且是现代社会需要面对的现实难题。研究首次采用认知神经科学方法对创造性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采用道德词汇分类任务将被试分为高道德组(高德组)和低道德组(低德组),并在控制智力、自尊以及记忆等干扰效应的基础上,借助脑事件相关电位技术记录了被试在解决顿悟字谜任务时的脑电活动。结果发现,高、低道德组被试在解决表征创造性思维的字谜任务时均表现出相似的脑电波形,但高德组被试较之低德组被试采用顿悟方式解决的字谜在200~360ms在额叶的广泛区域诱发了更低的脑电波幅。根据创造性的前额叶低激活理论,研究结果表明高道德组在解决创造性思维任务时表现出更高的创造性,也就是说,高道德意味着高创造性。     

中国古代社会的法与德

在中国古代社会,法与德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以“礼法合一”为特征的伦理法.道德规范是传统法律的载体,同时处于法律的上位.这种法德关系的形成,主要是受家族主义文化和封建君主统治的影响.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我们可以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参考道德因素,但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就应坚持依法治国.     

经济形态与道德效益关系之探索

道德效益是指道德调整社会生活的实际状态或结果与社会道德目的或道德理想之间的重合程度。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决定着该社会的伦理文化精神、道德在社会调整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行为主体道德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状况以及道德结构，从而对道德效益的实现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社会经济形态转型时期，各种道德目的、道德价值评价标准以及道德体系之间的矛盾存在，无疑将影响到道德效益的实现。因之，科学地解决这一系列矛盾以提高道德建设的效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两种法理学之争:如何可能与发展

对"法律是什么"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法理学。哈特"法理学"的特点是"描述性"与"中立性",是关于法律的"二阶"理论,其无涉道德评价;德沃金"法理学"的特点是"评价性"与"证立性",是关于法律的"一阶"理论,其关涉道德评价。哈特"法理学"的最大问题是,从法概念中剥离道德,导致不能为法律合法性提供辩护;德沃金"法理学"的关键问题是,用道德对法律合法性进行审查,易于消解法律的独立性,丧失法律的权威性。故此,为维护法律的合法性与独立性并存与统一,可借鉴富勒的"法律内在道德"观念,尝试性地区分法律的外在道德与内在道德,将法律的合法性审查标准限缩在法律的内在道德之中,并借鉴康德的"可普遍化检验"原理,将通过普遍化检验所形成的可普遍化原则作为法律的内在道德的判断标准。     

道德信仰研究综述

道德信仰被理解为对道德目标的信服与崇拜，它是对道德生活的超越性把握。道德信仰赋予道德以精神本体，同时又是人的精神生命形式。善恶因果链的断裂、两种明的冲突、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以及道德体系自身的缺失等导致了道德信仰危机。对道德信仰危机既要有忧患意识，又要持乐观态度。重塑道德信仰的基本途径是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和道德法制化。道德信仰研究的存疑颇多，如，道德信仰能否科学把握，其理性与非理性如何统一？对道德信仰危机的否定性评价的标准是否具有自明的真理性？道德法制化与道德的自由精神有无冲突？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