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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写字台边的那个老人正在发怒,纽约电话公司的年轻调查员伯罗姆坐在他的对面,不知说什么好。原来这位怒气冲冲的旅馆老板,写了一封极其严肃的信——一封充满抱怨意见的信——寄给电话公司。公司派伯罗姆专门来调查处理这件事。伯罗姆事后对人说:“他一听我是电话公司派来的人,脸色立刻变得铁青。”伯罗姆的任务是通过调解,平息那老人火山般的怒火。他一边挨骂,一边琢磨着对付这老家伙的办法。最后伯罗姆决定一言不发。那老人把他臭骂了一通之后,伯罗姆讲了几句表示同情的话,老人顿时平静下来。他拍着年轻人的肩膀说:“小伙子,你说得不错,我就喜欢你这样痛快的人。不过,我讨厌你们那个混蛋电话公司。”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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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电话公司总经理梅克洛先生年轻时是一个单纯无知的人,常受人欺骗而不知悟。他事事顺从,毫无主见。那时他在火车站打杂工,工人们看他年轻愚昧,便常常搞恶作剧和他开玩笑。有一次,烈日当空,一个名叫贝格伦斯的工头把梅克洛唤到面前,对他说:今天红灯里的油用完了,趁现在没事你到那座圆房子拿些点灯的油来,要红色的,才会发红光。梅克洛马上去做. 他冒着火热的太阳,奔了一里多路,到了那座圆房子,向里面的人说明来意。“红油?”屋子里的人很惊奇地问:“那是做什么用的?”“点灯的呀!”梅克洛说。那人想了一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便对这呆头呆脑的孩子说:“噢,你走错了,你所要的红油不在这个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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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工程,开工了。但开工之日,已成泥足巨人。这个大工程,停工了。但谁也不知它何时复产,从近万名工人到它的“董事长”,都身陷于一个奇怪的泥潭,彼此张望而难以援手。谁能还原它?谁敢“贱卖”它?谁能拯救它而不被它一起拖入泥潭?如果它还有复活的希望,谁来描述这一蓝图并为之担保?如果它已注定失败,谁为这一失败负责?谁来做最后的收场?十年了,积累了问题而没有答案:十年了,40亿的财富却堆成政府的难卸包袱和工人的穷愁积怨。当年,谁拍的脑袋?当年,谁拍了胸脯?今天,谁拍拍屁股,悄悄离开?这是一枚计划经济的苦果,我们在市场经济时代,却不得不咀嚼其苦涩而荒谬的余味,不得不为它,做着艰苦万分的善后,以及难以启齿的清算。我们祈祷、我们祝愿:不要有这样前苦涩,不要有这样的难堪。我们把希望寄于:中国要有真正具备公共品格的财政,中国要有真正具备民主功能的财政。只有这样,我们的工程,才能真正地“化肥”,而不是绝望地“化灰”,或变为沉沦的水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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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难,这是古人早就知道的。《伊索寓言》中的"旅人和名叫'实话'的女子"正是讲这个道理的。有人在沙漠旅行,发现一个孤单的女子,她的目光凝视着地面。旅人问,你是谁?女子回答,我的名字叫做"实话"。旅人又问,你为什么远离城镇,到这荒凉的沙漠上来生活呢?那女子回答:因为以往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说谎,而如今你和人交谈,听到的全是谎话,再也没有实话的容身之地了。作者评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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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进石景山区老山街道社区文化大厅内,只见一群京剧票友正在排练京剧选段.他们的一招一式颇有专业的味道,也吸引了前来欣赏的居民.他们就是首钢京剧协会的成员.对于这些平均年龄65岁老人的自娱自乐,他们无奈地说:“以前,我们是把京剧当成生活的一部分,甜蜜地快乐着.现在,我们仍然是把京剧当成生活的一部分,是苦涩地快乐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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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1991,(8)
总书记江泽民是扬州人。 5月12日,苏联记者采访江泽民,问及他青少年时代的情况。江泽民说:我是江苏省扬州人。扬州梅花岭下有史可法的“衣冠冢”,冢前有一副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谁不说俺家乡好!”江泽民多次引用电影《红日》中的这句歌词,表达他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他担任上海市长时,曾于全市干部大会上为家乡作“广告”,希望上海的企业界、知识界与扬州开展横向联系,“为振兴扬州帮一把力”。一位《扬州日报》的年轻记者冒昧地上门采访,江泽民十分亲切地接见这位“小老乡”,关切地问起扬州的风土物产、人情民意。他还特别问起“金石之乡”扬州的“金石”现状。“扬州的‘金石’老人怎么样了?是不是后继有人?我个人是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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