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

人们对影响生活质量的邻避设施抗拒乃至激烈反对,很容易出现邻避型环境群体事件。社会剧烈转型、冲突条件充分、政府公信不足是产生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时代背景,地方政府作为治理主体并非在所有邻避设施上能与公众采取互动与合作,其治理机制还不能完全适应邻避冲突,政府妥协说明其治理成效并不理想。政府理论创新与民主治理能力不足,都不利于避免群体性事件发生。这就需要在决策和执行时规范政府治理主体,完善政府治理机制,提高治理效果,并要做到理论创新和民主治理能力提升。邻避思维不可免,邻避冲突可避免。     

我国现阶段的环境冲突问题及其合作治理机制

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包括群体性事件及其在不同的阶段，因其特点和成因不同，对治理模式应有不同要求。合作治理因其平等化、合作化与开放化等特征，使其更适合于社会属性强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尤其如环境冲突事件。为此，须分析当前我国环境冲突的演变机理和宏观表征，然后从现代公民素质的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提升、民主法治的有效推进以及中央相关政策的出台等方面，阐释合作治理嵌入环境冲突治理的可行性，并围绕完善责权利界定机制、构筑沟通交流机制、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和扩大公众参与机制等角度，尝试构建当前我国环境冲突合作治理模式的实现机制。     

行政跨界水污染治理中的利益协调探讨——以渭河流域为例

跨界水污染纠纷关系到不同行政辖区的利益,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引发地区矛盾与冲突,甚至是群体性事件。因此,治理跨界水污染必须将协调流域地方政府间利益作为一个重要视角。具体来说,一要构建民主而权威的流域管理机构,完善流域管理法律制度建设,加强地方政府的环保绩效考核,完善科层型的流域政府间利益协调机制;二要通过排污权交易来协调流域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促进流域地方政府间对水污染的合作治理;三要利用流域政府间生态补偿政策消除流域内部环境占用的不平等性,从而调解流域经济和环境的关系。     

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与规范基层政府行为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频发给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严重挑战。如何治理群体性事件以便更好地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是摆在基层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多数群体性事件起因于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和权利冲突,农民抗议和上访是为了自身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免受基层政府不规范行为的侵犯。因此,治理群体性事件、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必须规范基层政府行为。     

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深层原因与治理路径探析——基于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

通过对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发现,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存在三个深层次原因:一是民众社会心理出现偏差,二是缺乏畅通的诉求表达途径和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三是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存在"政府失灵"现象。针对这三个原因,提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路径:塑造公平诚信的社会环境,消解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社会心理基础;构建合理有效的诉求表达与利益博弈机制,促使群体利益纠纷自我化解;提高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妥善解决各类群体性矛盾冲突。     

积极推进政府治理创新 妥善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

网络群体性公共危机事件往往始于现实,发端、蔓延于网络,网络舆情的突发性、复杂性、隐匿性和弱规范性等特征构成了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的多元挑战。应对这些挑战本质上也是个系统的过程,必须建立从战略认识到制度规范和应急机制的系统应对体系,也必须与时俱进地创新政府治理的载体和方式,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与创新的进程。     

围观者参与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伦理反思

围观群众参与突发性群体事件,从一定层面上看可以缓解和释放社会转型时期结构性张力给社会个体带来的压力。但必须要认识到,围观者参与突发性群体事件,反映了社会普遍性信任危机、不同阶层之间的道德冲突及相关的社会公德失范。从道德危机生成的角度看,围观者参与突发性群体事件是由于利益分配不公带来的价值冲突、围观者道德理性的迷失以及基层政府政治伦理的缺失造成的。围观者参与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消解机制包括:着力提升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伦理、围观者的责任伦理、基层政府的执政伦理和制度规范的他律伦理。     

环保组织在环境冲突治理中的作用机制探析——基于利益、价值与认知视角

在当前社会经济转型期,环境冲突发生频率日益频繁,对政治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构成冲击.环境冲突形成发展过程表明,环境冲突由体制内维权向体制外抗争转变演绎过程中利益、价值与认知三种因素起着“催化剂”作用.在环境冲突治理过程中,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双重失灵为环保组织介入提供了空间.环保组织凭借自身非利益相关性、价值中立性与专业性等优势使其在环境冲突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利益协调机制、价值规范机制以及认知调整机制等三个方面.     

当代美国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的实践及其启示

当代美国联邦制的实践需要对地方政府间关系进行协调,而协调实践中市场机制与科层制都无法解决全部问题,因此组织间网络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机制应运而生;当代美国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效的制度建设,包括多元化的治理机制、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相对规范的地方政府,这对当代中国类似问题的有效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重塑政府信任: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举措

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利益的矛盾与冲突的社会自力救济行为,其根源在于社会公众对政府信任式微。因此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于重塑政府信任。应从有效治理腐败,规范政府行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政府绩效;积极发展公民社会,增加社会资本;强化社会责任,准确定位媒体角色入手,重塑政府信任。     

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法治的路径选择

网络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引导作用,有利于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促进社会变革和进步,但它极易演化为现实群体性事件而阻碍经济发展、破坏社会秩序。现行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因素缺失,主要表现为网络法律规范不健全;行政法治机制不具体,网络对话法律机制不足,网络预警法律机制空缺,行政执法协调机制滞后;司法追究机制不明确。应该建立健全网络群体性事件法治的合理路径,确立法律治理的基本原则;构建法律治理的制度体系;健全行政法治机制,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加强行政问责,完善执法协调程序,建立网络舆情预警机制;推动司法机制的创新和完善,增强网络司法公信力。     

重塑政府信任: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举措

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利益矛盾与冲突的社会自力救济行为,其根源在于社会公众对政府信任式微。因此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于重塑政府信任。基于对政府信任式微原因的分析,借鉴西方国家经验,要重塑政府信任,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有效治理腐败,规范政府行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政府绩效;积极发展公民社会,增加社会资本;强化社会责任,准确定位媒体角色。     

和谐社会视域中的突发性群体事件治理方略

突发性群体事件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各级政府作为治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主体,首先要建立风险评估和社会预警体系,防止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爆发,并通过制度平台和社会自组织尽量减少突发性群体事件。对已经发生的突发性群体事件,必须坚持处理事件的正确理念和原则,使矛盾得到妥善解决,以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流域治理中的政府间环境协作机制研究——以小东江治理为例

跨区域的河流污染问题不仅引发公用地灾难,还制约上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甚至还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和谐.但是,传统以地域为边界的管理方式在治理这类跨区域河流污染问题上捉襟见肘.因此,需要常态的治理区域公共事务的机制,以保证跨区域河流污染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理.而工程技术层面的流域治理机制必须建立在有效的治理机制上才能充分发挥效用,建立统一的流域管理机构对于小流域治理则制度成本过高、可操作性也不强.因此,地方政府间环境协作是有效治理跨市(县)河流污染的必然选择.采用个案研究方法,通过对粤西地区的小东江(跨茂名市和湛江市)治理实践的研究,发现广东省和相关市政府在作为治理主体时都存在内生性不足,碎片化的治理结构因而最终陷入了治理困境.因此,政府间环境协作是小东江污染治理的必然要求,而这必须建立上级政府监管权威、健全公众参与和流域内地方政府间民主协作的多元治理机制.     

西部国企改革的法律思考

西部地区国有企业目前所存在的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出资人不到位、亏损严重、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必须通过法律制度创新途径来解决,通过加快国企内部体制的改革、重视知识产权、发展高新技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公司法的修订、规范政府行为、创造良好法治环境等措施形成合力,才能实现西部国企的振兴。     

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定位与路向选择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导向价值、凝聚价值、协调价值和教育价值,但限于多元价值观念的冲突、法律和制度规范的不健全、碎片化的培育和践行,使得这些价值功能的发挥面临诸多困境与挑战。因而,在多元价值观念中寻求价值最大公约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共同价值追求,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规范,充分培育和践行,化价值观念为治理实效,才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融入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中。     

农村征地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及其治理——基于冲突过程和典型案例的分析

对中国农民抗争事件的分析已经形成了多种解释框架,但却不同程度忽略了对事件发生过程中冲突背景的分析与探索,对征地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及演化解释力度不足。通过三组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发现,征地类群体性事件是一个从冲突积累到冲突激化再到冲突缓解的过程,其中利益损益是主要的诱发和累积因素,基层政府、企业与农民面对冲突时的应对策略和互动方式是决定冲突强度和走向的关键变量,制度压力则贯穿始终。针对冲突的演化过程及不同阶段的主要激化因素,需要将短期性的策略组合和长期性的制度安排相结合。制度层面的措施着力于解决农民的权益保障问题;非制度(策略)层面的措施则侧重解决冲突过程特别是激化阶段的问题,在面对冲突扩大时,需要采取理性的退让策略和合作策略,避免激化策略和对抗策略。这一分析模型对今后治理农村征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新型城镇化治理模式的创新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国家的治理目标。适应这一目标要求,新型城镇化要创新治理模式:治理主体由政府单中心向政府主导下的多中心转变,治理方式由运动式向制度化转变,治理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化转变。构建这一模式,就要加快政府革新,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新型城镇化重点领域改革,推动制度创新;完善新型城镇化利益协调和监管机制,化解冲突。     

农村群体性事件与基层政府应对能力建设

有效应对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是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和现实难题.提高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治理能力的现实选择在于:构建服务型基层政府,加快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建设;优化公共治理结构,构建基层政府与群众合作共治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的维权机构,引导农民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各类自愿合作组织;推进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促进基层治理由管制型、参与型模式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村民自治模式转变;加快建立与完善群体性事件治理的联动机制,构建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模式.     

基层政府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问题与路径探析

农村群体性事件根植于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时代背景下,是农村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各种矛盾和摩擦的突出体现和过激表现。基层政府作为事件的直接面对者与化解冲突的关键力量,在事件治理过程中反映出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缺失,公共权力行使方式的欠妥及公共治理能力建设的薄弱。基于此,基层政府可以尝试综合治理的路径,切实加强自身的机制建构与能力塑造,进而实现"标本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