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劳动”不能创造总价值──与方华同志商榷

《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刊登了方华同志《劳动价值论新探》一文，读后令人颇收教益。但是，方文（下同）依据其“总劳动投入形成总价值、即总劳动投入多少总价值就创造多少”的理论“新基点”得出“金融劳动、科学文教劳动、行政国防劳动等社会必需、有效的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因而也创造价值”的结论（在当前劳动价值论的话题中，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读后尚存疑虑，主要分歧在于：方文所谓的“总劳动”（包括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是否能创造经济学意义上的总价值？现就此问题向方华同志作进一步的请教。一…     

也谈“腐败性质”问题──与杨三省同志商榷

也谈＂腐败性质＂问题──与杨三省同志商榷刘德明杨三省同志在《腐败性质辨析》（见《党校科研信息》９５年第２０期）一文中提出了＂腐败乃权力自身滋生的一种异化行为……不存在阶级属性＂的看法。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杨三省同志认为，腐败与剥削阶级政权并没有内在的必...     

智能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智能观──与丛大川、郑治两同志商榷

智能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智能观──与丛大川、郑治两同志商榷郭凤海一、回顾：智能哲学的提出《岭南学刊》１９９４年第５期发表了丛大川《智能史观刍议》（以下简称《刍议》）、１９９５年第２期发表了郑治《智能史观与唯物史观一致吗？──与丛大川同志商榷》（以下简...     

我对“对象”的认识——兼与秦岭、恽重两同志商榷

读秦岭同志的《区别开两个“对象”》和恽重同志的《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研究对象究竟应该是什么?》(见本刊1992年第6期,以下简称“秦文”和“恽文”),颇受启发,不过,对于两文的结论,笔者不敢苟同。秦文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研究对象是思想政治工作;而恽文则主张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此外,还有人把人的思想、心理、行为看     

也谈“民主集中制”——与王欣新,赵向阳两同志商榷

看了10月17日王欣新、赵向阳两同志的《“民主集中制”之我见》一文(以下简称王文),不禁钦佩作者勇于探索和大胆创新的精神。但对文中的一些观点却不敢苟同,特提出来商榷。第一、莫把“民主制”与“民主集中制”划等号“民主”在我国是一个多义词,由于人们在不同场合、不同条件下使用,便产生了众多的理解。但从其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意义出发,应把民     

也谈工人阶级的界定──与崔在莹、罗虹霞同志商榷

也谈工人阶级的界定──与崔在莹、罗虹霞同志商榷徐志平《理论探讨》１９９４年第１期刊登了崔在莹、罗虹霞同志的文章《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的界定》，该文探讨了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的内涵，并划分了内部层次。笔者拜读后，受益匪浅。但有两个问题笔者认为需要商榷，...     

两点质疑——与张维达同志商榷

吉林大学张维达同志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论述第五部类内部的交换时说:“第Ⅱ部类在价值上和实物上补偿可变资本5O0V和剩余价值500m部分,通过第Ⅱ部类内部的交换,卖给本部类工人和资本家消费资料就可得到实现。”(张维达主编《政治经济学教科学》1981年8月第1版,第135页)这一论述有两点值得商榷。     

领导哲学基本原理等问题之探讨──与徐仲华、孙申、韩澍同志商榷

领导哲学基本原理等问题之探讨──与徐仲华、孙申、韩澍同志商榷陈祖耀徐仲华、孙申、韩澎三同志在１９９３年第４期《理论探讨》杂志上发表了《毛泽东与中国的领导哲学》大作（下面简称“徐文”）。拜读后，深受启迪，但不敢苟同。徐文所提出的一些意见和观点，是涉及到...     

论社会主体与群体主体──兼与王南湜同志商榷

论社会主体与群体主体──兼与王南湜同志商榷刘守和主体是以一定的客观存在为对象，主动发动并正在对客观对象进行认识和实践者。主体的存在形态有三种，即个人主体、群体主体的社会主体。这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由于对象和活动方式的不同而形成的。与这...     

道德、历史、商品经济——与何中华同志商榷

如何看待因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所带来的负效应,成了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对此,悲观者有之,乐观者亦有之;困惑忧虑者有之,拍手叫好者亦有之。何中华同志的文章《论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的地位转换》(载《光明日报》1988年10月3日,以下简称何文)可谓是乐观派的代表作。因为作者从哲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论证了当前经济行为中负效应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说“商品经济在道德上产生负效应,是历史发展的必要环     

“现代化生活方式”质疑--与慕维同志商榷

读了同志《对〈生活方式〉一文的质疑与补充》后,觉得文中的某些观点值得植。文章认为,在现代条件下光讲“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无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两个概念是不够的,应当提出“现代化生活方式”这个新概念未加以补充。我认为这个新概念对于我们区分什么是无产阶级生活方式,什么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没有     

辩证地理解公有制的地位与作用──与胡连生同志商榷

辩证地理解公有制的地位与作用──与胡连生同志商榷朱漪读了胡连生同志在贵刊１９９４年第１期发表的与张书印同志商榷的文章（以下简称“胡文”），颇受启发。本文从与张书印同志一致的观点出发，与胡连生同志进行一次再商榷，同时本文也是对张书印一文观点的一个补充。...     

“自由”与“权利”的概念可以并列使用——与尤俊意同志商榷

《争鸣》八四年第一期发表了尤俊意《“自由“与“权利”的概念不宜并列使用》的文章,谈了“自由”与“权利”两个概念的关系,认为法律上“权利”的概念的外延比“自由”概念的外延大,因而两者不宜并列使用。这种意见未免过于简单化。大家知道,我国新宪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宪法作出这样的规定,是有道理的。关于“自由”,人们曾在哲学范畴、政治学范畴、经济学范畴使用过它,对它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民族形成上限问题管见——与牙含章、杜玉亭两同志商榷

本文认为,民族形成的过程,实际上是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过程。各氏族、部落杂居是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基本条件,转化的完成,在一般情况下就是民族形成的标志。在蒙昧时代,既无形成民族的经济基础,也无形成民族的组织条件,更无形成民族的文化思想来源,主宰蒙昧时代的是血缘关系,而不是地缘关系。所以,说“民族形成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在民族形成上限问题的研究中,应该把古代社会形成的民族与近现代社会发展缓慢的民族区别开来。这是因为:第一、两种民族形成的历史背景不同;第二、两种民族形成的过程不同;第三、两种民族的民族特征的形成和特点不同。     

关于公有制与社会主义本质的若干思考──与张书印同志商榷

关于公有制与社会主义本质的若干思考──与张书印同志商榷胡连生张书印同志在贵刊１９９３年第５期上发表了《应否把公有制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一文。笔者读后，受益匪浅，并赞成文中的下述观点：其一，小平同志“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看成是一个运动着的社会系统，而不是...     

也谈“左”和右的问题——兼与高慧军、齐峰、韦祖松同志商榷

近日拜读了《理论探讨》1993年第1期中高慧军、齐峰的《重谈“左”和右的问题》和《党史文汇》1993年第1期中韦祖松的《“左”的几种政治涵义》。这两篇文章都有一定的深度,催人思考,给人启迪。但我对这两篇文章中的部分观点有不同看法,故写此文,与高慧军、齐峰及韦祖松同志商榷,并就教于理论界的同志。     

上海两位“严厂长”

上海有两位厂长,都不姓严。但他们带头改革,管理从严,人们说他们是“严厂长”。 质量是产品的灵魂 去年十月,生产飞跃牌电视机的上海无线电18厂,获得国家质量管理奖。 全国40万个企业,每年不过评上十来家。18厂得到这样高的荣誉后,厂里有人认为应该好好庆贺一下。然而厂长欧昌林却另外办了三件事: 一件事是,邀请47家协作厂开了两天会,成立飞跃电子产品厂际质量保证体系,使总装厂产品质量与元器件厂产品质量同步提高;     

两种“位上”观

一个人当了官、掌了权,用通俗的话说叫做在官场上有了“位子”。坐在各种“位上”的官员如何对待手中的权力,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古往今来,我们的社会虽然发生了巨大变迁,但总的说来,官员的“位上”观仍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珍惜之、慎待之,在权力面前能够克己奉公,想到为百姓造福;另一种是玩弄之、滥用之,想方设法谋取一己私利。显然,两种截然不同的“位上”观,不仅反映出官员对待权力的不同心态,而且决定了各自的价值取向乃至最终的结局:流芳还是遗臭。     

也论“抗日反蒋”与“逼蒋抗日”——与刘经宇同志商榷

刘经宇同志在《论“抗日反蒋”与“逼蒋抗日”》(见《党史通讯》1987年第7期)一文中认为: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反蒋”的口号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根本不存在“逼蒋抗日”的条件。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抗日反蒋”的口号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为什么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形势没有按着“抗日反蒋”的大方向发展,反而形成了“逼蒋抗日”的客观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