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定位之我见──以行政诉讼为视角

司法权的行使具有极为被动的特征,而行政权则具有主动性和扩张性,由此产生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必要,诉讼中,行政权与司法权既有基于法律规定的相互渗透,也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超越。对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进行定位分析还涉及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审理根据等问题。     

论人民民主专政体制下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制衡

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具体形式和权力在民的集中体现,行政权和司法权同属于人民公权的执行权,司法权侧重执行权中的判断,行政权侧重执行权中的管理。长期以来,人民公权与行政权、司法权的关系不能严格依法行使,导致人民公权弱化,司法权过度依附行政权的局面。因此,应该进一步理顺宪政规定的权力间相互关系。     

我国《破产法》若干实施规则研究

编者按:2007年我国《企业破产法》实施后,各方围绕其完善与实施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刊继2008年专题对破产法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在破产中引入衡平居次原则、破产程序中的税收债权、关联企业破产规制、商业银行破产中的申请债权人等作了研讨以后。     

论我国行政诉讼之现状——以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为视角

我国立法上将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维护与监督关系”,现实运作上体现为:司法权对行政权维护有余而监督不足,司法权在一定程度上被行政权僭越甚至与其合而为一。如此关系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使得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在困境中愈陷愈深。     

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冲突处理规则

司法权与行政权力针对同一对象都有权管辖的时候产生管辖的冲突。三权分立体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冲突体现为各个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力量博弈之后的平衡,无需冲突处理规则;而中国的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冲突却存在内在的一致性与协调机关,因此需要冲突处理规则。中国司法权与行政权两种权力之间呈现共同源于最高权力机关,相互分开,相互替代的关系,权力的行使必然发生冲突。两种权力冲突的基础在于管辖权重叠,因此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两者冲突规则应当是“先管优先”原则,即哪一个权力先管辖了需要处理的法律关系并发生效力,则哪一个权力优先。     

论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区别

认真区分司法权与行政权在统一性、行使特征、价值追求、性质、社会功能、独立性、公开性、依据、程序性等方面的差异,对于寻求矫治司法权之行政化倾向的对策和途径,克服司法权的行政化倾向,促进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维护司法的公正性,加快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民事执行程序中若干问题浅议

对强制执行权本质属性的解读，历来就有颇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强制执行权具有确定性、主动性、单方性、命令性和强制性的特征，因而具有行政权的属性；一种观点认为，从我国现行强制执行法律规定的理论基础不难推导出，强制执行权是司法权的一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强制执行权不能独立存在，审判机关的裁判不是司法权行使的全部内容，完整的司法权行使还应当包括后面的强制执行，裁判加执行才构成一个完整司法权的行使过程。同理，行政处罚也不是行政权行使的全部内容，必须加上强制执行才构成一个完整行政权的行使过程。     

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解读——以司法权介入行政领域的界限为视角

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构成了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基调。一般地讲,司法监督和制约的领域越广泛,就表明行政法制化的程度越高。但若过分地扩大司法监督的范围反而拔苗助长。而在法律实践运作中,正因行政权与司法权间的界限不明确,导致了两权间错位、越位的现象屡见不鲜。因而如何确定行政权与司法权间的界限,成为了当务之急。本文则试图从司法权介入行政领域的依据入手,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来探讨"界限"这一问题。     

当代中国司法权的构建和运行问题

本文通过对各种不同视角之下司法制度的性质地位的考察,同时结合中国当代司法权的构建和运行,部分揭示了司法权和经济,行政权三者之间的重要联系。笔者主要以司法权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为切入点,以中国的基本国情为历史背景,重点引入了《司法权论》中关于司法权异化的观点,客观地对中国的司法权的构建进行了批判,同时也提出了几点具有可行性的建议。     

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解读——以司法权介入行政领域的界限为视角

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构成了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基调。一般地讲，司法监督和制约的领域越广泛，就表明行政法制化的程度越高。但若过分地扩大司法监督的范围反而拔苗助长。而在法律实践运作中，正因行政权与司法权间的界限不明确。导致了两权间错位、越位的现象屡见不鲜。因而如何确定行政权与司法权间的界限，成为了当务之急。本文则试图从司法权介入行政领域的依据入手，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来探讨“界限”这一问题。     

国家调节权:第四种权力形态

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下一轮改革的关键是改政府。长期以来,我们的改革一直致力于"政企分开",即国家行政管理权与国家所有权分开,却将国家调节权长期混同在行政权之中。国家调节权与行政权有明显的区别,是一种独立于传统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形态。实现"十一五规划"政府职责的科学化目标,将改革深入下去,必须进一步分权,将国家调节权从行政权中分离出来。     

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关系重塑

合理构建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关系,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欲使这三种权力形成合理关系,需要根据审判权运行存在的问题,在客观评价法院科层化组织结构与法院内部复合化权力构造以及院、庭长职权配置的基础上,从制度层面严格区分法院组织的行政逻辑与司法逻辑,进一步明确审判管理权与审判监督权的权限定位,完善其职权范围与行权程序,并构建审判权反向制约审判管理权与审判监督权的相关机制。唯有如此,才可能构建出合理的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关系。     

Rules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Rules

Abstract
The paper describes at length and then discusses critically Frederick Schauer's analysis of rules in his recent book Playing By the RuZes . For most of the book Schauer discusses rules in general, and only at the end talks about legal rules in particular. The chief message of Schauer's analysis is that rules permit, and even constitute, a particular kind of decision-making, one that quite deliberately insulates the decision-taker from considerations of what would be in the circumstances the best justified decision to take. Rules are thus for Schauer devices for the allocation of decision-making power: The effect of A delegating to B the power to decide by a set of rules devised by A is that A retains much control over B 's decision-making. Schauer canvasses the claims of what he calls "presumptive positivism" to be a theory of law which embodies such a view of legal rules. In his criticism, the author compares Schauer's view with Joseph Raz's notion of legal rules as exclusionary reasons. The author then compares "presumptive positivism" with some other recent versions of positivism and the idea of rules as devices for the allocation of power with theories of law in the Critical Legal Studies movement.     

通过中立的司法权力制约侦查权力——建立侦查行为司法审查制度之管见

建立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可以解决我国侦查权力行使过程所存在的实际问题,更可以调整侦查权与审判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健全宪法权利的程序保障机制。司法审查的权力应当由法院的法官行使。司法审查的范围应当针对强制候审措施和羁押期限的延长以及通常情况下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应当包括所有的侦查行为,不分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     

权力的分化及国家权力的社会化--评郭道晖的《论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是法学（包括法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我国国内的研究看，对于权力问题的关注则是近些年的事，最初是对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讨论，之后一部分学者将目光投向对于国家权力问题的考察。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内对于权力问题的研究逐渐从政治学领域转向法理学界，涌现出一些研究成果。尽管学术论著不多，但所涉足的范围已囊括了权力的概念、类别、构成、起源、分化、演变、异化，以及权力与权利、权力与责任、权力与民主宪政、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等诸多方面，其见解不乏新意。ｏ权力问囚的彼关注自然同正处于…     

公诉权与侦查权的冲突与衡平

侦查权和公诉权是国家在刑事诉讼中的两项重要权能。就其性质而言，侦查权和公诉权都是承担追诉犯罪职能的公权力，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但由于侦查权和起诉权分属于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且各自的程序任务不尽相同，因而两种权力在服务于刑事诉讼目的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分歧，甚至有相互冲突的情形，从而导致程序效率的消减。因此，在刑事诉讼中适度衡平侦查权和公诉权的权力配置，既是程序科学运行的技术性制度安排，也是防范权力滥用的程序法治问题。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

《宪法》第62条第16项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兜底式授权。鉴于全国人大在我国的特殊优越地位,如何在宪法框架内为其划定权力边界,是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重大议题。宪法上所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应当作为一个规范概念予以把握,以判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限。第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是指在公权力机关序列中的相对优越,而不是绝对无限;第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行使监督权时,不应损及被监督者依据宪法而享有的职权的完整性与独立性;第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实际"行动能力"决定了"应当由其行使的职权"是有限的。     

基于创新力与专利竞争力分野的技术竞争力管理初探

本文以企业技术创新力与技术竞争力的分野作为视角,提出一种在技术创新力稳定的前提下,快速提升创新主体的技术竞争力管理工具,以期指导创新主体建立与自身技术创新匹配的技术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