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角色进阶北大核心

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经历了适应、贡献和引领的过程，从早期引入全球气候治理规范，到调整发展模式、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议程设置和建构全球气候治理新规范，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不断走向深入和公平公正，实现了“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角色进阶。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绿色发展和全球气候治理的表述是对中国近年来在生态保护和气候治理领域工作的总结和进一步的承诺。未来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引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气候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国际气候治理规范的演进与传播：以印度为案例

国际气候治理的关键在于形成国际气候治理规范并传播到各个国家,使之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切实遵守。从国际层面上看,需要各个国家积极地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建立气候治理共识;从国内的视角来看,需要国际气候治理规范落实到国家层面,对国内政治产生积极影响。国际规范和国内政策环境的契合程度是决定规范能否在国家内得到有效传播。由于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分离与差异,二者的完全契合的并不多见,因此,国际规范的传播过程往往也是双方相互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规范和国内环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国际规范发生着变化,国家行为也在规范的影响下发生变化。在气候谈判中,印度政府不断的重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调本国远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量。但是随着气候谈判的深入以及气候规范传入国内后引起国内利益的分化,印度的气候立场有所调整,反映了在气候问题上的新认识。     

城市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

随着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以城市为代表的次国家行为体正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城市气候变化主场外交、气候城市联盟和碳市场治理这三个层次出发,研究全球气候治理多边层次的突破性进展。在全球气候治理主体多元化这一大背景下,城市在这一治理体系中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上升。城市在气候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承办历次全球气候大会;构建跨国城市气候治理网络对话和共同行动平台,以及培育城市主导的自下而上的碳市场。城市是试验性全球气候治理的先锋,其政策实践虽然基于地方,却又通过国内和跨国网络传播到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其他部分,从而推动着体系的发展和转型。     

试析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元多层协同治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模式转型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在国际权势转移、治理失灵以及全球治理自身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模式难以为继,因此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显得必要且迫切。本文在借鉴不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全球治理模式应该向多元多层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型。具体的转型路径包括: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治理理念的创新以及治理体系的互动。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对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疑虑,因此应通过能力提升、培育非政府组织发展、处理好双重国家身份的关系等方式来适应治理模式的转型,并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欧盟气候治理中的跨国城市网络

自1979年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将气候变化问题引入公众视野之后,由气候变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就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达成共识,而如何更加有效地对气候变化问题展开治理仍旧是各行为体讨论并期望解决的问题。在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中,欧盟一直积极致力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的政策制定及其实践,被视为气候变化领域的先行者和领导者,在技术革新和资金投入方面也被视作表率。1欧盟自身的独特性使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无     

气候安全与霸权护持：美国气候安全战略的全球推进

随着气候地缘对世界格局变迁影响的不断增强,气候安全逐步成为霸权护持的新型塑造变量,即霸权国以气候威胁识别与安全保障为抓手,全面提升自身在全球低碳转型中的军事、经济、制度和话语霸权。经过二十余年的气候议题安全化进程,美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气候安全战略。拜登政府将应对气候危机全面嵌入内政外交之中,通过多种路径推进其气候安全战略,包括凝聚盟友气候危机共识并启动北约气候安全框架;增强军队气候韧性以推进全球气候地缘敏感地区的军事部署;强化美国在绿色技术联盟与清洁能源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安全治理中的议题设置权与话语权;在“印太”框架下主导符合气候安全与人权规则的可持续基建标准等。但美国这种“国家安全至上”的全球气候安全拓展路径难以在国家安全目标和人类安全目标之间达成平衡,气候危机应对需要兼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发展—安全”理念基础上推进平衡、协调、包容的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新秩序。     

执政党认知、国家战略与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以中国共产党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为例

在各国相互依存更加密切但全球治理能力显著不足的时代背景下,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已成为当今世界广受关注的重大议题。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体,其与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关系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讨论,作为执政党开展内外行动基础的认知与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关系尤为如此。本文认为,执政党特别是主要大国的执政党对某一社会实践领域认知的形成与转化,在对本国的国家治理产生直接而重大影响的同时,也会通过国家的对外行为在相关领域直接甚至显著地引发全球治理机制的变化。本文选取中国共产党应对气候变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认知变迁对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影响的案例进行检验,发现执政党的学习过程及所在国家的政治结构、政治过程、政府过程等因素,对执政党认知变迁、执政党认知上升为国家意志和转化为国家战略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主要大国的执政党领导本国政府实施的积极外交行为,则会引发全球治理机制多方面、多层次的重要变化。     

全球危机治理中的大国权力模式：以中俄参与解决叙利亚危机为例

本文聚焦大国在全球危机治理中的权力模式问题,运用现实建构主义“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概念中权力的四种模式分析法,比较中国和俄罗斯在参与解决叙利亚危机过程中分别施加的结构性权力和强制性权力,以及在推动和谈进程、解决化武危机、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及与各方构建话语体系中使用的制度性权力和生产性权力,并分析其背后的动因。以中俄为代表的大国在解决地区和全球危机时,虽然在权力模式及影响作用上存在不同,但也须协调立场并紧密合作。未来中俄应在参与叙战后重建和其他全球危机治理中进一步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变革。     

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动因、进展与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将应对气候危机作为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对内推行气候新政,对外实施积极的气候外交战略,以此促进美国经济社会整体绿色转型发展、维护美国国家气候安全、恢复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层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发起“领导人气候峰会”,在联合国及七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推动气候合作;在区域层面,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推进区域气候外交的重点,充分利用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东盟合作机制等小多边平台,提升“印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双边层面,美国以欧盟为重点加强同盟友之间的气候能源合作,同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展气候外交。拜登政府的气候外交战略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之争,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使大国“绿色竞争”更为激烈。需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国内党派分歧、地方政府反对等因素或阻碍美国履行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美国同中国、欧盟等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复杂演变也可能会制约其开展气候外交行动。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与前景展望

当前,由于各国利益博弈、现实技术水平与成本约束、治理资金短缺与技术转移困难及治理机制的激励约束力不足等原因,使得全球气候治理困难重重。本研究认为,应对当前治理困境,需加快低碳技术的研发推广、完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推进碳汇交易,并构建与现有国际机制的关联机制;同时,随着国际社会对治理必要性、紧迫性的逐步认同与联合一致行动,以及全球化深入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新机遇,《巴黎协定》的执行依然值得期待。     

转型深化进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

多重制度转型改变了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成为转型国家制度改革的目标。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进程异常复杂曲折，转型国家普遍存在程度不同的治理危机。尽管不同国家的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路径存在差异，但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间的关系依然是其转型深化阶段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关键。对转型国家重构国家治理模式的进程进行研究，有助于中国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选择更为有效的国家治理模式构建战略。     

动力与目的: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身份转变的成因

本文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身份由被动参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到积极贡献的新兴大国的原因;在转变动力与转变目的分析框架中,选取国际制度和预期目标作为解释变量,分析治理身份转变的因果机制;在德班平台谈判期间,揭示中国治理身份和行为偏好转变原因。本文强调国际制度对中国外部身份认同的激励和内化作用,建构预期目标对中国内部身份偏好影响路径,认为三者在动态循环中达到内部结构均衡。     

试论无极多元国际格局对全球危情与治理的影响

本文在考察分析2011年全球有惊无险、可控的纷乱局面的基础上,深入地探讨当代国际体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其所经历的重大转型对此局面的作用与影响.认为当代国际格局的这种无极多元化发展既是导致2011年世界乱局的重要原因,也为治理这样的乱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以致2011年的全球纷乱局面有惊无险,而所有的这一切又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冲击作用.     

生物安全时代：新生物科技变革与国家安全治理

科技进步改进了人类对天然生物危害因子的操控能力,在诱发新的生物安全危害形态的同时,也赋予了生物安全客体的源头难以追溯性、生物安全主体的多元性、生物安全危害演变机理的复杂性等特点。生物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非传统安全的非传统特点。随着生物科技与生物安全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日益显著,21世纪或将成为生物安全的时代。新一轮生物科技变革及其与人类社会互动衍生的生物安全问题,已经逐渐触及人类安全观念和现代文明的内源性危机或挑战。全面提升国家生物安全能力、优化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不仅是世界各国的战略选择,也是对人类科技文明与政治文明的新探索。     

欧盟治理危机引起的嬗变与开辟的前景

欧元区债务危机及克服危机努力为一体化历史罕见.欧盟建设在这个特别的历史阶段,出现新制度密集出台、德国崛起与英国离心趋势呈现、联盟内营垒划分多样、多种速度更加定型等新特点.三年救灾奋战已使欧元区危机201 2年底出现缓解迹象,但在新的一年克服危机努力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尚需观察.     

中国与G77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分歧

G77+中国是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谈判方,多年来为推进国际气候谈判,尤其是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气候谈判的日渐深入和复杂,中国与G77之问立场出现了分化,利益协调面临困难.尽管如此,双方合作的基础仍然存在.在后续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与G77继续维持这一战略联盟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