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地间官员流动、信息优势与政策试点——以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例

【问题】政策试点被认为是解释中国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并实现经济腾飞的关键。已有政策试点理论主要基于经济增长实践提出,然而对于强调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尚缺乏充分解释。在复杂的央地关系格局下,哪些因素影响了可持续发展试点选择?中央政府为什么能够有效激励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方法】论文以中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例,通过对试点选择过程追踪及关键节点分析,结合文献研究等方法,识别影响政策试点选择的因素及影响机制。【发现】论文发现,央地间官员流动形成的央地网络是影响政策试点选择的重要因素;基于央地网络形成的信息优势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试点选择的重要机制,并为地方政府参与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带来激励。【结论】本研究基于非传统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探讨政策试点理论,回应了央地关系及政策试点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实证了网络关系对于政策试点选择的影响,并提出了信息优势机制,为推动不同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行的"中国经验"。     

从关系治理到共同体建设:重建医患信任的协同路径

医患信任本是技术信任与道德信任的有机统一,但生物医学模式使得医患之间的"关系"成为无足轻重的边缘变量,而使得医患信任只靠技术信任维系。同时,医患矛盾并非只是医患群体之间的矛盾,而与其根植的社会文化与医疗体制密切相关。当健康成为国家治理的公共目标,体制力量已经成为形塑医患关系的重要力量,医患关系的治理也就超出"行业自治"的范畴,而成为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本质考验。为此,需要实现从简单的"医患关系治理"的局部治理思维到"医患共同体建设"的协同治理思维的根本性转变。其中,医患共同体是医患群体、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共同协调合作构建的蕴含着情感道德和一致目标的自洽的运行系统。只有充分协调其中涉及的行政、司法、财政、民政、市场机构和社会组织等不同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并建立起价值共识,才能为缓解医患紧张提供系统化的解决方案。     

立法目的的历史性变革——从“立法治民”传统到“立法为民”原则的确立

中华大地早期国家"立法设刑"的目的是"治民",统治者是治国理政的主体,民众是被治理的对象,法律则是治民的工具。在儒、法两家为主的先秦时期统治指导理论中,上述理念都是一致的。虽然自先秦以来,"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思想一直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据有一席之地,但即便是一直主张"以民为本""民贵君轻"的儒家,也从未认为民众不是居于受"治"的非主体地位,因而传统文化中的"以民为本"在历代统治者心目中仅仅是一种治国理政时的策略和手段,这种形成定势的传统思维作为历史积淀对新中国的法治进程一直发挥着负面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强调坚持人民在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提出了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本质上不同的"以民为本"的理念。将"立法为民"确立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性原则,写入了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党的十九大报告又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确定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进一步确立了以"立法为民"作为立法目的这一新时代的新思维,完成了立法目的历史性大变革,在中国法治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必将发挥重大的现实作用。     

政策网络视角下的区域行政协议运行研究

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区域地方政府间通过缔结行政协议形成一体化发展,但考察区域行政协议运行效果不能只局限于地方政府之间,需要在上级政府、区域地方政府以及非官方力量等多元主体形成的政策网络中分析区域行政协议运行。因而,区域行政协议的行动者及关系网络、区域行政协议主体资源及行动策略,既能够呈现各地区域行政协议不同运行效果的原因,也能够为区域行政协议运行的契约运行机制和主体契约精神提供基础。     

论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主体制度

主体制度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重要制度,从"二元主体"发展到"三元主体"是其基本的演进路径,但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受市场机制在国家治理中的影响程度不同,其范围及权利义务迥异。在我国这样市场机制发展不充分的国度,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主体制度是迫切而又棘手的课题。基本解决之道在于紧扣国家改革推进政策,紧密结合国情,科学界定主体的范围及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在此基础上采取完善立法、事业单位改革以及公众参与等多种措施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主体制度。     

国家应该花多少钱用于健康?——卫生投入与健康结果的文献评估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一个世界难题。中国自新医改以来政府投入巨大,但卫生投入究竟应该增加到多少仍缺乏明确目标,而世界各国卫生投入规模差异较大,缺乏有效的参照标准。是否有方法可以评估一个国家适宜的卫生投入标准?论文梳理了计算卫生投入的经济学方法及评价标准,指出卫生投入规模的确定应以健康结果而非经济增长为目标,两者关系可通过健康生产函数来估计。但已有文献中,通过健康生产函数估计的卫生投入与健康结果的关系并不一致,论文进一步厘清了影响健康的社会经济地位、环境与生活方式、卫生保健与政治制度四个主要的因素,并分析了出现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即卫生投入规模的结构突变点存在的可能性。     

建立与卫生监督执法相适应的卫生检验体制

一、健康相关产品检验机构在卫生监督执法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五大确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切政府机关和政府部门都必须依法行政,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在今年的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上,张文康部长的工作报告在讲到依法行政,职能转变这个问题时,指出"实现职能转变,要求卫生行政部门政事分开,依法行政"、"长期以来,作为卫生行政     

多样性管理、心理福利与公务员的周边绩效——基于美国联邦政府的调查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少数族群进入美国联邦政府的管理层,公共管理学术界和实务界开始关注多样性管理的影响,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多样性管理对公务员任务绩效的影响,鲜有文献深入研究政府部门多样性管理与公务员周边绩效的关系。论文根据已有的多样性管理理论、心理福利理论、周边绩效理论和程序公平感理论,首次以美国联邦政府为背景实证检验了多样性管理与公务员周边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心理福利、程序公平感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调节作用。以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421 748名公务员的大样本调查为依据,研究发现:多样性管理能够显著影响公务员的周边绩效,且心理福利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程序公平感在多样性管理与心理福利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论文的研究结论有利于丰富政府部门多样性管理的理论研究,并且为政府部门提高员工周边绩效提供了有价值的政策启示。     

地方政府竞争压力、行业同质性与商会的政策参与空间——基于昆山与厦门的比较分析

为什么不同地方相同外资商会的政策参与会有重大差异?为什么外资商会在相同地方不同时期的政策参与也存在显著区别?通过对昆山与厦门的控制性比较,基于田野调查、地方志、回忆录、统计年鉴等资料数据,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与商会内中小企业的行业同质性是两个重要的解释变量。这两个自变量的不同取值组合形塑了四种商会的政策参与空间:开放型、封闭型、政府主导的有限开放型和商会主导的有限开放型。论文主要贡献包括:第一,尝试提供一个关于地域与行业特征的视角;第二,以往研究多以民营企业商会为研究对象,少有针对外资商会的研究;第三,既有文献主要采用的是统计研究与跨案例比较研究,而少有将跨案例与案例内比较相结合的研究设计。通过以上的比较研究,论文为理解当代中国地方政商关系的形成路径以及地方营商环境的变迁与改善均提供了有益启示。     

论商业信托法律主体地位的确定

商业信托是商事信托的一种具体形式,商业信托具有偿性、组织性及财产独立性等法律特征。赋予商业信托法律主体地位实际上是国家立法政策及价值选择问题,在理论上不存在障碍。美国的成文法商业信托取得完全的法律主体地位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选择。随着商业信托在中国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应当逐步规定商业信托的法律主体地位,这有助于解决商业信托领域中存在的信托财产所有权、受托人有限责任、商业信托正确设立等方面存在的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     

十年卫生法学研究论文及著者统计分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卫生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卫生法学研究活动的真正涌现则起始于85年左右。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卫生改革已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很有必要对以前卫生法学的研究情况做一下全面的总结,以利于今后卫生法学研究的发展,为此,本文对1985-1994年期间刊登在《医学哲学》等九种期刊上的卫生法学论文及著者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一、资料来源和方法卫生法学方面的论文主要刊登在《医学哲学》、《社会医学》、《中国医院管理》、《中华医院管理》、     

跨越参与鸿沟:数字不平等下的在线政治参与

从数字不平等的视角出发,论文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差异与在线政治参与之间的内在联系,即试图分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由于各自偏好的网络使用类型,是否进一步强化了"参与鸿沟"。文章利用2011—2012年对10个城市在职网民的调查数据,结合了社会经济地位和使用心理以及行为变量的分析,结果表明,虽然互联网使用鸿沟明显存在,但是以娱乐互动为中介的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低教育人群的政治表达,而且独立于社会阶层影响的娱乐互动效能也能够增强互联网使用者进一步去获取政治信息的行为。但是高社会阶层在网络政治参与中信息和互动的双重优势,潜在地可能给予他们在公共议题上的引导性权力。最后,论文对中国互联网实践中这种网络政治生态及其政策内涵进行了讨论。     

地方政府网络：理论基础与研究前沿

地方政府网络是地方政府之间或地方政府与帮助其履行职能的其他行动者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是地方政府行动者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一种自组织方案,在公共服务供给、公共事务治理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网络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论文介绍和梳理了地方政府网络的概念与基本内容、相关理论基础、研究传统以及研究前沿等。作为公共行政研究的一个新兴的研究子领域,地方政府网络研究在中国的情境下具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挖掘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基于已有相关研究的梳理,论文对中国情境下地方政府网络的研究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要通过严谨的实证研究设计来加强中国地方政府网络的相关研究;二是需要结合前沿的网络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既能够与国际理论进行对话,又能够有效解释中国地方合作实践的理论框架;三是未来地方政府网络研究需要将不同类型的网络视作复杂网络关系系统的不同侧面,来分析这些网络之间的互相影响和演化。     

政治变迁中的养老金改革:对中国台湾经验的反省

中国台湾国民年金的规划及发展长达十五年,1993年"内政部"社会司邀请学者专家及政府相关单位共同组成"国民年金制度研议小组",开启国民年金在政府部门的大门。其后历经数届政府部门的规划协商,最后才于2007年通过三读实施。论文从政策过程的分析视角,说明民主化过程的中国台湾政治生态,如何影响了养老金改革的理念与制度形成,借此检视民主政治中的社会政策形成过程。反省中国台湾养老金改革的经验,可以丰富我们对于东亚养老金改革的理解,并在这个基础上与现有的养老金改革研究文献对话。     

社会网络分析之犯罪学意义

社会网络分析是西方社会学领域关于社会结构的一种崭新的观点和研究范式。社会网络分析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人生活的影响,着眼于用关系的思维方式解释社会。社会网络分析为犯罪原因论的整合、犯罪对策的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因而具有重要的犯罪学意义。总体而言,社会关系网络对犯罪生成起着一种抑制作用,但少数情形例外;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其不同特征,对该时期的犯罪生成与犯罪控制也就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可以从社会网络角度对现行刑罚体系、相关社会政策及潜规则等做法进行反思。     

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论纲

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十分复杂。在理论上国内外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认识。从中国的实践看,两者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化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法律和政策有不同的定位和分工,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来,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曾经发生过很多次的换位,政策相对于法律的地位作用也因为时间、空间、法律完备程度和法律权威程度的不同而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发展变化既改变了政策本身,也改变了法律或者法治。从应然的追求看,在宏观意义上,刑事政策优位于刑法;在规范的层次上,两者有各自发挥作用的界域,应各就各位,互不替代,但应相互制约,协调发展,相互推动,共同进步。两者关系的核心应是在区别两者前提下的互动的制约与促进关系。     

浅谈中国对外贸易中非自然人主体的法律援助对象地位的确立——由欧盟对中国皮鞋反倾销案谈起

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国际贸易往来不断加强,中国企业在对外交往中也越来越多的遇到反补贴,反倾销等法律上的难题,而中国对外贸易主体的多元化以及新兴性决定了其在对外交往的法律应对中的弱势地位。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一种对"公民"的法律救助,是否可以将非自然人主体作为其援助对象,为中国企业在对外交往中提供法律支持,是改变中国企业在对外交往中弱势地位的一项可行的办法。本文在分析了法律援助对象概念,发展历史及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将对外贸易中的非自然人主体作为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的理念,并提出了初步的立法构想。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土地政策的历史回顾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探究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政策,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三农"问题,对于新时期如何加强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提供有益的思考.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地位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地位是由其在网络上所发挥的功能所决定的。当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信息内容的提供者直接参与信息交流时,即其在充当网络内容提供者的角色时,其实际在版权法中居于信息"发布者"的地位;当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提供电子邮件账号而充当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时,其仅起到一个"传输管道"的作用;而当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主机服务提供者时,其法律地位是介于发布者和传播者之间的一种新型信息主体。     

对当代行政法主体双方地位平等的认知——从行政相对人的视角

在我国当代行政法中 ,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多样化行政法律关系的出现 ,形成了行政相对人同行政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总体平衡结构 ;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全面扩展 ,展现了行政相对人权利与行政主体权力已具有的对称性 ;而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积极作用的形成和发挥 ,则显示了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的均势形态。所有这些都表明行政法主体双方地位总体平等的发展走向 ,这也是行政活动走向法治化、民主化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