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强化同盟关系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5年4月最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使日美同盟的合作机制更为明晰,合作空间更为拓展,合作内容更为广泛。经过此次修订,日美同盟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由传统安全合作同盟变为全方位安全合作同盟,由区域性同盟变为全球性同盟,由从属型同盟变为更加平等互助的同盟,由防御性同盟变为更具进攻性的同盟。应对中国崛起已成为日美同盟的基本战略目标,不断强化的日美同盟将给中国周边安全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结构特征与历史逻辑北大核心CSSCISSCI

日美两国以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形式对日美同盟安保体制进行大幅调整。此次"指针"的修订过程反映了日美双方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认识和战略考虑,其中的中国因素尤为突出。回溯历次"指针"修订过程,可以梳理出日美同盟演变的历史逻辑,预测其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趋势,以及其对地区、国际安全环境的影响。     

美日安全合作:从地区走向全球

美日同盟是美国维持亚太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日双方已然意识到原有的同盟框架难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为此,美日通过制订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化美日同盟,加强双方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合作。然而,美日安全合作同时也面临着质疑与否定,在美日两国内,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对美日同盟的争论。未来美日安全合作将如何发展,不仅取决于日本的安全感知,更取决于美国在国内国际新形势下将会采取的战略。由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一以贯之的对日负面认知,使得日本政府和国民对于特朗普的对日政策不抱期待。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并不会撤走驻日美军,更不会让美日同盟解体,同时,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并不反对自由贸易,其反对的是无法贯彻其意志的自由贸易。因此,在特朗普总统任期中,其特有的个性和自信,将会使未来美国的对日政策打上"特式"烙印,这为美日关系的发展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美日同盟可能面临新的危机。     

美国优先对美韩、美日同盟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大力推进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理念,将公平贸易和防务分担作为解决与日韩等传统军事盟友不公平不对等关系的两大突破口,通过施压的方式,迫使后两者在经贸和防务开支两大议题上向美国让步。这种功利主义做法,引发了日韩的强烈不满,迫使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激发自主性努力以期更好地维护本国经济与安全利益。尽管美韩、美日同盟不会因此受到根本性冲击,但未来必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更多挑战。     

美日同盟中日本对美战略依附性考察

二战后日美缔结了不对等的军事同盟关系,日本在外交、安全和经济上全面依附追随美国,素有美国“附庸国”之说。日本对美战略依附的形成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思想根源,在日本战后改造和发展进程中,对美结盟带来的现实利益掩盖了对美依附产生的民族自尊心伤害,无奈接受虽不平等但符合国家利益的对美关系,成为日本社会主流认识。日本对美依附归根到底是对本国利益综合权衡的结果,当前和今后考虑是否维系对美不对等关系主要取决于四方面因素——价值认同、政治回报、经济利益和安全保障。只要上述动因不发生全面颠覆性变化,“美主日从”的基本架构难以发生动摇。同时,在美国实力相对下滑和中美博弈加剧的大背景下,日本对美心态和政策取向也会在“向心”和“离心”之间持续摇摆,同盟困境始终存在。而美国为维系全球霸权,不会放弃对日掌控,同时也会加大对日借重利用,赋予日本更大自主空间,促日分担更大责任,使日本对美依附性呈现表面上的弱化。     

试论日美关系的复杂性

日美关系并不和谐。从同盟的悖论角度看,日美关系表现了复杂性的特征。具体包括在安全保障领域的相互依赖,经济贸易领域的相互竞争和战略选择领域的相互猜疑。相互依赖包括两国互相需要和互相配合,日本需要美国保护,美国需要日本分担防卫责任。相互竞争主要源于两国经济缺乏互补,因此摩擦是结构性的,TPP之争是两国战后经济摩擦的继续。互相猜疑主要表现在战略选择方面,旧金山媾和之后,美国虽然结束了对日本的直接占领,但是一直使用着冲绳等军事基地,日本受到了控制。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一直想摆脱美国寻求自主外交。     

从美日联盟看钓鱼岛争端及我国的对策

近期,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的争端日益激烈,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事实上,钓鱼岛争端是美国为干涉东亚事务而留下的一个抓手,在当前的关日博弈中备具“纠结”,同时,钓鱼岛争端也被中美日三国看作进行战略试探的一个切入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海洋权益之争问题中发挥着“风向标”的作用。对此,我应采取适当策略加以解决。     

美日、美韩同盟比较研究--兼论美日韩安全互动与东北亚安全

文章从同盟的起源、对美战略价值的位差、非对称性的不同特征等层面对美日、美韩两对同盟关系进行了综合的比较分析,认为这两大同盟在性质与功能方面根深蒂固的不均衡性在冷战后并未消减,并将继续对当前朝核危机的解决及今后东北亚的安全机制建设产生潜在的、结构性的影响.     

美日同盟中的自主——安全交易研究

美日同盟在自主-安全交易基础上建立,之后由于两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美日的自主与安全诉求也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双方不断通过自主-安全交易协调利益。联盟成员的实力是自变量,其引起成员国自主、安全选择的变化为因变量,以此为基础,本文预设了美日联盟中自主-安全交易的三个问题假设:(1)日本自主扩张倾向明显,挑战自主-安全交易;(2)美国纵容日本自主扩张,调节自主-安全交易;(3)利益重合性是联盟自主-安全交易的基础。本文对这些假设进行了验证,总结出了非对称性联盟内国家自主-安全交易的一般逻辑。美日同盟得以不断调整并深化发展的原因不仅仅是美日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选择,更是美日之间互动交易的结果,美日通过自主-安全交易各取所需。     

试比较日英同盟与"再定义"后的日美同盟

由于地缘因素的限制,自近代以来,日本形成了即使在国力上升时期也对外结盟的政策定势.日本奉行"与强者为伍"的原则,先后同英、美两个全球主导国结盟,打压其他竞争对手,最终使自己成为了地区性大国.然而,日本在结盟过程中带有较强的自利性,与盟友的矛盾也不断增加,再加上地区力量的多元化,不断"再定义"下的日美同盟很可能重蹈日英同盟走向消亡的覆辙.     

日美同盟的强化及其影响

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不仅没有终结,反而在加强。这主要体现在:日美同盟法制框架健全化,磋商与协作机制繁琐化、紧密化,合作领域多元化。其原因涉及谋求同盟整体功能的最大化与同盟运行成本的最小化、同盟国相互约束的强化、同盟参与国国际和国内需要的强化以及同盟过去的收益产生对未来收益的预期等。美日同盟的强化对引发新的大规模对抗、合作与平等互利的经济秩序建设、以及中国和平崛起等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     

日美同盟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在历史上,日本曾经与英国、德国结盟,远交近攻,中国首当其冲,深受其害.二战后,日本与美国结盟,远交近防,曾经造成中日关系的疏远和紧张.21世纪初,伴随日本军事战略的调整,日美同盟出现一种"历史回归性变化"的趋势,这很可能引发和加深中日之间的战略矛盾.展望未来,如果日本能在美亚之间促进协调与合作,远交近和,中日关系也有可能与日美关系并行不悖地发展.     

美日同盟的转型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建构

美日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在冷战中发挥了反苏反共的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冷战后时代,美日同盟的调整对东亚安全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它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衡作用,有利于防止东亚地区危机的爆发。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东亚安全秩序并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要构建良性的东亚安全秩序,必须把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美国同盟体系和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并重,协调处理东亚安全事务。     

冷战后美日同盟:建构主义的解释

长期以来,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一直主导着人们对国家结盟问题的研究.然而,这一理论在说明和解释当代国家结盟关系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因为它忽视了观念和认同在国家结盟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利用建构主义视角对冷战后的美日结盟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美日结盟在冷战后的加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分享着观念并存在着相互的积极认同.     

拜登上台以来的美日同盟台海战略

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日同盟台海战略出现了新变化,走向涵盖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全领域威慑”战略。这种变化背后有着深刻的动因：拜登政府回归同盟战略增强了日本联美“以台制华”的能动性;新冠疫情冲击下,美日提升了台湾在东西方价值观竞争中的重要性;香港实现由乱及治后,美日更为重视台湾地缘战略的前沿位置;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也为美日关联欧亚大陆地缘热点、强化同盟并协同配合台海战略提供了外部动力。未来,美日同盟台海战略将出现美日台三方互动高频化、政治红线试探常态化、武装力量部署分散化、战时分工精细化、经济安全合作全面化等趋势。     

日美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政治多极化 趋势的增强, 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变化。日美同盟作为冷战的衍 生物, 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并没有削弱, 相反却日益强化, 这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东亚 区域合作具有双重性的影响。虽然日美同盟对东亚区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平衡器”的杠杆作 用, 但从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布局来看, 日美同盟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 严重阻碍东亚区域合作 的发展进程。因此, 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 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 积极引导日美同盟发 挥建设性作用, 规避其消极的阻碍作用     

美日台军事互动关系的新发展

进入21世纪，美国在不断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密切美台军事关系的同时，试图逐步把台湾纳入美日军事同盟体系。在美国的主导下，美日台在军事领域的合作有了长足进展，并出现“准军事同盟”性质的互动趋向。     

日美防卫技术合作演变的逻辑

防卫技术合作是日美同盟关系深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安全合作以及同盟管控的组成部分。日美防卫技术合作的进展受防卫技术合作的制度化水平和日本在同盟关系中自主化水平双重因素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前,受日本武器出口规范和技术能力的限制,日美之间的防卫技术合作以美国单方面援助日本为主。其后,日本在技术上取得较大突破,开始在对美技术合作与自主技术研发之间寻求平衡,但技术合作制度化水平较低,影响了两国的合作。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后,日本在解禁“武器出口三原则”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能力、深化与美国的防卫技术合作,并寻求技术合作的多元化。通过日美战斗机研发合作的案例可以发现,看似日本对美国渐趋自主,但仍然难以摆脱对美防卫技术依存的困境。日美之间防卫技术合作的深度以及日本防卫合作对象多元化的广度将是影响日本未来防卫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日本新安保法对日美同盟的双重影响

日本新安保法是其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制度依据,在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专守防卫原则同时,也对日美同盟的走向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新安保法为增扩日美同盟的行动范围和功能提供法律支撑,使其成为落实日美安全战略理念的平台和亚太安全网络体系的核心;另一方面,日美因各自战略利益及对国际安全干预的成本承受能力等不同,两国在同盟框架内出现错位和互不协调。新安保法可能会在盟国、国民和地区他国三个层面削弱日美同盟的依托基础。日本新安保法无益于地区安全,也无助于维护地区势力均衡,却可能会成为地区冲突的推进器。     

美日同盟的出现与冲绳问题的产生

近数年来,围绕着驻冲绳美军基地,特别是普天间基地问题,美国、日本中央政府、冲绳地方政府两国三方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和争执。冲绳的民众为支持地方政府的政策再次掀起要求美军基地撤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战后以来冲绳人一直在抗争试图减少基地甚至是实现无基地化,60多年过去了,冲绳仍然生活在基地当中。那么,冲绳问题在战后之初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从美日同盟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可以看出,美日同盟的出现导致了冲绳问题的产生。《旧金山对日和约》结束了日本被占领状态,同时《美日安全条约》的签订确定了美日安保体制的法律框架,对冲绳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旧金山对日和约》第三条也成为美国统治冲绳的法律依据。也就是说,《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全条约》结束了美日之间的敌对关系,并开启了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与此同时,美日安保体制的确立也就意味着冲绳问题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