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大行使许可采取强制措施、审判权的构建思考

依据《代表法》的规定,司法机关对人大代表采取强制措施、进行审判必须提请人大主席团或常委会许可。但是,由于法律对于人大行使许可权时审查的内容、审查的程序,对许可决定不服的救济途径等等并没有作出详细的规定,因而在实践出现了不少问题。因此,应当明确人大许可采取强制措施、审判审查内容以程序性审查为主,以实体性审查、事务性审查为辅;完善人大许可采取强制措施、审判具体操作流程及审查的期限;建立对人大许可决定不服的救济途径,以此来构建我国人大行使许可采取强制措施、审判的制度。     

是“行政强制”还是“行政强制措施”?——兼评我国《行政强制法(征求意见稿)》的命名和调整对象

我国正在起草制定行政强制法。行政强制措施在立法和行政实践中有着广泛的运用 ,然而对于这个概念 ,法律的规定不明确 ,行政法学界的认识也不一致。“行政强制措施”比“行政强制”更符合我国的立法和行政实践 ,立法应当舍弃“行政强制”的概念。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性质不同 ,不能统称为行政强制。作为同时调整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 ,我国的立法应当实事求是地命名为“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法”     

作为检察监督对象的“行政强制措施”——对党的重大问题决定文件中“行政强制措施”的剖析

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中提出对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这里作为检察监督对象的行政强制措施,不能仅限于行政强制法的范围,而应该更为宽泛,不仅包括适用于行政强制法的,还应该包括一些特殊情形以及与行政强制措施较为相似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等。对于不同类型的行政强制措施要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各异的检察监督方式,以完善的制度把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     

从“郭某华强制医疗案”谈强制医疗程序之规范

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强制医疗作为特殊程序之一的法律地位,从而为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提供了明确的程序规定,但在实践中,强制医疗程序在行为事实本身的认定、各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转化及执行和监督等环节,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从笔者办理的辖区首例强制医疗案件入手,对在该程序运行中出现了诸多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逐一分析并提出意见建议。     

从双元中心主义到一元中心主义——建构“连环扣式”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目前的三元结构构架,即羁押性措施、羁押的替代性措施以及非羁押措施,在更深层次的建构逻辑上还有待进一步科学化。分别以拘传和逮捕为逻辑起点的双元中心主义在实践中倒向一元的逮捕中心主义,反而不利于羁押率居高不下的解决。与其采取逮捕中心主义的一元构架,而以拘传为原则的一元中心主义有望为这一难题提供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这种以拘传为原则,以取保候审为例外;以取保候审为原则,以逮捕为例外;以逮捕为原则,以拘留为例外的＂连环扣式＂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以强制措施的从弱到强之逐级适用方能符合其本来应有之内在逻辑,在实践中也有望打破逮捕中心主义引发的种种困境。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适用依据的司法审查——兼论“附带性司法审查模式”的具体构建

强制措施的适用阶段是司法机关滥用公权力的集中阶段,由于适用依据违法和适用依据缺失问题,导致实践中强制措施缺少理论依据支持,也间接产生了公安等司法机关滥用强制措施的问题。对此,我国强制措施司法审查模式的构建应运而生,其具体内容应当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强制措施适用依据司法审查模式的构建以及强制措施具体适用司法审查模式的构建。其中,强制措施适用依据的司法审查模式应当是一种以审查强制措施次生依据的合法性为唯一目标的具体性或者附带性审查模式。     

从对“警力”三次递进式的认识看提高我国“警力”水平的出路

对何为“警力”,如何提高“警力”,人们在认识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中可以看出,提高我国“警力”水平的出路在于;眼睛向内,着力挖潜,向素质要警力、向公安科技要警力、向现代化物质装备手段要警力、向科学管理要警力、向群众路线要警力。并在实际工作中确立以下指导思想:一,树立社会治安要走社会齐抓共管道路的思想;二,确立挖掘内部潜力为主,积极争取外部支持为辅的思想;三,加强依法治警,提高管理的科学性,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公安管理机制,尽量避免“警力”的耗损;四,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把有限的“警力”用在科学预防上,防患于未然,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五,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进一步密切警民关系,坚持专门机关与依靠群众相结合的方针。     

侦查机关“不得夜袭”实施强制措施论——以《行政强制法》对夜袭的限制为出发点

＂不得夜袭＂的规定是行政强制法的一大亮点,违法夜袭对公民基本权利造成重大侵害,并违反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本质要求,在社会主义法治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应借助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契机对刑事侦查强制措施＂不得夜袭＂进行规定。其内容包括侦查机关违法实施夜袭应承担的实体性和程序性后果,并对特定情形下侦查机关实施夜袭的条件和程序进行规定,以及侦查机关违法实施夜袭后应给予当事人程序性和实体性的双重救济途径。     

警察如何公开信息——从“邓玉娇案”引发的思考

“邓玉娇案”引发了社会对警察公开信息行为的关注。警察行为代表了国家权力，警察的不当信息公开行为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大众对刑事侦查的信任危机。警察公开信息行为具有回应性、职权性、不确定性和事实性的特点。规范的警察信息公开制度需要坚持公共立场，防止地方权力干预，运用正当程序公开信息，还需要全面提高警察的素质。警察在刑事侦查中，依据案件的被关注程度与案件的隐私状况作出不同的解释，可以节约司法成本，实现信息公开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从“泥人张”案谈我国对中华老字号的法律保护

近年来，我国发生了多起侵犯老字号正当权利的案件，文章分析了其发生的原因及危害后果，指出人们对商号与企业名称法律关系的误解，提出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下老字号企业维护自己权利的途径。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之完善——以刑事诉讼目的为视角

1979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是实体真实主义的刑事诉讼目的观,所以在程序设计上更多地关注如何利用强制措施控制犯罪,造成了在保障人权方面的许多不足之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应当树立正当法律程序之刑事诉讼目的观,并以此为指导,在立法中遵循程序公正的标准,制定科学的强制措施制度。     

群体性事件警务处置中“慎用强制措施”原则研究

慎用强制措施原则的提出背景是我国当前群体性事件频发。在群体性事件警务处置中,应当坚持慎用强制措施特别是慎用逮捕等限制人身自由的羁押措施。结合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先进做法,在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应多采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逐步实现从＂羁押为主＂向＂保释为主羁押为辅＂的转变。同时,在群体性事件警务处置中,应当注意发挥调解、和解的功效,为群众提供一个正常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和社会冲突解决机制。     

试论袭警行为的防范对策

当前袭警案件频发,给社会、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带来很大危害,预防、减少袭警行为的发生是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重要课题。应该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增大袭警行为的成本;加强训练和培训,提高民警的防范意识和防范技能;规范执法,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预防袭警行为的发生,保护民警合法权益。     

公安机关实现警力合理配置的路径探讨

当前,很多地区基层公安机关警力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短期内大量增加编制、增加警力的做法是不现实的。如何科学配置警力,用活现有警力才是问题的关键。目前公安机关警力配置的主要问题是:"机关化"倾向依然存在、警务运行机制存在时空上的"盲区"、警力要素配置不合理、非警务活动牵扯大量警力等。要实现警力的合理配置,需要从创新警务工作模式、创新用警机制、改革公安机构设置、恰当配置"关键少数"警力、促进警务工作社会化等方面来破解难题。     

密取封缄委托物内财物行为的定罪

有关受托者私下取走封缄物内财物的行为 ,是认定为盗窃罪还是侵占罪一直存有争议。界定刑法中占有的概念 ,明确委托者与受托者对封缄物的共同占有 ,分析受托者行为的秘密性 ,可对该行为给予较合理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