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篇作品看古典公案小说的发展及成就

宋代话本小说《错斩崔宁》、明代白话小说《滕大尹鬼断家私》,是古典公案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通过这两篇作品可以看出我国公案小说从出现到成熟的发展轨道,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社会状况和封建司法制度的本质。     

船在明代拟话本中之角色

明代拟话本中,描写了中国古代诸多类型的船,拟话本中的船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其实这些形形色色的船,富有象征意义,它们与灾难、阴谋、婚恋、财富、升仙、历险相互关联.拟话本中的船对于推进故事情节、改变人物命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略论中国公案小说及其价值

公案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价值：一是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二是表现出初步民主思想的火花,三是追求人物形象的个性化,四是比较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公案小说对后世的侦探推理小说有相当的影响。     

宋前杂传体仙传小说与史传重出人物比较研究

杂传体仙传小说和史传在记录人物时,有着共同的程式化的叙事体例,所有杂传体仙传小说都模仿的是纪传体史传的叙述模式,然后用讲述性的语言概括传主的富有代表性的平生事迹和结局。虽然杂传体仙传小说和史传的叙事体例相同,但二者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杂传体仙传小说和史传除了在叙事内容方面存在差异外,在叙事视角方面也有着较大的区别。通过对杂传体仙传小说和史传中重出人物的比较,我们可以明晰地认识到同一人物在不同文化典籍中的差异较大的记录状况,从而更为深入地了解我国的道教文化。     

赋体源自祭祀仪式吗?

赋体的起源是赋学史上聚讼纷纭而又悬而未决的一大公案,最近有学者提出赋体发生,源自宗教祭祀仪式活动,认为构成赋体的两个基本要素———铺陈物类和不歌而诵,均与远古时期巫祝的祭祀仪式活动有关,前者与赋的原始义为祭神而贡物有关,而后者与巫祝的不歌而诵特长有关。但是,通过考察发现,赋之本义为军赋而与祭神贡物无关;不歌而诵也并非巫祝之特长,故而此说不能成立。从文体功能来看,赋之诗源说更为可靠。     

《聊斋志异》未能入《四库全书》的文学原因

纪昀在《四库全书》中对已经风行百余年的《聊斋志异》“黜而不载” ,后人一直为之鸣冤叫屈。而究其原因 ,人们多认为是政治思想意识不同所致 ,即是正统思想与异端思想斗争的产物。其实 ,《聊斋志异》未能入《四库全书》 ,本身包含了中国文言小说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因素 ;纪昀对《聊斋志异》“黜而不载” ,不仅约束了文人对文言小说的游戏态度 ,而且也顺应了当时文言小说急需规范的社会现状 ;同时 ,纪昀在排斥蒲松龄时 ,推出“雅驯”与“简淡数言 ,自然妙远”的正面主张 ,这正是文言小说面对白话小说及戏曲的挤压而突出自身艺术个性寻求生存空间的一种必然呼声。可见 ,《聊斋志异》未能入《四库全书》不仅有其合理的一面 ,而且对于以后文言小说创作亦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蒲松龄与藻绘小说

自蒲松龄《聊斋志异》后,在文言小说创作中形成“摹蒲”趋尚,名之为藻绘小说,然对藻绘小说的艺术个性及借鉴意义未得深究.从以蒲松龄为代表的思想“有意”与艺术“有意”,探讨了藻绘小说在小说叙述观念、风格上与“他类”文言小说的本质区别,以及在小说语言、情节、人物等如何运用小说的技巧及经验原型,突破文言的容受性,使文言小说成为一个具有组织性的架构的价值意义.     

从《智囊》看冯梦龙的编纂艺术

专题性文言小说总集往往因为其从历代史料、笔记、诗话等作品中截取素材以及较为强调传信、实录的审美特征,使得作者无法像通常意义上的创作主体那样获得自由表达的空间。而冯梦龙却能在《智囊》中采用题材的重组粘合、情节的删削提炼、行文的润色修饰、标题的增补重拟等编纂方法,对原素材进行再创造,呈现出与以往众多类书和笔记专集不同的编纂体系,展示了冯梦龙卓绝的编纂才能。     

论“三言”中的公案小说

“三言”中的公案小说既有描写刑事案件的，也有描写民事案件的，还有描写政治性案件的，题材呈现多样化。作品的美学风格既有悲剧性的，也有喜剧性的，亦有悲喜剧因素融为一体的。小说的情节安排手法多样，具有平中出奇、生动有趣的特点。“三言”公案小说中塑造了不少具有鲜明个性的审判者、受害者和犯罪者形象。     

明代台阁体三论

明代台阁体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特别是在永乐、洪熙、宣德之际,具有艺术内蕴和时代意义,并针对学界对明代台阁体是"诗盛文衰"还是"文盛诗衰"的分歧,进行辨析与解读,以期得出更加贴近历史真实面貌的认识,纠正历来学界对明代台阁体某些笼统且又偏颇的评价,作出有意义的学术判断,拓宽这份文学遗产的接收空间,充实明代台阁体研究。     

冯梦龙文学的士商关系及其成因解析

＂三言＂是冯梦龙的代表作,小说主要描绘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政治状况,生动地刻画了当时社会上各种人物的生存状态。＂三言＂中文士和商人的关系比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与追求,彼此进入了对方的生活领域。造成这种士商关系的原因主要在于明代的政治经济和思想上所具有的时代特点,从＂三言＂中审视明代士商关系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明代文人的特色,让我们能更为清楚地认识传统文化中的文人和商人的情感世界,更深刻地理解明代文人和商人的人生价值观。     

顺从还是抗争：论乔伊斯成长小说的现代性

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是一部受现代主义影响的独树一帜的实验性小说。一方面,该小说沿袭了19世纪成长体小说的传统,高度关注了青年人成长与教育问题。另一方面,它突破了成长体小说的叙述模式,丰富了文本的主题内容,削弱了作者的叙述权威。小说中,乔伊斯深刻地展现了青年艺术家迪达勒斯.斯蒂芬挣脱社会制度和叙事模式束缚的心路历程,刻画了他挑战民族、教会、家庭和语言权威的成长过程。     

四库馆臣对台阁体派之体认

清代四库馆臣纪昀、陆锡熊等认为,台阁体是伴随明代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流变的,它形成于永乐,流变于弘治、正德之间。四库馆臣之台阁体文体说及流变说,较为客观地显示出台阁体发展的阶段性,以点带面地反映了台阁体发展的情状。     

“三言”公案小说中的“拷讯”

“拷讯”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司法制度。“三言”的公案小说中有不少有关“拷讯”情形的描写。其描写的“拷讯”在适用对象及方式上大多违反法律规定,循私枉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制度和司法官员能力的低下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简论蒲松龄《聊斋志异》艺术语言风格之渊源

十七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家蒲松龄《聊斋志异》之艺术语言，凸现出文言小说“文约而事丰”①的风格。作者既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学语言，又适当吸取和提炼那个时代民间的口语方言，塑造出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作品用典贴切、自然，叙事、抒情简洁、畅达，行文中巧嵌诗词曲文、典故，妙笔生花，具有工丽典雅而又能恰当表现对象的情状之特点，其人物语言鲜活如画，声口毕肖，而尤以对话最见功力。“异史氏曰”更是上承史传，下启后世，别具一格，堪为文言小说之翘首。     

文言复兴论

文言与白话作为两种书面语言,伴随着中国文学走过了两千余年的光辉历程;文言与白话的兴衰、消长与更替,是中国文学变革的根本性标志。将文言与白话对立起来,尊此抑彼,无疑是片面和错误的,对中国文学的语言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复兴文言语体创作,对于丰富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形式,促进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拟话本小说“掘藏”、“银走”、“悭吝”叙事隐喻

掘藏、银走与悭吝是话本小说物欲叙事中三个常见的母题。明清商品经济的现实语境,使"掘金"、"银走"与悭吝母题与金银的流通性产生了密切联系。拟话本小说中关于这三个母题的叙事隐含着民众对于金银作为货币流通性的朦胧认知,在此基础上,以财行善者被褒奖,悭吝者则被贬斥。金银的流动性、财富的命定性、义利的共生性等观念参与话本小说的物欲叙事,是商品经济发展使然,也是民众对于金银流通性需求使然。     

清代文言小说的泛滥与规范

~~清代文言小说的泛滥与规范@段庸生$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重庆江北400067~~~~~~     

论《三体》的游戏叙事与道德批判

在《三体》小说中，刘慈欣用网络游戏的形式描绘出三体文明的生存兴衰史，并揭开了两大文明斗争的序幕。此种游戏叙事有别于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作者在叙事文本中表达出对古典文化相当程度的认同。通过这类叙事文本，读者得以了解三体世界对其生存真理的求索过程，认识其强大的文明自觉。三体游戏的终章开启了三体文明的星际远征，这次远征是三体文明的未来，也是人类文明的落日，因为它象征着高等文明对低等文明进行了毫无负罪感的反道德力量的侵略。人类文明的不同群体对外星生命的道德认知呈现出不同的态度，这种态度也成为他们面对生存危机作出不同抉择的行为动机，值得深刻反思。     

徐树铮：现实中的“荆生”？——兼谈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守旧派代表人物林纾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影射攻击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新文化人士。小说的主人公“荆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一个迷恋旧文化、手握重权的军阀政客徐树铮？小说是在暗指？是在求援？