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发人深省的错案

法庭上的辩论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日,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审判庭里,座无虚席。法庭就航空工业部武汉仪表厂工程师韩庆生一案进行公开审判。 武昌区人民检察院作为此案的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从错案问责到错案风险分配——法经济学进路

错案问责实际上是一种结果责任制,将错案的所有风险不加区分全部划归主审法官,这种问责机制不仅不利于减少错案,反而会激励法官以滥用调解、请示或"勾兑"监督者等方式逃避责任,引起更多的负面效应。建立在犯罪预防理论基础上的错案问责过分倚重惩罚,不满足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无法为法官预防错案提供正面激励。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查清并区分错案原因,将错案风险分配给能够有效控制该风险的主体;只有在法官有能力而未采取措施控制错案风险时才启动法官问责程序,并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法官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     

从百到零的教训

按理,提出问题只能是为解决问题迈开了第一步。可是,有位科学家说,提出问题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一半。足以见得在他们眼里,提出问题是多么的重要! 翻开马列著作,可以看出含“问题”的篇名,比比皆是。仅“毛著”中就有“合作化问题”、“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若干问题”、“几个重要问题”、“策略问题”,单是叫“战     

期待死刑复核制度改革进一步到位——从死刑核准权的收归说起

据新华社10月26日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明确规定。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期待死刑复核制度改革进一步到位——从死刑核准权的收归说起

据新华社10月26日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明确规定,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另据了解,今年中央同意最高法院新增三个刑庭专司死刑复核,并增加法官编制。与此同时,300—400名专司死刑复核的工作人员招聘以及内部选调工作业已展开,三个死刑复核审判庭的组建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之中。值得关注的是,原司法部副部长张军同志调任最高法院副院长,主管死刑复核工作,这位在我国刑法学界颇有声望且一贯以严谨、稳健、创新著称的专家型领导执掌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改革领导权,令人们对中国的死刑复核制度…     

错案的发生机制及其危害控制

司法领域中的错案,是指在适用法律或事实认定和程序适用方面存在错误,但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决。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精神,笔者认为错案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从分散到综合——网络综合治理的机制及其限度

肇始于社会治安领域的综合治理原则,目前已经成为网络治理的国家方略。面对复杂的网络治理任务,网络治理呈现出从分散到综合的趋势,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仍然较大,网络治理及其资源的综合依然存在诸多限制,其中主要是治理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协同合作以短期性和浅层次为主,综合治理未必带来更大的治理力度,专项整治存在运动式治理的弊端。如何更好地盘活和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力量和手段,既是未来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及其发展必须努力解决的问题,也是网络综合治理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的死刑思想及其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死刑思想经历了萌芽、形成和完善三个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并不主张废除死刑,只是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死刑制度的轻率、伪善和残酷;后来认为死刑既是不公正的,也是不适宜的,要求彻底废除死刑;最后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建立死刑制度,死刑制度在共产主义将会彻底废除。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死刑思想,可以得出几点启示:第一,必须动态、全面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死刑思想,只看到他们一时的死刑思想而忽视他们一生的死刑思想,或者将他们的死刑思想割裂开来都是错误的;第二,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死刑思想,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废除死刑,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废除了死刑但由于其基本制度的不合理性也不是文明的社会;第三,死刑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其消亡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分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制度,大力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为消除死刑积极创造有利条件。     

波兰的物价改革及其教训

战后波兰所实行的价格政策,主要是沿袭苏联的计划价格模式。几十年来,许多工农业产品的生产成本不断增加,要维持价格稳定,便只有大幅度增加政府对生产者的补贴。到1979年,价格补贴已占波兰政府预算总开支的百分之六十一,成为政府财政上一项沉重的负担。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价格体制,波兰领导人在七、八十年代;曾先后两次宣布削减物价补贴,提高食品售价,谋求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但食品涨价带动其它商品价格猛涨,引起了工人和城市居民的不满,触发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浪潮,导致政局     

从整合到合作——基层乡村治理的一种共赢

随着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自治性的培育逐步加快,民主参与和法制建设步入建设轨道,基层治理的模式也开始转变。但是基层运行中积累的种种矛盾正日趋公开化、尖锐化,甚至向对抗性方向演化。基层治理的和谐应从以前国家单权利运行转而与民间充分合作。合作有助于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自治两方共赢。     

国家的城市及其限度——从政治仪轨到人民至上

在城市发展史中,城市参与了现代国家的建构,现代城市从单一的国家权力表征逐步嬗变为资本与社会的空间结果。基于工商业的快速推动,国家对于城市的控制开始松动,城市在世界范围的增长也把大大小小的城镇纳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城市体系之中。但是不受控制的、基于资本的权力同样支配了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布,进而损害了城市的核心价值。人民国家意味着人民主权,国家的城市与人民的城市拥有一致的政治目标;城市增长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转变,高水平的城市治理和高标准的公共生活,正是这一目标的体现。而实现这一目标仍然需要国家以妥善的形式重新进入城市,在权力自我约束的前提下,以人民性统领城市性,以人民性规范城市发展路径。     

从总书记重要讲话到一座城市的生日

2010年初秋,国内外众多媒体纷纷把目光聚焦到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举世瞩目她30岁的生日,这座城市的生日庆典便成为了整个国家的盛事喜事,这一经典事件所传递的是,站在30年重要节点上的人们在共同关注：对30年经济特区的伟大实践如何总结？对处于新的历史方位的经济特区如何定位？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如何继续向前推进？     

从激进主义到民族主义——试论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动机及其误区

一、两个互为因果的“模式”在研读诸多描述中国青年运动史的书籍时,有一个问题屡屡引起我的关注,它就是青年运动中反复出现的“激进主义”——“民族主义”这一组历史命题。我们可以从“五四”运动、大革命时期城市青年的激进主义,从“九·一八”、“一二·九”学运到共和国成立四十年来的“大跃进”、“红卫兵”运动,乃至80年代后期的“学潮”中,看到这两个历史命题的诸多影子。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激进主义”与“民     

从李昌奎案看中国死刑的适用问题

通过李昌奎案一审、二审以及再审风波引出我国的死刑适用问题的现状,死刑立即执行与死缓之间的界限模糊。然后具体分析二者之间的区别,提出合理界定二者之间的界限。通过比较分析借鉴国外的废除的情况,提出废除死刑的条件。最后得出我国由于不具备废除死刑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所以我国现阶段不能够废除死刑。     

东欧剧变的原因及其教训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在资本主义世界打开了一个缺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社会主义超越了苏联和蒙古两个国家的国界.东欧各国在苏联的帮助下,相继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一段时期里,东欧国家在政治上比较稳定,在经济上有的还是比较繁荣的.然而,自从1989年下半年以来,如同多米诺骨牌似的东欧国家发生了急剧变化.执政了40多年的共产党失去了政权.东欧剧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它又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哪些教训? 西方有人把东欧六国的剧变称之为"和平革命",有人将1989年称之为"东欧年";美国杂志《每日新闻》甚至将它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说法国     

朱元璋的制度反腐及其教训

鉴于元朝灭亡的教训,朱元璋力图从制度上预防与惩治贪污腐败。他制定低俸禄与低办公经费制度强迫官员保持节俭的作风,以严酷的法律惩治贪污腐败,并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监察系统搜集官员腐败的证据。朱元璋的制度建设虽然对遏制贪污腐败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但即使是在朱元璋时代,贪污行为也屡发不绝。朱元璋过世后,低俸禄与低办公经费成为官员贪腐的正当理由,严酷的反贪法律的执行因为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态度实际上也逐渐废止了,监察制度也变成了党争的工具。尽管如此,朱元璋的制度反腐仍然为今天的廉政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反腐教育应当常抓不懈,反腐应摆脱依赖个人意志的法律,注意保持官员的适当工资水平。     

浅议死刑制度的存废及其法律适用

死刑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的刑罚,也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最严厉的刑罚。当今世界有些国家废除了死刑,有些国家仍保留着死刑。我国从目前的政治、经济实际出发,保留死刑,坚决贯彻少杀慎杀的政策,因此,认真研究死刑的法律适用,是我国当前极为重要的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国一盘棋——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

中央沿海发展战略提出后,东、西部发展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从种桑养蚕业北上谈起 东部地区这一年半来变化很快。以江苏为例,我们曾经把江苏省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我们看过“苏南模式”,也看到了苏北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对苏南、苏北的关系问题却谈得不够。其实,苏南、苏北的关系最近也发生了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