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要有新突破口

当前解放思想不能仅仅停留在一种口号宣传上,而必须在实际行动上找到突破口。从整体上说,解放思想应以理论上宏大话语的建构为突破口。在具体层次上,经济领域思想解放应以修正基本经济理论为突破口;政治领域以形成社会主义自由理念为突破口;公共领域以形成社会主义共享体系为突破口。此外,进行思想解放应处理好两种关系,即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与"不愿解放"、"不敢解放","解放思想"与"不会解放"、"胡乱解放"的关系。千万莫让"解放思想"成为一个幌子。     

浅析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

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设想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向前推进的动态的过程。它以现实的人为起点,经历了"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自由个性"三个由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发展的阶段,其中,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作为人的解放的物质基础,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作为人的解放的依靠力量,最终通过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劳动解放和个性解放多维度地展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试析行政许可——以人本为视角

行政许可表面上看是一种赋权行为,其本质是是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认可和保护,是政府为公民的服务行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行政许可,应该注重人本精神,确实做到权利、权力、自由的平衡,蕴涵行政法对"自由、平等"的终极价值追求。     

"自由不可知"之"知"——康德自由观评析

康德的"哥白尼武"哲学革命具有哲学史上"里程碑"武的意义.他在其划时代的伟大著作"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中对人的自由首次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考察,详细论述了"自由不可知"这一问题的提出、"不可知"的原因及其真正涵义.在康德看来,自由之所以不可知,是因为它是一个理性概念,用知性感念是不能认识的,它不是知识的对象;但"自由是道德律的ratio essendi[存在理由],道德律是自由的ratio cognoscendi[认识理由]."这是自由作为理性概念的实践理性价值之所在,同时,人们可以用反思判断力把握自由,在此意义上,自由——"这是在纯粹理性的一切理念中惟一的一个,其对象是事实并且必须被算到scibilia(拉丁文‘可认识的东西')之列的."由此可见,在对自由的认识问题上,康德并不是传统以偏概全所认为的什么"不可知论者".     

庄子自由理性的特质及其影响--以"游"为中心而论

老子是"政治性的动物",而庄子则是"非政治性的动物";老子的自由主要体现为政治上的"自治",而庄子的自由则表现为精神领域的解放和超越."逍遥"和"游"是庄子的两个非常独特的观念,二者体现了庄子自由精神的基本形态.庄子以"游"和"逍遥"所确立的独特的"精神自由"、"精神乐园"和"精神故乡"极具诱惑力.庄子为中国知识阶层追求自由精神不仅奠定了"诗意性"的观念基础,而且也以自己的行动为士人树立了一个榜样.     

“自由不可知“之“知“——康德自由观评析

康德的"哥白尼式"哲学革命具有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意义。他在其划时代的伟大著作"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中对人的自由首次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考察,详细论述了"自由不可知"这一问题的提出、"不可知"的原因及其真正涵义。在康德看来,自由之所以不可知,是因为它是一个理性概念,用知性感念是不能认识的,它不是知识的对象;但"自由是道德律的ratio essendi[存在理由],道德律是自由的ratio cognoscendi[认识理由]。"这是自由作为理性概念的实践理性价值之所在,同时,人们可以用反思判断力把握自由,在此意义上,自由——"这是在纯粹理性的一切理念中惟一的一个.其对象是事实并且必须被算到scibilia(拉丁文‘可认识的东西’)之列的。"由此可见,在对自由的认识问题上,康德并不是传统以偏概全所认为的什么"不可知论者"。     

学术自由概念的归类分析与新界定

当今学者对学术自由核心内容的认识已趋近于一致,但关于学术自由的享有主体却众说纷纭.有些学者从学术自由的原初内涵出发将学术自由视为学者特权、大学特权,而有些学者则站在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立场上认为学术自由是一项公民权利或人权.本文运用语义分析法,立足于"学术"和"自由"的本真内涵,从法律权利的角度尝试性地提出了学术自由的新界定.     

论有秩序的自由——法的秩序与自由价值之均衡

以法律维护社会秩序，还是以法律维护公民权利和自由，历来是立法和执法的价值选择上的两难问题。秩序和自由所能达到的统一只能是一种动态的和谐统一。正是自由与秩序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才使得法律不断发展、演变，也才使得社会不断进步，并使社会从相对和谐到不和谐再到新的和谐。因此，中国法治建设的宗旨是生成自由与秩序动态平衡的法治，在这样的法治社会中，人们不仅能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中享受到生活的安宁，又能在自由的环境中享受到创造的快乐。     

马克思的政治自由思想及时代价值

追求人类的政治自由和彻底解放是马克思的终生奋斗目标。与以往的思想家不同的是,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审视人的自由与解放:任何政治自由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法律是对政治自由的确认,政治自由必须以平等为基础,政治自由是变革不自由社会的现实运动。马克思的政治自由思想不仅激励着共产党人和广大劳动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也为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理念和指南。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无产阶级解放的意义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都落后于资本主义社会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国家,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推进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一种新的理论成果。对于现实世界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置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这一理论背景之下,探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意义,从而加深我们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把握。     

清末民初美国女传教士与中国妇女解放

清末民初,大批美国女传教士来到中国,参与中国妇女的解放活动。女传教士所鼓吹的中国妇女的解放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彻底的真正的解放,美国女传教士对中国妇女的传教运动是一股巨大的保守势力,它加强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社会地位,而并不是一种女权主义运动,对中国妇女的革命运动起了阻碍作用。     

以自由看待权利以权利看待法治——读杨春福教授《自由·权利与法治》

杨春福教授《自由·权利与法治——法治化进程中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研究》一书综合运用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多维视角透视自由，提出“自由主义视野下的权利”，包括两层主要涵义：自由主义以权利为基础，权利以自由为核心。书中着重分析了权利的法定性，明确划分法治的显性要素和隐性要素，并将权利的概念纳入作为系统工程的法治的各个组成要素。该书锁定公民权利和法治社会两个核心概念，指出法治社会的基本标准即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理性架构，具体地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界限；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法治社会的核心评价标准，即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程度。     

“两种自由概念”探微

以赛亚·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所论述的"积极自由"至少包括以下四种含义:"自我解脱"的禁欲主义自由、"自我实现"的理性主义自由、集体和社会化形式的自我肯定、强调政治参与和"自我立法"的共和主义自由.伯林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与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无论从思想史还是哲学分析来看,"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都存在一种辩证的关系.     

重思自由——昆廷·斯金纳新罗马自由理论探究

斯金纳试图再现一种历史上曾经占有重要地位而后却逐渐衰落的自由谱系,即共和主义式的自由传统,这尤其体现在他所称之为"新罗马"理论家的思想中。新罗马自由理论从自然身体与政治体之间的类比出发,认为当政治体不能依据自身意志追求目的之时就应当被看作是一种非自由状态,而个体公民只有生活在自由政治体之中才能获得自由。这种承接了古代共和主义传统的自由理论对个体权利有着明确的关切,表现出了伯林意义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双重特性,尤其在消极自由方面,它以依附而不自由取代了干涉而不自由作为自由与否的评判标准,在依附通往不自由的过程中有着独特的逻辑内涵。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窥见新罗马自由理论由于内含未完全展现的契约主义而导致的内在张力。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文化批判思想研究

《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行动纲领,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批判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唯物史观的文化批判立场阐述了关于以资产阶级文化霸权为抗争对象、以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为实践指向、以无产阶级文化解放为价值目标为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的文化批判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的文化批判思想在根本意义上是把文化批判置于总体性革命的实践之中。     

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表现形式——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

马克思主义在其实质上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理论和纲领体系。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逻辑体系,由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三大部分组成;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实践纲领体系,由思想革命阶段、政治革命阶段和社会革命阶段构成。从实践过程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必须以时代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形式表现出来。时代化和民族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必然表征.也是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定位的根据。     

以人为本的道德哲学阐释

从历史角度,以人为本与以神为本、以权为本、以物为本相对,表征人的启蒙和解放。以人为本之根本不仅仅在于人民群众的富裕,更应指向主权在民的参政能力,以及人民群众的自由全面发展。在道德哲学意义上,以人为本是一种实践思维和价值指向,是＂单一性与普遍性＂统一的道德主体的能动精神。在此意义上,以人为本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内在承接。     

马克思的平等观及其在当下中国的意义

平等问题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众多西方学者正是以此问题为轴心,实现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政治转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三种观点:一是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他们认为马克思在平等观上完全"抄袭"了卢梭的观点;二是以柯亨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柯亨认为马克思的平等理论已经失效了,由此提出了"优势可及平等"理论;三是以古尔德和奈格里为代表的自治主义,他们认为自由和平等并不是社会关系变革的产物,而是工人自治的结果。这三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在一定程度上又误解和扭曲了马克思平等观的精神实质。     

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困境与出路——施特劳斯基于古典“最佳政体”观超越自由主义视野的反思

现代自由民主制一直推动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但它由于“道德中立”原则的困境与“公共之善”的缺失而在人性观与道德观上暴露出一种“现实主义”的危机。对此，列奥·施特劳斯指出，对现代自由民主制的批判必须要找到一个“超越自由主义的视野”，即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最佳政体”观念。古典意义上的“最佳政体”观具有一种宏大的“整全”意涵，它立足于一种高贵的人类生活方式，并试图在实现人类优异性、完满性与德性的目的指引下提供一种良善的制度安排，培育出理想的公民和杰出的政治家。因而，它能帮助我们重新审视现代自由民主制以庸俗的人类平等和个人权利为前提的理论基础、以抽象的个人自由与异质的个体幸福为归宿的政体目的、以私人利益为主导的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以搁置人的个性发展而单靠制度建设来推进政治成功的政体理念，从而为我们解决由公共精神的陨落和道德基础的覆陷而引发的自由民主制的困境与危机提供一个可能性的思路。     

重思马克思的“公民”和“公民权”概念

马克思的公民理论有独特的逻辑进路,对于思考今天公民问题的实质以及公民权的未来发展有重要启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造成了现代人的"人格分裂",人在政治国家中是社会存在物、公民、"公人"或"法人",但在市民社会中,人则是利己存在物,作为个体、作为私人而存在。仅仅在政治国家层面赋予个人以公民地位和公民权利是不够的,现代人只有从私有财产和利己主义的统治中走出来,摆脱私人、利己之人的本性,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人在市民社会中具有公民的基础和素质,才能在政治国家中成为实实在在的公民;在物质生产领域中成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主人,才能在政治国家中成为切切实实拥有公民权的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的出现,公民权的切实呈现,是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相一致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