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折冷战后俄罗斯社会时中国的看法变化及影响

中俄关系是中国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认知经历了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到“中国机遇论”的转变。这种社会认知的转变直接影响俄罗斯对华外交政策的制订,未来俄罗斯对华政策的主线将是平衡策略下的互利合作,友谊与合作将始终是双方关系发展的主流。     

日本对华援助(ODA)政策调整的原因分析

日本对华援助是在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和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要促进中日两国和平友好相处的背景下产生的,20多年来,日本对华“援助”在中国大地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谱写了中日友好的新篇章。但是,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和中日两国国内情况的变化,中日关系在逐步倒退。日本开始改变初衷,即对华援助从过去的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转向以政治利益为目的。日本对华ODA政策作了大幅调整,“援助”金额逐渐减少,而且,日本政要多次表示对华经援“总有一天要毕业”。日本方面出现了与初衷不同的做法,给两国关系正常化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欧盟对华认知变化及政策调整

本文认为,当前中欧关系的核心问题在于欧盟对华认知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包括:经济上不愿再将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而是将中国视为可能对其造成潜在威胁的竞争者;政治上对中国未能向欧洲价值观靠拢感到失望和焦虑;在安全问题上欧盟出现"美国化"趋势,即在"防范"中国崛起问题上,与美国的共同语言开始增多。欧盟对华认知发生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中欧双方实力对比和相对地位有变、美国对欧盟影响力增强。欧盟对华认知变化已导致欧盟对华政策出现一定调整,对华经贸政策更趋保守、更具防卫性和保护性,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全球性议题上强调所谓"中国责任论"等。未来中欧关系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盟对华政策调整的方向和力度。     

拜登政府的对华叙事

为确保对华战略竞争效果，拜登政府从叙事的情境、角色、情节等方面进行对华话语设计，建构了“美国领导世界抵抗中国‘威权威胁’”的主导性叙事，并采取“天使/恶魔转移”及因果故事等叙事策略，加强其说服力。拜登政府的对华叙事意在国内外塑造一种对华认同，为其对华竞争战略提供合法性，以削弱中国影响力。这种对华叙事是“东方主义”认知偏见下对中国“他者化”的体现，彰显了美国的霸权和冷战思维。面对拜登政府对华的污名化叙事，中国可对其叙事进行解构，并建构一种竞争性叙事或反叙事，以消解其负面影响。     

俄罗斯对华舆论消极方面的历史文化分析

近年来,俄罗斯媒体上不时出现“中国威胁论”的言论。这种舆论倾向在俄罗斯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而其更深刻的根源则要从历史文化层面去剖析。俄罗斯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中俄文化的巨大差异和两国交往中历史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是俄罗斯人对中国和中国人认知的障碍,也是俄罗斯对华某些不友好舆论滋长的土壤。     

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前瞻北大核心

不同于默克尔时代,德国新政府执政纲领及部分新政要对华表态尤为强调意识形态分歧和对华竞争。在近年来中西方对抗性上升、美国不断拉欧遏华的大背景下,德国对华认知趋于负面,加之德国自身政局变化以及中德经贸关系的变化,新政府或将加强对华防范与施压,减少对华战略依赖,同欧美盟友加强协调,一致对华,在经贸、科技、全球基建、规则标准等领域争夺主动权。中德关系存在波动的可能性,但由于中德经贸捆绑、西方内部矛盾、德国外交务实传统等因素,新政府将在延续的基础上调整对华政策,中德关系尚不致发生逆转。     

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与国际社会的认知

角色具有客观和主观的两重性规范。中国国际角色的客观性是依据自身实力的角色定位,但这种客观角色定位常常被国际社会错误领会和认知,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角色的主观建构与中国国际角色的客观定位有很大的偏离,从而造成中国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角色紧张和冲突。“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与这种偏离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而这些错误认知来自于美国等西方大国对中国过去的国际角色和现存国际体系评判的固化,这种固化忽视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国际角色的不稳定性,也忽视了中国国际新角色的时代背景和发展条件。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新趋势

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更为复杂。美国谋求在对华战略竞争中塑造对华经贸关系,政策制定的经济逻辑有所弱化,非经济因素的塑造作用日益上升。通过提供高额产业补贴、继续征收高关税、强化高科技打压、构建遏华经济盟友体系等措施,美国谋求增加对华竞争优势。作为回应,中国推动降低对美依赖水平,对美国对华经济制裁进行反制裁,积极构建对己友好的经贸合作关系,取得积极效果。从双边贸易、金融、投资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指标考察,中美经贸关系总体上仍在发展,但也出现下滑脱钩的趋势。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既面临美对华高关税后续发展、“脱钩断链”效果评估、经贸合作动力衰减等重大问题,也受到乌克兰危机的冲击。面对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要始终聚焦国内高质量增长,提升和强化经济逻辑在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牢牢掌握中美经贸关系变化的主动权和塑造力。     

美日韩三边合作核心目标转向：从应对“朝核威胁”到“牵制中国”

冷战结束后,美日韩三边合作针对的主要对象一直是“朝核威胁”。然而,拜登入主白宫后,三边合作开始出现“牵制中国”的转向,即主要目标从应对“朝核威胁”向应对“中国挑战”发生转移：三国干预中国台湾和南海问题的态度逐渐公开化,组建针对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同盟的意愿日益提升,在“Quad+”框架下开展务实合作的态势增强,三国各自出台的“印太战略”也呈现一定程度的“合流”。三边合作之所以会转向“牵制中国”,美国外交议程重设和战略手段调整固然是主要驱动力,但日韩国内政治变化也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在拜登政府不断充实其“印太战略”的背景下,美日韩三方联合“牵制中国”的态势可能继续维持甚至有所强化,但鉴于韩国内部共识不足、日韩关系短板依旧、半岛局势恶化倒退和“印太经济框架”内容华而不实等因素的制约,三边合作要彻底向“牵制中国”方向调整不会成功。因此,中国应以沟通为核心要义,减少美国对华战略误判,凝聚和改善中日韩关系,走出一条与美日韩三边合作兼容的共存之道。     

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目标、进展与挑战

中国对欧公共外交分别从政治、经济和认知三个层面展开，短期目标是减少政治杂音对中欧关系的不利影响，中期目标是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深化中欧对话与合作机制，长期目标是促使欧方逐渐摒弃传统对华负面认知，接受并认可中国发展道路。然而，作为“崛起力量”的中国与自视为“规范性力量”的欧盟在政治文化上的不对称，以及期望“文明复兴”的中国与宣扬“普世价值”的欧盟在价值观方面的矛盾，导致欧洲对华认知与欧中交往日益加深不成正比，制约了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的效果。鉴此，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如何提升对欧公共外交的思路。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战略回应

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目标保持了相当的连续性,即防止中国崛起为势均力敌的战略对手,但对如何防范中国崛起却充满了争论,这主要源于美国各界对“中国崛起”认知存在分歧.与此相一致,美国对华战略也经常表现出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源于其根深蒂固的战略文化和意识形态偏见,但受国际环境、利益需求和国内政治的掣肘,“认知”并不能简单地转化为政策.在中美利益高度融合的背景下,美国实际上缺少应对中国崛起的有效手段,这凸显了美国对华战略困境.     

近期美国商会对华态度的变化及影响

从尼克松时代开始,美国商会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的积极务实推动者.2017年,美国商会对华情绪出现显著变化,首次施压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措施.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上任,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后,美国商会在美国内政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政府重视倾听其利益诉求并延续其思维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利益诉求或将直接体现下一轮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主攻方向.将美国商界的经济理性注入特朗普的“公平贸易”,以加强贸易执法做法力求在核心问题上有所斩获,施压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调整核心产业政策,确保美国投资者在华获得“公平”投资机会.美国商界对华情绪变化背后原因复杂,分析美国商界对华态度演变及影响,进而掌握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变化,对中国政府准确制定对美经贸政策、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责任论"析论

国际责任是国家作为国际社会成员属性的派生物。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参与度的不断提升,“中国威胁论”难以获得足够且有力的追随者,“中国责任论”渐渐成为国际体系内主要行为体的对华主流态度,其主要宗旨在于从外部塑造中国的国际角色和影响。在既有外部期待也有内部要求的情况下,如何应对“中国责任论”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课题。     

统一德国的外交政策走向

德国统一后的外交战略目标是到本世纪末把欧共体建成欧洲联盟,使欧洲成为世界多极化中名符其实的“一极”,德国可以在这一极中称雄。与此同时,德国将积极利用国际形势变化给它带来的机遇,凭藉其经济实力,谋求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以便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与美国、日本并驾齐驱,担负起共同领导西方世界的责任。德国为实现上述外交总战略,正对西德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德国外交政策重点已从美国转向欧洲。对美国仍不放弃结盟关系,但在新形势下,决定加以修补和完善,使其具有“新的质量”。对苏联的政策作了重大调整,以条约的形式与其建立了“特殊伙伴”关系。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则是在促其和平变革中承担“特殊责任”。对中国和第三世界将保持原有的关系。现将德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剖析如下:     

试析欧盟推动对华“去风险”

自欧盟提出对华“去风险”以来，这一表述短时间内成为欧美对华政策主基调，并推动美西方对华政策新一轮合流。欧盟对华“去风险”内涵刻意保持模糊，实质上强调“减少依赖”甚至部分“脱钩”，核心手段包括提升技术实力、外国投资审查、出口管制、对外投资管控等。欧盟对华“去风险”主要受地缘政治焦虑加剧、经济保护主义冲动上升、强调统一对华立场、对华认知趋于负面、欧美对华协调加强等因素影响，将加剧对华政策的泛安全化、压缩中欧合作空间、加速欧美对华政策协调，其走向有一定不确定性，全面落地并不容易。     

越南民众对华心态评析

越南与中国既经历过“同志加兄弟”的亲密无间，也经历过兵戎相见；既有关系正常化后两国关系的不断巩固，也有南海问题带来的关系紧张。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交叉、历史纠葛与现实利益交错的背景下，越南民众的对华心态呈现出复杂而又矛盾、认同却又抵触、依赖但又警惕的特点。     

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周边外交之变:从维稳到维权

“维稳”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的显著特征,它有力促进了中国和平崛起及其周边安全.然而,随着国际体系的加速转型,以南海问题和钓鱼岛争端再度升温为标志,维稳外交遭遇到了越来越严重的逻辑困境和实践挫折,中国周边外交从维稳转向维权变得日益迫切.中国对菲律宾、越南以及日本实施的强力反制,则是这一转向的生动体现,显示维权模式的不断丰富与完善.未来维权效能的强化取决于中国“硬的更硬,软的更软”、软硬兼施,以扎实的行动和坚定的意志在周边塑造对华新认知.     

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改变了吗?——析后冷战时代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

冷战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实力的变迁以及中国崛起的现实,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也经历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这一变化过程既是美国因应国际政治格局变革的战略需要,也是两国国家行为互动的必然结果。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认知的调整突出反映了当前中美关系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复合型特点。当前中美关系发展虽然遇到了诸多困境,但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认知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是体现出一定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评估两国关系时,这一要素不应被忽视。     

欧美对华政策协调及其局限

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以及欧美对华政策的转型,中国因素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巩固跨大西洋关系以及维护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欧美加快了对华政策协调的步伐,试图围绕意识形态、经贸投资、科技创新以及全球治理等议题协调共识并采取更加一致的行动。当前欧美对华政策协调也有别于过去“美主欧从”的模式,呈现出更具机制化和更全面的新特点。在协调的过程中,欧美对华政策出现了一定的趋同,但分歧也显露无遗。欧美对华认知与政策分歧、欧盟“战略自主”倾向以及“特朗普主义”遗产的影响都将对欧美协调的深度和效果构成制约。当今国际体系的特点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也决定了欧美协调难以复制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和平共处”是欧美协调和中美欧三边关系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     

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角色构建及面临的角色冲突

根据角色理论,一国国家角色的构建需要在当前国际体系的背景下,通过内部定位与外部预期的互动才能得以实现。在互动的过程中,定位与预期往往会出现偏差,从而导致角色冲突的出现。角色冲突是国家角色构建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角色构建正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角色冲突,这些冲突不仅为中国推进周边外交带来挑战,也为与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和“命运共同体”带来一些阻碍。鉴于引发角色冲突的原因不仅涉及中国自身角色定位与东盟国家的传统认知思维,还受到来自域外守成国的影响,因此缓解角色冲突需构建一套完善自身角色、照顾他者情绪且能应对“不怀好意”冲击的“组合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