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民粹主义兴起与欧盟内部分化

自2004年加入欧盟时起,中东欧十国经历了全面的政治经济转型与改革。它们从欧盟获益良多,但同时也不乏历史遗留的伤痕和对改革后果的不满,由此酝酿成为中东欧民粹主义兴起的社会基础。2010年以来,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英国脱欧等事件对欧盟现行体系造成严重的冲击,加剧了欧盟与各成员国的离心倾向。民粹主义迅速演变为中东欧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难民问题则是该浪潮掀起的导火索,它导致具有特殊民族文化背景的"新欧洲"和坚守欧盟价值观的"老欧洲"关系的紧张,而迄今国际舆论对老欧洲民粹主义的关注远甚于对"新欧洲"民粹主义的重视。本文力图探讨民粹主义在中东欧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以及它在欧盟内部愈演愈烈的分离倾向中的作用,由此来理解民粹主义的演进趋势。     

欧洲保护主义的兴起及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

近年来,在民粹主义、政治极化、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助推下,欧洲保护主义日益兴起。出于维护欧盟规则、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经济主权和产业利益的考虑,加之中欧之间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矛盾,欧洲保护主义者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重要目标。欧洲采取的加强投资安全审查、不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增加对中国投资基建项目限制等措施,令"一带一路"建设在欧洲面临阻力。在短期内,欧洲对"一带一路"的防范难有实质性改观,但从长远看,不排除中欧在"一带一路"建设上达成共识。     

转型时期斯洛伐克民粹主义探析

1989年政局剧变后,中东欧国家开始了多重转型进程,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等诸多领域.如今,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已成为北约与欧盟成员国,但具有激进性和煽动性的民粹主义在这一地区得到复兴,而斯洛伐克的民粹主义最为成功,影响也最为深远.本文从民粹主义在斯洛伐克的表现形式、长盛不衰的根源、对政治转型的影响以及中东欧背景下的特点等方面探析转型时期斯洛伐克的民粹主义.     

冲击与回应: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犹太社团的转向

极化是当前美国政治的显著特征之一，宗教文化领域的深刻分歧和左、右民粹主义的兴起是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重要驱动力。严重极化的政党政治导致美国“民主衰退”,破坏了美国犹太社团赖以实现繁荣和安全的整体社会环境，沉寂已久的恶性反犹主义重新抬头，支持以色列的两党共识松动。在政治极化加剧的情形下，反对反犹主义和支持以色列这两项议题则具有“党争”含义，也不再能轻易兼容调谐。与此同时，犹太教非正统派群体和正统派群体之间的极化趋向也更加明显，包括新保守派在内的非正统派群体对民主党的认同和支持进一步加强，而正统派群体则加速向共和党保守势力偏移。两者在塑造美国社会政治、应对反犹主义、支持以色列等重要议题上的分歧加剧。美国犹太社团的非对称极化态势已经形成。     

民粹主义的三个维度──以特朗普民粹主义为例

民粹主义具有多种样貌,存在多个阐释维度。本文通过剖析美国特朗普民粹主义,从制度基础、内在结构和政治风格三个维度考察民粹主义。其一,民粹主义是一种现代民主政治现象,是民主政治永恒的"伴影"。民粹主义孕育于民主体制内部,但民粹主义者对民主的理解是简单肤浅的。特朗普民粹主义显示,民粹主义可发生于任何民主阶段,西方所谓的成熟民主体制也不能免疫。民粹主义未必反精英、反建制,但反多元自由主义。其二,所有的民粹主义形态内部都存在一个由民粹主义者所构建的"人民"与"他者"的对峙结构。特朗普的"人民"以白人中产阶层为主。他通过挑战当下的"政治正确"塑造他的"人民"。其三,民粹主义具有独特的政治风格,即"快感政治"。特朗普以网络新媒体为主要平台,发布大量负面情绪性言论,传播各种谎言,让真相变成"后真相"。研究认为,应认真对待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不仅应当被还原为不具有意识形态内核的一种政治思潮,还应将民粹主义者与其支持者、民粹主义者提出的问题与其解决方案区分开来。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欧盟区域观调整及对欧亚秩序的影响

近年来,欧盟对自身和外界的认知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欧盟的区域观出现显著变化。欧盟区域观的变化,与欧盟内外环境变动密切相关,实为欧盟主动或被动应对内外大变局的一个侧面,塑造着未来欧盟乃至世界其他区域的秩序。欧盟区域观的一体两翼是区域一体化和区域间合作的双重逻辑,基于“欧洲中心主义”与其他区域打交道。2022年初爆发的俄乌冲突加速欧盟区域观的变化,并带来构建区域秩序的路径和方式的调整,具体体现为欧盟区域观在区域一体化逻辑和区域间合作逻辑之间的激烈碰撞,以及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工具手段之间的此消彼长。在欧亚区域,欧盟的区域观尤其是区域秩序构建路径面临的冲击最为剧烈。欧亚区域正发展为一个权力博弈和理念交融并存的秩序空间,并呈现出一体化与碎片化、合作与竞争共存的复杂态势。未来,欧盟的区域观在欧亚秩序的构建过程中将不断评估并校准。     

拉美民粹主义对民主影响的实证研究

民粹主义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学界对拉美民粹主义是民主的修正还是威胁进行了大量的定性讨论,一方面民粹主义可以推动被边缘化民众的政治参与、建立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联盟、促进改革议程上关键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却会忽视少数人的权利,会损害政治机构(如政党和议会)和非选举机构(如中央银行或监察局等组织)的合法性和权力。本文基于9个拉美国家1986—2016年的数据,采用了多个随机效应模型,并在模型中加入了公民社会作为调节变量,对民粹主义和民主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民粹主义执政党对民主会产生消极影响,民粹主义在野党对民主会产生积极影响,并且后者的影响大于前者。另外,公民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减弱民粹主义执政党对民主的负面影响,但对民粹主义在野党的调节作用较弱。由此可见,以不同民粹主义角色为区分,民粹主义对民主同时具有双重影响。准确把握不同民粹主义角色与民主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民粹主义的认识,还有助于正确处理民粹主义的问题。     

美国重返中东欧及其影响

特朗普政府将中东欧地区视为应对大国竞争的战略立足点,重返迹象明显,高层互访的频率提升,多领域合作强化,价值规范输出方式有所转变。美国重返中东欧既有应对欧洲内部秩序变迁的因素,也暗含巩固势力范围、对冲中俄影响力之意图,乃是美国大战略调整的延伸,其不仅弱化欧盟战略自主,还一定程度上损害跨大西洋纽带关系,阻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     

英国脱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对于英国脱欧,应特别关注两方面问题.一是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势力的兴起及其给西方国家政治生态所带来的变化;二是脱欧对英国本身、欧盟的巨大冲击.脱欧对于英国经济、政治、统一、国际地位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而欧盟发展前景则可能因为英国脱欧而更加黯淡.欧盟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攸关其前途命运.中国需要根据英国脱欧导致的经济关系变化进行相应政策调整,努力推动中英、中欧关系继续向前发展,以促进双方经济增长,更好地造福于双方人民.     

美国与拉美民粹主义的主要区别与左右分野

民粹主义在美国和拉美地区具有不同的发生和发展史。与在拉美不同,民粹主义在美国起源时间较早,但发生频率较低,持续时间较短,彼此关联性不强,影响程度较弱,激进程度较轻。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民粹主义的“拉美化”倾向。民粹主义在美国和拉美有很明显的左右分野,左翼民粹主义在拉美长期占据主流,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则是主要形式。在与何种类型的左右翼结合、是否与民族主义结盟、集权程度等多个方面,这两个地区的左右翼民粹主义也存在较大差别。目前,美国和拉美的左右翼民粹主义正在同时崛起。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可谓集美国的左右翼民粹,尤其是极右翼民粹主义之大成。民粹主义说到底是民主政治的民粹化,源于大众民主政治的内生问题。美拉民粹主义的重要差异,主要来自两个地区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和选举民主机制,以及民主体制不同性质和程度的政治衰败。美拉民粹主义左右分野的背后,实质上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不彰所致。具体而言,是自由议程与平等议程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因此,必须认真对待左右翼民粹主义,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同时还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主权欧洲”:欧盟向“硬实力”转型?

面对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深度重组,欧盟在“主权欧洲”的话语体系下推动对外战略转型。多边主义多重受压、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以及大西洋联盟频现危机是欧盟战略转型的外部推动力量,而一体化的多重危机则是其转型的内部根源。欧盟所追求的“主权欧洲”并非进一步从成员国寻求主权让渡,而是意在提升在大国博弈中的地位。为实现上述目标,欧盟希望成为国际社会的地缘政治行为体,强势推进维护多边主义新方略,寻求平衡的跨大西洋关系,并推动一体化的外向性突破。欧盟的战略转型进程在决定其内外政策走向的同时,将会对世界格局和秩序演变产生重要影响。     

论重建欧洲国际法律秩序的司法进路——基于欧洲法院实践的考察

《欧洲联盟条约》承诺欧盟"严格遵守和发展国际法",但最近欧洲法院处理的几起案例过于强调欧盟法的自治性,引发了对于欧盟是否继续"拥抱"国际法的担忧。欧洲法院的司法实践表明,欧盟法律秩序的产生和演进是欧盟重建欧洲国际法律秩序之努力的基本内容。近50年来,欧洲法院首先利用国际法律秩序促成欧盟法律秩序的产生并树立其相对于欧盟各成员国国内法律秩序的高度权威,同时借用成员国国内法律秩序,确立欧盟法律秩序相对于国际法律秩序的独特性和自治性,再以不断强化欧盟法律秩序的自治性的方式,试图逐步向欧盟法律秩序与国际法律秩序在欧盟范围内并存、欧盟法律秩序优于国际法律秩序及最终影响国际法律秩序未来发展的欧洲理想迈进。是否"拥抱"国际法服务于欧盟的这一总体目标。     

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理论与实证探讨

学术界对于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将其看作一种与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凯恩斯主义直接相关的经济模式或经济政策,以推动工业化、政府干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注重收入分配等为特征;另一类是从政治角度出发,将其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政治策略、政治话语、政治逻辑、政治风格等,各有侧重。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起源于对19世纪晚期大都市革命的威权本质的反抗,同时在文化传统上受到克劳泽主义的影响。政党体系和公民社会不发达的政治体制、极度的收入分配不均和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为拉美民粹主义培育了土壤,使民粹主义在拉美历史上几度兴衰,呈现出强大的历史韧性。民粹主义既包含有利于民主的因素,如揭露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弊端,以人民主权的名义扩大政治包容和参与,也包含不利于民主的因素,如权力过度集中于领袖,忽视民主程序和社会多元化,具有一定的政治排斥性等。这种矛盾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民主传统与民粹主义的民主传统之间的内在紧张性。     

变动的地缘政治与中东欧地区

无论是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还是策源东进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研究,都将中东欧地区视为控制欧亚大陆,甚至整个世界的关键.在冷战时期美苏对峙的格局中,这一地区也被视为处于两极潜在冲突最前沿的重要地带.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战略意义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中东欧地区地缘政治价值不仅充分反映在不同的地缘政治学说中,也在现实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得到了印证.     

美国民粹主义新动向及其影响

当前美国民粹主义强势抬头,左右翼民粹力量同时发力,渗透主流政治,冲击美国内政外交诸多传统,民粹主义开启的政治权力再分配尚未完成。美国民粹主义有其产生的内在根源,包括经济不平等加剧、人口结构变化不利于白人传统优势地位、中下层白人和精英之间的政治裂痕加深、社会"弱势群体"对奥巴马执政的反弹等。美国民粹主义并不必然"反华",但它与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同步升温值得警惕。民粹主义与"反华"舆论有相通的经济和文化根源、相近的思想逻辑,且都有被精英政治利用的一面,我们需要警惕和预防两者的合流。     

欧盟制宪进程新变化探析

2007年6月,欧盟制宪进程重新启动,标志着欧洲政治一体化出现新的转机。对比此前被搁置的欧盟制宪进程,此次欧盟制宪重新启动孕育着一些新的变化,将再一次修正欧盟超国家权力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平衡,重新厘定欧盟内部权力结构和秩序。     

北欧民粹主义政党发展新动向

近些年来，北欧民粹主义政党不断发展壮大，呈现出诸多新变化：在政治舞台上，逐渐上升为各国主导政治力量；在政策纲领上，趋向温和，并重塑议题竞争空间；在组织形式上，借助网络等新媒体扩大影响，并实现跨国联合化。北欧民粹主义政党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需求侧包括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影响等因素，供给侧包括政党体制、民粹主义政党策略和领袖魅力等因素。北欧民粹主义政党的新变化将加剧北欧政党政治碎片化，推动北欧主流政党民粹化和民粹主义政党主流化，影响北欧国家传统自由民主政治和政府政策制定，冲击欧洲一体化进程。未来，北欧国家民粹主义发展前景仍存在一定变数。     

东南亚民粹主义的形态分析:躁动的民主

东南亚国家从威权走向民主的政治发展之路曲折动荡,面临宪政民主、经济增长、分配公平、民族和解等诸多艰巨任务,这条路各国走得不尽相同,但是,一个大致相似的经历是,民粹主义是其间影响最为广泛和冲击最为强烈的政治考验。东南亚民粹主义涵盖了该地区普遍存在的各种大众政治现象及其背后的精英政治,它在民主的躁动中萌发,在精英的博弈中成型,展现出3个层面的形态,一是强调分配正义的福利导向,二是突显阶级政治的左翼色彩,三是基于政治竞争与生存安全的策略选择。相比于欧美和拉美,东南亚可谓民粹主义的新发地,有着丰富的本土体验与独特的区域特色,东南亚民粹主义的整体性视域有助于探索该地区的政治共性与民粹主义区域特质。     

泰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

泰国自1932年建立君主立宪制以来多次历经军人政权与民选政权的交替，形成了政治恶性循环。近年来，“红衫军”与“黄衫军”围绕着泰国政权更是频频展开各种政治斗争，泰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倾向不断加强。本文旨在通过泰国政局中的频频上演的“红黄对决”为切入点，揭示泰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表现，剖析泰国政治民粹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其对泰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危害。     

巴西经典民粹主义的实验(20世纪初至1964年)

20世纪初,巴西城市化和工业化迅猛发展,引起社会结构的变革,为以佩德罗·埃内斯托·巴普蒂斯塔、若泽·阿梅里科、阿德马尔·德巴罗斯、卡洛斯·拉瑟达、莱昂内尔·布里佐拉等地方政治领袖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改革者的出现提供了条件。热图利奥·瓦加斯、儒塞利诺·库比契克、雅尼奥·夸德罗斯、若昂·古拉特等巴西总统也体现出明显的民粹主义政治风格。他们虽然在意识相态、政治立场等方面大相径庭,但都以个人魅力、社会改革的纲领和实践动员无组织的底层民众,赢得大量支持并上台执政。20世纪中期巴西经典民粹主义的实践对于推动政治参与的扩大、促使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改善收入分配方面也有所作为,但是,在推动民主体制的制度化建设、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等方面收效甚微,由此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导致20世纪60年代中期民粹主义政治被军人建立的官僚威权主义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