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则刍议

以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演进为切入点,探讨分析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规定与传统罪刑法定原则的异同以及我国罪刑法定原则贯彻实施中存在的障碍,提出解决对策和公正的程序,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保障作用有着深刻的理论与实验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下的社会危害性理论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对我国传统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发展到今天的罪刑法定原则已然不是原来绝对的、纯粹形式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而包含了实质合理性的内容.因此,作为犯罪实质面的社会危害性理论与罪刑法定原则并不冲突,其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论中国古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思想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在于保障人权,适用准则是禁止类推,它与“人治”根本相分离。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罪刑法定具有本质上的异质性,我国古代的罪刑法定只是一种思想,并没有上升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而且,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奉行专制体制和人治统治,罪刑法定原则欠缺生长的现实土壤,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思想不可能发展成为罪刑法定原则,也不可能成为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     

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

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当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是三权分立论和心理强制说。其基本内容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罪刑相当原则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内容都存在较大争议。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当原则在价值取向上、立法要求上、司法上都存在一定的冲突和协调。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当原则在我国新刑法上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但在司法上,有一些问题也必须得到重视     

应然论说与实然的评说－对新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中国特色”透析与质疑

新刑法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中国特色有消极侧面，又有积极侧面，既蕴保价值，又蕴保护价值。文章从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与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检讨入手，确证了罪刑法宝原则在机能和价值定位上的执一性；只能是限制机能和保障价值。并且指出罪刑法定原则的“中国特色”体现了社会本位和权力本位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冲突。故而应予破弃，以还罪刑法定原则之本来面目。     

从毒品犯罪立法看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与背离

罪刑法定原则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为世界上众多国家推崇、采纳.我国1979年刑法一方面把宪法原则中的罪刑法定精神付诸具体化和实体化;另一方面,虽然没有明文否定罪刑法定,但很多规定与罪刑法定原则公然背离.新刑法虽然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的实际内容,并将其确定为基本原则,但在罪刑法定规则体系的实际构建中则仍然是既贯彻又背离.这在刑法关于毒品犯罪的规定中随处可见.     

公众认同视野下的刑法基本原则

刑法公众认同以刑法基本原则的公众认同为集中体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公众认同可运用法规范的预测可能性原理予以概括性说明,并通过明确性等原则得到具体展开,且可得到情理性补充说明。公众认同对罪刑法定原则提出了相对性要求。罪刑均衡原则的公众认同可得到与罪刑法定原则同样的说明。公众认同对罪刑均衡原则提出了实质性要求。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公众认同依然可运用法规范的预测性原理予以说明,且其对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同样提出了实质性要求。在刑法公众认同之下,刑法立法面前人人平等是应该而且能够实现的"神话"。保障人权和维持秩序这两项刑法价值的实现,是刑法基本原则赢得公众认同的最终依凭和落脚。     

部门法方法论的又一项新成果——评《罪刑法定的实现：法律方法论角度的研究》

我国1997年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刑事法治在刑法领域的直接体现和根本标志。然而,立法化的罪刑法定其价值有赖于在司法运作中得以实现。因此,关注司法环节,实现罪刑法定的司法化就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司法——以“医生受贿案“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罪刑法定原则和司法实践是紧密相连的,文章分析了医生收受回扣行为的性质,认为在我国确立罪刑法定的原则,必须摆脱情理、民愤对司法的影响,正确对待法律的滞后性,树立人权神圣的理念.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

现行刑法较之与修订前的刑法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明确规定了刑法的三个基本原则,其中罪刑法定原则的显得尤为重要.使得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做到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的来源入手,对罪刑法定原则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各国的立法现状及我国现行刑法确定罪刑法定原则之必要性作了粗浅的分析.     

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之探析

因现行刑法对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犯罪构成规定过于概括,因此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进行探讨.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主体只能限于特定单位;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其客观要件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的行为.     

论犯罪被害人责任

犯罪被害人责任是一个尚未受到广泛关注和接受的概念,但是随着犯罪被害人学的发展,社会互动理论、被害性理论等充分论证了犯罪被害人责任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世界上一些国家也通过立法肯定了犯罪被害人责任的存在。认定犯罪被害人责任有助于强化广大潜在犯罪被害人的责任意识和防范意识,有助于构建科学的犯罪预防模式,实现刑罚正义和社会正义。为了将犯罪被害人责任应用于实践,需要首先明确犯罪被害人责任的判断标准,然后对犯罪被害人责任进行分类,最后通过立法、司法等环节建立我国的犯罪被害人责任追究制度。     

犯罪现场和现场勘查中的理论和法律问题探讨

研究犯罪现场的定义,既是进一步深化侦查学研究的必要,同时对指导侦查实践也有实际意义。对犯罪现场进行分类,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犯罪现场,为勘查服务。对犯罪现场的勘查既是侦查人员的权利,也是侦查人员的义务。     

刑事悬赏问题探析

悬赏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之内是1999年开始的事。我国所以采取悬赏制度有其经济、文化的背景。悬赏存在着争议,但从价值取向考虑,悬赏获得了大家的认可。悬赏的法律归属于契约,是一种特殊的契约。实践部门运用悬赏应注意区别举报人的动机和保密的问题。     

构建常态环境下党群关系的良性互动机制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冲锋陷阵，带领群众与自然灾害顽强拼搏，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但我们必须承认．这次汶川大地震带来的党群关系的互动，毕竟是非常态环境下特殊背景的产物。为了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执政为民的根本方针。我们不能满足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党群关系．而是要努力构建一个常态环境下党群关系的良性互动机制。     

浅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范

城市基础设施是为物质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服务的行业总体，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般条件。进入社会转型期以来，各种自然灾害、卫生事件、生产安全及公共安全事件不断发生，城市公共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分析城市重要基础设施面临的情况，特别是对其安全有重大影响的恐怖袭击、火灾、爆炸等治安灾害事故和严重刑事犯罪等案件，发现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如构建基础设施、反恐、防爆的工作体系、运行机制、管理模式和基本框架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要充分认识建设和谐文化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科学内涵,积极探索实践路径,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论我国刑事悬赏制度的构建

刑事悬赏是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中为了快速侦破案件,向社会不特定人作出的一种以赏金换取侦查线索的法律行为。刑事悬赏的性质:私法上的法律行为;单方法律行为。构建刑事悬赏制度包括悬赏海报的制作、适用范围、赏金来源、标准、发放原则、举报人权益保护。     

警察个体行为刍议

处在公安队伍中的民警是个人体与成员体的有机统一;警察个体行为是单个民警所作出的具体行动或举止;它本质上是单个民警对正在开展或将要开展的公安业务、队伍建设及其相关联的团队活动所作出的心理反应的外表。现代组织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能够证实:警察个体行为是警察个人体的生物学层面质素、心理学层面质素互动作用、交叉整合的动态过程,同时也是公安团队组织环境影响于警察个体行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